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的想象（8）

仪式是人类学宗教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相应地，对仪式的关注恰体现了人类学对于自下而上的文化的传统关注。无论人类学家们各个流派彼此间分歧如何，其共通的认识论倾向于将广义的宗教理解为具有人们用超自然逻辑解释一切的知识和实践体系。而在中国，尤其处于当代中国的城市社会中: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社会竞争加剧而导致的功利实用主义在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中愈发被默许或公开提倡，以及义务教育普及的深刻广泛影响，它们所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便是信仰在现代语境中愈发显得与科学成为反义词，分别在辩论情境中暗含褒贬性。（当然，不只有仪式这个词，任何词汇在具体语境中的应用意义，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由此导致，人类学的这些传统论题反映出与公共生活相脱嵌的特性。但这一特性并非本文讨论的核心，而是探究仪式在当代人生活中普遍的，具有现实情景的意义。进而找寻意象（主题词）与其同样的特征和意义转述路径。

很多名词都能同时指向具体的某个或某些物、事、人等，它们所反应的是词汇的指代性；它们同时可以用其他文字来定义出一个抽象的范围，以将某一类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同性质的物、事、人囊括进一个概念集合，即名词的概念性。当我起初理解仪式时——指的是其在这两层含义的彼此互动关系，曾认为其词义随社会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往往是从其概念性开始的，将在代际集体间无意识地产生认知的差异后，渐渐引申到具体的指代含义。

但在我试图举例论证时，却丝毫无法组织起恰当的材料和记忆，即便这个论点在我心中本身似乎无懈可击。于是我反向假设，即词义的变化由指代性的变化引申为概念性的彻底更改。这不仅更容易举例；并且发现，继续推演为何指代性处于变化的开端位置的问题，那么答案便顺其自然地走向了唯物史观的结果，即生产力为首的物质条件的变迁影响了社会整体实践形式变迁的方向的确定性，而生产实践方式发展的方向，就是人们实践情景中的语言所指体系发生变化的倾向性，而能指体系作为人类实践的进一步拓展的必要因素，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换言之：当我们的传统仪式行为渐渐淡出社会舞台剧场的聚光灯下，那么，作为所指的单纯符号载体——即两个假设完全无意义的汉字“仪式”——仍然存在。那么，若其不因具体使用情境减少而使用频率减少，终致词汇淡出历史舞台；便必须给予它更新且活跃的指代性意义，方可免其消亡之灾。而新的意义便必然在实践中产生，它与相对原初的含义之间必定具有一种相似性，以通过类似谐音般的，可以使全社会轻易理解（传播的效果所必然要求的特征）的隐喻法。那么在仪式这个词汇本身的例子中，它被重构为类似“规范化”的象征意义。我们也很能理解这样的例子本身，因为早期的仪式往往与宗教或原始宗教等信仰行为有关，涂尔干提出信仰具体存在与表象之中，而仪式正是这些表象的载体。那么维持信仰功能性便需要象征体系（即行为模式）以一种难以摆脱的重复性行动——经常是对社会的基本需要而做的某种象征性的戏剧化表演[213]。戏剧也许有诸多特征，但其最初在仪式中得以创生时，必定是重复、神圣、癫狂的形式以期宗教功能得以实现的，这种表演性质的综合特征便是规范。

即便布迪厄强调了各类社会实践的结构性规则与人类个体的能动创造性之间必然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但观察使我们发现了些许端倪。在表面上，这种能动创造性之所以往往被早期社会理论家们忽视的重要原因便是：在实践中人们油然般易于忽略自身的创造性，原因是在各类社会场域的象征资本压力下，将对这些能动性的解释置于原有结构的倾向性。换言之，马克思探讨的量变质变并非像他自己一样设想的停留在实质层面的探讨，而仅仅是关于结论性描述的争论。所以在那些我们可以举出例子的早期社会形态中，最强有力的象征资本聚集的仪式实践也便承载了最多的结构性价值。那么最具结构性的实践的仪式的特征必然难与“规范”脱开关系。

“规范”显然在任何时期都不等同于“仪式”，但前文论述了“规范”是“仪式”最为人熟知，为人敬畏的特征，那么它在隐喻过程中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便不足为奇了。人们在原有指代物日渐消亡的社会环境中寻找新的指代关系，便是找具有同样显著特征的行为。例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婚丧嫁娶、生日、工程起止、重要事件发布等等，它们显然与人类学对宗教的描述——对超自然力的相信——相去甚远。但他们同样具备正式的氛围、规范的组织形式和过程的表演性，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时间地点的选取、措辞举止的规矩、心理的重视以及程序的重复当中。

绕回最初的起点，我们如此啰嗦地描述仪式的词义变化这件小事，仅仅是为了将其本质规律印证在另一个概念——意象当中。印证关系从两个角度可被发现。其一是意象同样与其原意产生了指代关系的变化，进而引申到对其概念理解在社会整体认识层面的变迁。但由于意象的概念并非某类现实物质的集合体，而是言语行为中的工具载体，那么它其概念变化（认识）也必然直接体现在语言行为（实践）中。其二，可以把“仪式”看作一个具体的意象的使用，即从微观层面证明意象使用行为如何变化。二者归一即为意象使用的变化的具体过程，而探讨过程则是为了找寻当代意象使用的集体意图和机制，以及意象使用与社会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

（暂未写完、修改，近日内补上最后的结论以及修改后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