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自pitchfork by 桐岛&佳慧
这是伦敦东南部一个温暖的星期四夜晚，但在Archy Marshall的酒吧后院里，一切都弥漫着檀香山般的夏日气息。入口处布满了棕榈叶和桉树枝，像是专门为了来访的巨嘴鸟准备的。这位显然不是来自热带的音乐人被称为King Krule，他正舒服地坐在桌子边，喝着啤酒抽着烟。慵懒又无精打采的Marshall是这个庸俗的场景里一个怪异的点缀，就像是莫名闯入宜家卖场的一件艺术精品。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一位郊区流氓抱着一个女人从酒吧外踉跄地走过，并大声地向他的对手尖叫着。酒吧里的客人纷纷侧目。Marshall眼都不眨一下，小声地嘟囔了一句：“真怪。”随后他又回归到我们的话题：脏东西（gunk）。
“一切都关于这些肮脏又黏糊的东西。”Marshall盯着我说。
23岁的他即将发行的新专辑The Ooz，是一张诞生于灵感枯竭期和懒惰期的产物。Gunk隐喻着Ooz，正是这些黏糊的脏东西无情地造就了我们。
“那些你平时所做的恶心事儿”他继续说到，“比如流鼻涕、挖耳屎、吐痰、射精、撒尿、拉屎。”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忘记了啥。“你的胡子，你的指甲……所有这些恶心的东西。你做的时候压根儿没想过，其实你一直都在不断地制造着这些垃圾。我脑海里不停地想着这事，就像个引力场似的，一直吸引着我。”他的目光回到他的啤酒上。“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一切。”
这“一切”推动着The Ooz的诞生，整张专辑就像是Marshall潜意识里经历的一场浓雾弥漫的旅程。这是个人意识上升时期，仿佛在空中突然攫取地，半消化地某些灵感的产物，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在大概两年左右，充满冲突的时间段里，Marshall考虑将这张专辑作为垃圾朋克摇滚的复兴，同时包含着深入探究他的家庭过往的一种概念，以一种广泛且多样的结构，大部分歌曲则凭空设想了“引诱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年轻女子拜访他”完成。
于是整张专辑就变得模糊不清:参杂着令人兴奋的爵士乐花式吹奏以及灵魂乐的鼓点。日记体式的布鲁斯作曲侵袭，间或是垃圾摇滚风格，迷幻雷鸣式的击掌声；以超现实的方式叙述Marshall与抑郁失眠的斗争，交织着来自遥远城市，梦幻般地致意和陌生的语言。去年他的西班牙女友飞回老家，没有回来的打算，他得以有大量的时间去完成他创造性的作品。
我们见面的这天正值八月中旬，四年前，Marshall以King Krule的艺名在十九岁生日那天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6 feet beneath the moon。这张专辑使他成为了伦敦独立音乐界的新宠儿。他才华横溢又锋芒毕露，仿佛Mike Leigh的反乌托邦电影里走出的消瘦异类。他沙哑的声音就像混入滚筒烘干机里的砾石，浪漫主义般地歌唱着清醒，唱出了伦敦年轻一代湮没在资本主义泛滥野心下的沮丧。
从那开始，Marshall留下了一系列音乐印记，阴郁的后摇即兴片段，化名Edgar The Beataker的饶舌制作，还有他在2015年以本名发行的专辑A New Place 2 Drown，充斥着白日梦般的嘻哈氛围乐，与此同时还带来了一本与他哥哥合作的诗歌插画集。但Marshall始终把最本真的音乐藏在King Krule皮下，在这皮囊下是一个把外界的丑恶和内在的脆弱融为一体的年轻人。
从6 Feet Beneth The Moon开始，Marshall就发现King Krule所要诠释的角色便是他自己，一个变化不定的自己。一部分矛盾归咎于他的感情生活：那时的他与自己的长期女友生活幸福，但最终却发现这安稳正一步步地侵蚀着他的创造力。这段感情随之走到了尽头。在2016年初，他邀请了他的西班牙女友与他同居，这段关系开始变得认真起来。
“这女孩鼓励我去写这张专辑”，他盯着他的膝盖对我说道，“我每时每刻都想打动她，我会叫她‘来读读这个’、‘看看这个’、‘跟我过来这儿’。”The Ooz里有段独白Bermansery Bosom分别以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形式出现了两次，追忆着这段忧郁的都市罗曼史：“Me and you against this city of parasites/Parasite, paradise, parasite, paradise.”
Marshall不再着迷于他身边的音乐，“我的兄弟们都是玩饶舌的，都是beatmakers”，他说道，“在我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创作，然后我们开始合作。”在他与朋友们的合作过程中，Marshall渐渐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他一手创造的世界里，“我后退了一步，就好像‘等等，兄弟们，我已经好久没听到过一张像样的吉他专辑了’，于是这就是我要做的。”
某一天，他的Facebook收到了一段神秘的视频，视频里一个孤独的男中音萨克斯风手在东伦敦的一座大桥下掀起了阵阵热潮。怀着即将要举办一个即兴演出的想法，Marshall回复了这位发件人，一位名叫Ignocio的阿根廷男子，“过来我这儿，看看会发生些什么”。那天晚上，Ignocio的演奏就像在哀叹着Marshall与他朋友们的跨曲风合作的困境，这位失意的音乐人重新燃起了对爵士，bassa nova，嘻哈和朋克的热爱。
他的灵感迸发期再次到来，而The Ooz正是这段时期的结晶。他认为这张专辑介乎于声音艺术和电梯音乐之间，关于前者他称赞到Dean Blunt和Dirty Beaches这些标新立异的流行音乐先锋，而关于后者他则认为电梯音乐精准地反映了无聊的思考和无处不在的孤独。这张专辑笼罩在一阵迷人的迷雾之下，触电般的律动，在阴影里流淌而过的旋律，伴随着抽象而不安的歌词，“I saw some crimes when I was young and now my brain is gunk,” 他在Vidual里唱到，“Idon’t trust anyone, only get along with some.”
为了进一步深挖他的潜意识，Marshall开始探索他的家谱，绘出一幅关于他祖先的地图。他的祖母曾是鞋业巨头Bata公司的一名资深员工，他翻看祖母遗留下来的日记，发掘出祖母那段传奇的冒险经历，原来在她定居伦敦之前，她的足迹曾遍布特立尼达拉岛、秘鲁、布拉格、柏林和巴拿马。（Marshall还提到了他母亲的家族，在战前他们曾过着贵族般的生活，然而到了后来生活却一落千丈。）
Marshall还邀请他的父亲，一位艺术导演和布景设计师，负责Bermondsey Bosom(Right)的独白，除此之外，Half Man Half Shark这首歌借鉴了父亲在Marshall小时候写的一首名叫Body of a Man in The Belly of a Horse的歌。Marshall的那首歌则以父子大声喊叫歌名开始，然后爆发成一首关于欲与怒的狂欢圣歌。在结尾，Marshall唱到， “See world you’ll never know/At least when you look to the stars they still glow/Well, not for me though.” 这是典型的Krule宣言，对抗而又浪漫，一个被宇宙排除在外的叙述者，他的承诺在难以触及的地方苟延残喘。
在采访开始之前，我们请求Marshall坐在酒吧后门处的凳子上为我们拍几张照片。酒吧里的客人经过发现了相机后，往往会惊讶地停下然后悄悄地走出镜头。Marshall进入了例行的客套环节，他挥动着手臂呼唤客人们“参与进来！”，他不停重复着这句话，逗乐了那些对他名人身份抱有怀疑的酒醉家长和孩子们。如果他人的注意让Marshall感到些许冒犯，他会学着接受它。“我曾经坐在卫生间里幻想着我正在接受关于我的音乐的采访”他笑着承认道，“现在终于实现了”。
Marshall和他的兄弟，出生在一个服装设计师妈妈的房子里。坐落在伦敦东南地区。在某个不寻常的周末，他们爸爸的一个靠近白金汉宫、看起来更中产阶级的公寓里。“我妈妈不怎么呆那”他说，他在他那张自拍的照片上潦草的画着。“那你希望她，去那边吗？”“嗯...我希望我能吃得好一点.”他笑了。“我不知道怎么烧饭，我们经常吃很多，冷冻的食物和外卖。”
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活在一个宽松具有艺术气氛的家庭，非常适合他。他妈妈经常带他去各种音乐会，把他放到各种狂野的家庭派对上，并且在某些寂静的时刻会同他一起讨论电视机里的艺术和音乐。他记得在八岁的时候写了他第一首歌——“是最糟糕的东西，以一个美国人的口音唱的。”那之后，在Roland 8-track录制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则消耗了他整个青少年时期。
他告诉我，就在这条路边的酒吧里，大概12岁的时候，他表演了第一首“还不错”的歌曲。于是一群抽大麻，穿着紧身牛仔裤，独立圈的孩子们将他拉入了他们的世界。烟草和音乐让他不再是一个尴尬无聊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更狂热的人。他老是被学校开除，根据他的叙述:“一些愚蠢糟糕的东西使我活该如此，”他指的是毒品和涂鸦。他来到一个专门为开除的孩子设立的教育中心上学。“我被欺凌了”他承认，“这是一段非常奇怪的时光。”他随后遇到了一个古怪的人，他愿意和Marshall分享他的兴趣。每一次午餐，他们就会消失在座椅上，跑去不停的吸烟，满足他们的欲望。
当地的政府威胁:如果他再不去接受教育的话，将要扣押他们的父母。而有过家教经历的父亲，则被点燃了他的学术热情。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和他呆了一整天时间，并要求他去读类似于《雾都孤儿》的书籍。“那玩意儿真的很难读懂！”他回忆道，做了个鬼脸。“狄更斯老是把“Fagin”叫做“老犹太人”，怎么回事嘛？”
尽管如此，无聊的时光也是有回报的。在他的空余时间里，仿佛被吸进了音乐的虫洞中。“那时候的音乐基本上都很垃圾”，他说的是2000年左右的那段时光。独立，流行，the Libertines，类似于那样的东西。但他们确实对我有影响。像Justin Timberlake and Timbaland的专辑，FutureSex/LoveSounds确实让我印象深刻，当时那个制作真的是很疯狂。”
他的生活基本是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氛的英国学校里面，学校里会混合政治，社会学和音乐，历史之类的东西，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形式教给未受传统洗脑的学生们。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我遇到了很多温和的人，他们同我一样喜欢那些娘炮音乐。”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Derek Moir。一个高级的公司职员，并且曾经担任后朋克乐队deep is的吉他手，这个乐队促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格兰现场音乐制作事业的繁荣。当他15岁的时候，他发行了U.F.O.W.A.V.E，一张低保真充满诗意的制作专辑，包括这首Our Getting Ribs.”，这些歌曲包含着这样的联系:他的巨大的仓库里的产品和史诗般的英语，使得青少年的独立，听起来非常迷人。录制标签，同学和音乐博客点燃。但Marshall依旧不满意，尤其和现场观众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在酒吧现场变得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会直勾勾的盯着观众的眼睛，然后唱，就好像，yo，你特么在笑我？”他说，“这是一种自我武装的武器，我希望人们害怕我”。
说到“Out Getting Ribs，他继续，“我感觉到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当你非常温和并且开放的时候，丢失了愤怒背后的东西。即使当我和我的乐队一起演奏的时候，即使当我和我所喜欢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是想说：“fuck all of you”，你不理解我在说什么。你是不是不知道，这种愤怒来源于何处？但这就是我对待音乐的态度，大写的'Fuck You’,我很生气。”
Marshall的成功带来了新的挑战，他的家庭有了新变化。他妈妈设计的t恤在他的网站售卖。而专辑A New Place 2 Drown则带来了人们对于他哥哥艺术上的一些关注，在2014年里，两兄弟共同设计了一个名为Inner City Ooz的展览，类似于新专辑预告。当我问到父母是否担心你的未来的时候，他变得有些激动：你知道吗？只要我的音乐成功，我就可以说现在我才是家里的老大。我才是那个给家里带来很多钱和机会的人。”他清理了一下肩膀，露出一副胜利般好笑地手势。“现在他们已经给了我一定的尊重”他补充道。
Marshall现在开始减少他的大麻吸入量，最近还搬回与他的母亲一起住，重新拾起他之前独自住在伦敦的公寓里制作专辑时的生活规律。但他仍然会在夜里辗转反侧，有时甚至彻夜无眠。“我有一个特别糟糕的想法，就像噩梦一般，与那些我所知道的爵士音乐人相比起来我是如此渺小，我做得并不出色。”他跟我说到。“我脑海里甚至有这样的场景，某个人转过身来，对我说到：‘你就是个他妈的流行歌手罢了。’然后我有那么一瞬间对此确信无疑。”
在The Ooz里，Marshall把这些局限性塑造成独具一格的艺术。如果没有这些脆弱、欲望和混乱的野心，甚至如果没有创作的瓶颈期，这张专辑压根儿不会存在。对于Marshall来说，他似乎尽力让自己毫发无损。酒吧打烊之后，他一边跟酒保聊天，一边漫不经心地打电话叫着出租车，打算去往附近的一个家庭聚会。在出租车上，他回忆起去年与Earl Sweatshirt一起吸大麻的那个月，那段灵感枯竭的时期，自我怀疑会让歌词都哽在喉结。他一时感到有些尴尬，但他的沉默很快就结束了。“我的创作都挺垃圾的”，他偶然提起，凝视着车窗外，“我对此有点不太自信。”他目光回到车里，暧昧地笑着说：“但我现在准备好做回这一代人当中最好的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