女孩天生感性而浪漫，憧憬爱情，飞蛾扑火。
丁玲是以笔为刀，同鲁迅一起，战斗在革命一线的文学女战士，也是为爱癫狂的女孩。
一、丁玲的浪漫情史
受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二十岁的丁玲漂泊到北京，机缘巧合结识了胡也频。
当时的胡也频只是个小编辑，丁玲还没有找到人生方向，算得上没收入的无业游民，胡也频不介意，疯狂地爱上了她。
两个人相识的时机很不对，时值丁玲弟弟肺病去世，她伤心欲绝地回老家奔丧，两个人或许从此错过。
让人意外的是，向来软弱的胡也频，竟借了钱追到丁玲老家，胡热烈的爱意打动了丁玲，两人确定恋爱关系。
丁玲是爱胡也频的，可当她遇到冯雪峰时，不可控制地也对他产生了爱情。
两男人各有优点，各有吸引她的地方，在当时提倡思想解放，恋爱自有的背景之下，丁玲提出三个人一起生活。
胡、冯真就答应了丁玲，三人租了房子，同吃同住同眠。然而这种畸形的关系让两个男人很痛苦，终以冯雪峰退出告终。
丁玲嫁给了胡也频，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天，胡也频被捕，紧接着被杀害，丁玲陷入痛苦之中。
丁玲是爱胡也频的，但耐不住孤单寂寞，抵不住冯达长期坚持的殷勤，胡也频去世后第9个月，丁玲跟冯达住到了一处。
几年后，丁玲在家中被抓入狱，她认定是冯达出卖了她，出狱后，果断和他断了关系。
有趣的是，丁玲在狱中，怀上了冯达的孩子，并生了下来。
出狱后，丁玲逃到延安，33岁时，在一次文艺汇演上，丁玲被小她13岁的年轻演员陈明吸引，并主动展开追求。
五年后，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扯证结婚。
巨大的年龄差距，带给他们许多压力，期间陈明曾顶不住压力，与年龄相仿的女演员席平结婚。
婚后，陈明心里放不下丁玲，丁玲亦穷追不舍，没过多久，陈明抛弃已孕妻子，重新回到丁玲身边。
丁玲是有魅力的，感性的，丰富的，大胆勇敢的。但她的爱，稍欠妥帖，略微自私。
她开放的婚恋观念，受二十世纪初新思潮的影响，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标榜为反抗旧思想，走在时代前列的象征。
然而时代是会变的，丁玲不会想到，她的情史，会在世纪末成为人生污点，拼命洗也无济于事。
二、丁玲沈从文的友情
沈从文和丁玲，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二人是通过胡也频认识的。
1925年沈从文23岁，丁玲21岁，两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北京相遇。
年轻人刚开始打拼，家里又不是大富大贵，尴尬、现实、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穷。
人生最艰难的时光，他们是咬着牙一起过的，房租太贵，就带上胡也频，三人一起租房，挤在棚户区。
当时只有胡也频还算有个正经工作，是个小编辑，但收入微薄，沈从文四处投稿，稿子写了一大堆，稿费拿不到几个。
丁玲当时还没找到人生方向，全靠家里接济。
三个年轻人，诗酒当歌，浸染在俗世里，却不沉沦。
他们有钱了就吃顿好的，没钱了交不起房租，就白天上街上躲着，晚上溜趁房东不注意溜回出租房。
那段恣意潇洒的日子，是沈从文和丁玲友情的高光时刻。
彼时，胡也频和丁玲是恋人关系，每次两人吵架，都是好脾气的沈从文从中调节。
后来，丁玲爱上冯雪峰，胡也频在三角关系中，情伤深重，第一个想到的倾诉对象，也是沈从文。
在沈从文的劝说下，胡也频回到丁玲身边，丁玲忍痛割舍掉冯雪峰，胡、丁二人步入婚姻。
1931年，沈从文29岁，丁玲26岁。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混了个教书先生的活儿，日子尚可，丁玲两口子却不幸遭难。
28岁的胡也频在狱中被杀，留下丁玲和快出世的孩子，生活窘迫。
沈从文没钱，却也没袖手旁观，东拼西凑借了一千块钱接济丁玲母子。后又亲自前往接应。
沈从文先是把丁玲母子安排在自家妹妹处，又辗转把他们护送到湖南老家，丁玲母亲处。
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因着他对朋友过于慷慨，导致自家生活捉襟见肘，跟他别扭了一辈子。
可见沈从文对朋友，当真掏心掏肺。
1931年11月，胡也频牺牲不到一年，丁玲跟冯达住到一处，1933年5月，冯达和丁玲一起在住处被捕。
从文如水，文字像诗一样，自然醇美，人也一样，只管懒懒散散地教书写文，不混圈子不问政治，所以没什么话语权。
即便如此，丁玲两次被捕，沈从文都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求人。
他人微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始终没有停止奔走，没有畏惧为丁玲发声。
彼时，当权政府不断施压，几乎所有文人都闭上嘴，明哲保身。
只有沈从文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实名登报，为丁玲喊冤。
第二次被捕，丁玲被关了一年多才释放，期间谣言不断，称她已经遇害。
沈从文听信了谣言，以为丁玲已经不在人世，于是写下《记胡也频》《记丁玲》纪念亡友。
就是这两本书，为丁、沈二人50年后撕破脸皮埋下伏笔。
三、不同的人生选择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局动荡，新旧思潮激烈碰撞。
有想法、有斗志的年轻人，纷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笔为刀，做舆论战场上的战士，“左联”代表人物是鲁迅。
1930年，胡也频、丁玲先后加入“左联”，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
受时代影响，丁玲坚定地认为，具有实用性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明确正确的政治导向，就是文学最大的实用性。
纵观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丁玲索性逃到了延安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个到达根据地的知名作家。
一直到解放前夕，丁玲都扎根在革命根据地，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献计献策，发光发热。
丁玲对党和国家的爱，是炽热的，值得尊敬的。
1951年，响应国家抗美援朝号召，丁玲捐款一千二百多万元（旧币）。
1975年，经历了特殊时期的煎熬，生活稍有起色的丁玲，捐出1万元，用以支持农村的生产建设。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丁玲终于等来了道歉，等来了属于她的荣誉，凭借为革命做出的突出贡献，在文化界坐拥极高地位。
1930年，胡也频还活着，丁玲也未入狱，夫妻两个轰轰烈烈地加入革命，并邀请沈从文一道。
沈从文没有去。他只想做个纯粹的文人，教书，写稿，他对政治没有看法，对物质也没什么追求。
他就想搞好研究，写好稿子，用一生追赶铄古切今的文学巨匠。
他只想懒懒散散，平平淡淡地活着。日子一天天过，除了感情上鸡飞狗跳，乱七八糟，其他倒也差强人意。
1948年，革命胜利在即，沈从文这些不作为的“自由派”，成了革命文人“左联”的重点攻击对象。
从文如水，恬静淡然，却也柔弱不堪一击，怂得很。
顶不住压力，沈从文事先从里屋把门顶上，再割了颈，后又喝下一碗煤油，铁了心想死。
幸好张兆和的堂弟及时赶到，救下了他，可没过多久，沈从文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住进了精神病院。
1969年，更严酷的考验压到沈从文身上，特殊时期，他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风波过后，沈从文致力于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默默无闻地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丁玲的后半生，充满了鲜花和掌声，名利双收，相比之下，沈从文混得太差，太惨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灿烂的友情是暂时的，志不同，道不合，地位相差悬殊的两个人，注定渐行渐远。
四、决裂背后真相
丁玲和沈从文的决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丁玲第二次被捕出狱后。此时沈从文仍旧十分惦念丁玲这位老朋友，丁玲对他却冷淡。
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丁玲母亲告诉她，沈从文曾经到过她们湖南老家，当时丁玲的两个朋友邀请他一同拜访丁母，但被沈从文拒绝了。
在丁玲眼里，沈从文不肯参加革命，就是“懦弱、怕死”。
沈从文不肯去拜访丁母，是怕被连累，还是“懦弱、怕死”。
二是冯雪峰曾建议沈从文用个人名义保释丁玲，遭到沈从文拒绝。
丁玲不问沈从文当时是何想法，也不管他是否有难处，听说这档子事儿后，果断地把“懦弱、怕死”的帽子，更牢靠地扣到沈从文头上。
1936年，沈从文护送妻小回丈人家，途中，沈从文专门去看望丁玲。
半年后，沈从文去丈人家接妻儿，再次顺路拜访丁玲。
虽然不如年轻时候亲热熟络，此时俩人关系也还算过得去。
事情发展到这里，丁、沈二人的一个不问，一个不解释，光凭着两句道听途说，就冷了脸，还是颇为遗憾的。
第二阶段，是两人思想意识产生冲突，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丁玲选择了革命，注定了这辈子要轰轰烈烈，沈从文选择了自由，注定平平淡淡。
五十年代初，沈从文遭到“左联”抨击，丁玲还安慰沈从文，让他尽情地写作，国家支持写作自由。
可丁玲是鲜花掌声捧着的革命英雄，沈从文是被批斗的小丑，年轻时候关系再铁，身份地位不同，该淡还是要淡的。
那段时间，沈从文带上儿子，再次拜谒丁玲，这一次，丁玲的态度十分冷淡。
当时，沈龙朱不过15岁，却也直观地感受到了丁、沈二人之间，冷漠尴尬的气氛。
丁玲冷漠的态度，说白了就是在下逐客令，自此，沈从文再没上过丁玲的门。
丁、沈二人的关系走到这一步，已无需惋惜。曾经再美好也只是曾经，地位不同，何必强融，渐行渐远的人，何必追。
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丁玲看过《记丁玲》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沈从文，二人彻底撕破脸。
《记丁玲》成书于30年代初，彼时受西方文化影响，婚恋观念十分开放，甚至有大批年轻人，把婚恋和性的解放，当成时髦。
丁玲抨击《记丁玲》是在80年代初，彼时，丁玲刚刚沉冤得雪，恢复名誉。
彼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国内的婚恋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说两男共妻一女这样的事，男女之间拉拉手，多说几句话，都是要被人戳脊梁说闲话的。
丁玲的感情经历，本就丰富多彩，加之沈从文是个烂漫的恋爱脑，《记丁玲》三十年代看尚可，放到八十年代，竟有伤风败俗之嫌。
这一阶段，丁玲抨击沈从文也好，跟沈从文极其难堪地决裂也好，与其说是在表达愤怒，不如说是在自保。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胡也频）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提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沈从文的笔下，不止有丁玲奔放的感情经历，还有对少女对爱情对性的渴望。
在过于保守的80年代，桩桩件件的桃色故事被写成书，刊印出版，不仅是耻辱，还可能招来灾祸。
丁玲刚刚平反，内心更是害怕，不管沈从文写得是真还是假，为了颜面、地位、安全，她都必须站出来反驳。
在香港版的《记丁玲》中，丁玲亲自批注127条，抨击沈从文所言不实，用低级趣味看待她，描写她。
有趣的是，基于丁玲丰富的人生经历，无论丁玲怎么解释，人们都相信沈从文所言不虚。
抛开《记丁玲》内容之虚实，沈从文侵犯了丁玲的隐私，这一点毋庸置疑。
作为一个女性，少女的心思被赤裸裸地揭发，恼羞成怒可以理解。
丁玲当然有权利反驳沈从文，以当事者绝对的权威，否定一切。
但她在否定沈从文的时候，也否定了自己，否定了绽放过的青春，否定了热烈过的爱情。
这场官司，归根究底，是革命者丁玲否定了恋爱脑丁玲，老年的丁玲否定了青年的丁玲。
人总会长大，也必然年轻，谁没犯过痴，谁没着过魔，谁没极端过，谁没犯过错？
丁玲一定深深地认同过三十年代开放的婚恋观，所以才那样热烈地追逐过爱情。
时过境迁，今天看她的情感故事，自私恣意了些，却也洒脱痛快。
反倒是她咬牙切齿不承认，跟老友公开撕破脸的姿态，有失风度。
至于沈从文，从文如水，他从没跟丁玲正面刚过，只私下抱怨过几句。
若时光倒流，回到几十年的书案前，他明知《记丁玲》会给丁玲带来困扰，葬送他们的矫情，应该就不会动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