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三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三个终极的问题解决不了。
樊登：我们请到了，在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最受欢迎的哲学教授，邓晓芒老师。
欢迎您，邓老师。
邓老师的这本《哲学起步》，是他在学校里边给非哲学专业的本科生上的一门哲学课。在书的封面上就写了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为什么在您这三个问题里边，把我们是谁放在第二个？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的都是先说“我是谁”。
邓晓芒：因为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樊登：这个问题在先。
邓晓芒：这个问题在先。就是说一个事情，你要了解它的本质，你必须要看它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我们要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外貌，必须要知道他的过去，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哲学的问法。
樊登：所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特别吸引我，就是我们过去都认为说，人和其他的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在于人会用工具。
邓晓芒：对。
樊登：但是邓老师提出来说，他认为这个用工具，并不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因为也有很多动物会用工具，像猩猩就会用那个树枝掏白蚁，这么吃。邓老师认为，人和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携带工具。携带工具才带来了人的直立，工具的进化，进而工具形成人的符号等等。
您是为什么讲哲学课，要从人是怎么区别于动物这儿开始的？
邓晓芒：因为自从康德以来，我研究康德这么多年，康德哲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以人为中心来谈哲学。所以它是人类学的，它是哲学人类学的。
那么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谈哲学，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来了一个哲学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樊登：颠覆。
邓晓芒：对，一个颠倒。就是不是我去认识那个对象，而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对象，都是我建立起来的。客观的东西是主观所建立起来的，那才是真正的客观。如果没有主观，那个客观你是不知道的，有没有都不知道。
樊登：所以应该先研究主观？
邓晓芒：先研究人。先研究人就必须要搞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样到哪里去。
樊登：那咱们就先说说，人到底是怎么来的。您给大家论证一下，为什么携带工具这么重要？
邓晓芒：这个以往的人类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应该是说我初次发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能够初次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从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起源的问题，而以往的人类学家，都是从一种自然科学和动物学的眼光、进化论的眼光，从表面现象来描述人类是怎么产生的。那无非就是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
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而且近些年人们也知道了，乌鸦和鹦鹉都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
樊登：对。网上有一个视频特别夸张，就是描述这个乌鸦欺负各种各样的物种，就它的大脑，好像比别的鸟聪明得多。
邓晓芒：对，从大脑占身体的比例来说，它是最聪明的。所以我就考虑，这个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恐怕单这样子不行。因为自从英国的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后，这一条基本上就被大家否定了，被学界否定了。因为你不能把黑猩猩也称之为人。
如果你要把它称之为人，你得有一系列的论证。所以这个就存疑。
很多人就找很多别的理由，什么外星人，或者是从海里面进化来的。
樊登：亚特兰蒂斯人。
邓晓芒：对，然后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我就觉得这些说法，都是非常表面地从单纯的科学技术的眼光来看，没有从哲学的眼光看。你从哲学的眼光来看，就发现，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后，他还带着工具走。
他为什么要带着工具走？带着工具，有些石器很重的，要耗费多余的体力，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对这个工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跟黑猩猩不一样。
樊登：黑猩猩掏完了，它就扔了。
邓晓芒：就扔了。但是人把工具带在身上，他就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工具是我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不能把它丢掉。我要用它来对付猛兽，对付开路等等各种各样的需要。就像用我的手一样，我没有像野兽那样锋利的爪牙，但是我有石头、有工具，所以携带工具这样一个举动，就使得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
就是自然界是我的一部分，而原来的黑猩猩虽然也用了工具，但是那工具不是我的一部分，我把它扔了，到时候再去找。
樊登：人反倒用工具实现了天人合一。
邓晓芒：实现天人合一。
樊登：我们和自然界融为一体了。真有意思。
邓晓芒：而且人的工具比黑猩猩要复杂，要难制造得多，比如说石器要打制打磨，所以扔了很可惜。你下一次再要来做，临时有事做不来，要花时间。
樊登：可能也正是因为要携带，所以才有了进化的机会，他才要不断地改造那个东西。
邓晓芒：对，所以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人如果四肢着地走路的话，这个工具携带不了，他必须要腾出手来。腾出一只手，或者两只手来拿工具。一只手拿工具，你就四肢就走不了了。
樊登：三个脚走不了。
邓晓芒：对，那你就跛行了。你就必须要两脚着地来走路，而且失去了爬树的功能，上树的功能。你手中有了利器，可以对付任何猛兽，可以追逐任何动物，这个带来的好处，要比那个损失要大，所以就传下来了。
怎么传下来的？我那个书里面还没有讲到这一点，后来才想到这一点。通过按照进化论的方式看，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性选择。就是说两性选择，用进废退已经被否定了，比如说我用得多，它就传下来了。
樊登：对。
邓晓芒：遗传没有作用的，但是性选择是有作用的，你两足行走手里拿着石器，比那个四脚着地爬，在这个雌性的猿人看起来要酷得多，要有魅力得多。于是它就传下来了，是这样传下来的。
樊登：这个自然选择里边，其实有三种选择方式。这个刚好给大家可以普及一下。
第一个，个体选择，它个体的形态跟别人不一样，那它能够留下来。
第二个，集体选择，就是它有群体性的行为。你像蜜蜂这些东西，它是群体性的行为选择下来。
第三个，性选择，就你在性的交配的几率上的优势带来了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人是通过性选择这种方式留下来的。
邓晓芒：对的。
樊登：这就是我们在哲学的开篇所需要了解的人从哪儿来。
邓晓芒：对。
樊登：哲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吗？
邓晓芒：当然这三个问题，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就是不光是人在生物学上面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而且涉及到人的精神、人的历史、人的社会、人的语言，以及人的自由意志等等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涉及到可以说是哲学的所有的问题。
樊登：我看到您这里边，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关于历史这件事，这就是我们从哪儿来嘛，那从哲学家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历史这件事。因为我们平常说到历史，那似乎就是故事、年代。
邓晓芒：过去了的事情。
樊登：那哲学是怎么看待历史的？
邓晓芒：可以讲过去了的事情，只对人来说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是因为过去了的事情，代表了过去了的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过去了的文化，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他们所带来的、过去了的文化之中。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这对我们今天肯定是有意义的。
所以，历史才能够传下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携带的信息，历史完全可以丢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我们重新开始。
但是因为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传统，尤其是摆脱不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还是说的几千年前、几万年前，老祖宗给我们创造的文化，创造的这一套语言系统，包括汉字系统，包括语音系统。
所以我们跟历史是割舍不开的这样一种关系，因此我认为，历史学不是单纯指过去的事情。历史学就是人性学或者人性论，历史学是人学。
当然文史哲都可以说是人学，有的人说文学是人学，哲学是人学，那么历史也是人学，都是有关人性的，因为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樊登：所以我们人类之所以重视历史，其实是有了它的哲学含义的。
邓晓芒：对。
樊登：因为只有人才会从历史当中吸取那些经验教训，和留下来的东西。动物永远活在当下。
邓晓芒：对。
樊登：这就是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只是露了冰山的一角，让大家知道说历史，还有我们人类的进化这些东西。那我是谁，这怎么定义？
邓晓芒：我是谁是一个很扎心的一个问题。
樊登：很扎心的问题。
邓晓芒：对，就是每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内心恐怕就会一动。这个特别是在那些作家，小说家他们那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到底是谁，这个小孩子反而觉得我就是我嘛，我叫我自己名字就行了。但是你稍微有了一点生活经历，你就会发现，你本来以为自己是的那个人，根本不是的，还有更深的东西。
所以讲到这个自我意识，这个问题，也是哲学界一个历来讨论的热点，什么是自我意识。
所以我提出来一个所谓的怪论，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的。就是自我意识的自欺本质，就是自我意识实际上是自欺。自欺不是贬义的，每个人当然有贬义的自欺，但是每个人都免不了自欺。
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别人看，同时又把别人当自己看。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来看，这就是自我意识。
樊登：所以就像心理学里边讲的，叫我是我的观察者。
邓晓芒：对。
樊登：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当别人看。
邓晓芒：对，当对象看。
樊登：这也是自欺的一种？
邓晓芒：动物比人差就差在它不具备这种自欺的能力。所以西方的人类学家有的人，给人下定义，就是人是能够自欺的动物。人是能够作假的动物。就是说他把自己当对象，他知道自己不是对象，他把对象当自己，看那个对象，他就有一种移情的冲动。艺术家就是这样的，艺术就是有意识的自欺。你明明不是他，但是你姑且把自己当作他。
樊登：这个后来研究说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镜像神经元。因为人的大脑当中有很强的镜像神经元。所以你看到别人吃酸梅，你的嘴里都会流口水，就是把对方当自己看。
邓晓芒：对。
樊登：这也是一种自欺。
邓晓芒：对，这个当然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上面来讲的。我从哲学上来讲，就是说自欺是人的心灵的本质结构，包括我讲的所谓符号，语言就是一种符号。我用一种发音来代表某个对象，我明明知道这种发音不一定代表那个对象，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说法。
樊登：对。
邓晓芒：但是我姑且把它当作那个对象，我教我的孩子，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那个对象，于是孩子就学会了。
樊登：这是一种共同的自欺。
邓晓芒：共同的自欺。
樊登：就是大家都约定把这个叫杯子，其实这肯定不叫杯子。这东西叫什么不知道，但是大家都互相欺骗，我们都把它叫杯子，就行了。这太有意思了。
邓晓芒：就相通了，所以意识也好，自我意识也好，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欺之上的。
自欺实际上是一种符号能力，使用符号的能力。制造和使用符号，它是起源于制造和使用工具，携带工具。符号相当于携带工具了。我脑子里面有了那个功能以后，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我随时可以脱口而出。
这就是那个东西，你要不没有这个称号的话，你指着那个东西，你说不出来。人家不明白你啥意思。
樊登：对。
邓晓芒：你一说，大家明白了，因为大家都认可了这样的语言功能，所以我的《哲学起步》里面讲到，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个是基点，一个出发点。
但是它的另外一个重要推论，就是人是制造，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就不用说携带了，因为符号本来就是人随时制造的，就相当于携带了。
樊登：对。
邓晓芒：卡西尔提出过一个命题，就是人是制造，使用符号的动物。我的这个解释，就跟他的挂起钩来了。但他没有追溯到它的根源。
樊登：根源是从工具那儿开始的。
邓晓芒：对。
樊登：那这个我是谁，就用自欺来解释吗？我是谁，我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能够想象出符号的这么一个人？
邓晓芒：我是具有一种自欺能力的，具有一种姑妄言之的假设能力的这样一个主体。
樊登：那这个只是对人做了一个定义。
邓晓芒：对。
樊登：那究竟每一个个体，像我，樊登，我到底是谁呢？我是一个讲书人，还是一个名字？
邓晓芒：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因为自欺嘛，他是个活的，他是姑妄言之，我是谁，我要搞清我是谁，必须要等着瞧。
樊登：等着瞧？
邓晓芒：看我自己怎么做。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我是谁，我还不知道？！最了解我的就是我自己了。其实不一定，但是我们要知道、要清楚，每个人对自己的了解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可以无限深入的过程。
樊登：这就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了。
邓晓芒：这也是回答了，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死。
樊登：就是别人以后再问说你是谁，我说等着瞧。
邓晓芒：对，你看我怎么做事。我自己也是，我自己要认识自己，也要看我自己下一步怎么做，或者是在我盖棺论定之前，我都不能够完全给自己下一个定义。
樊登：那即便是这么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这么一个慢慢观察的过程。观察些什么呢？是以这个人做的事来定义他，还是以他的品德来定义他，还是以他所获得的头衔和身份来定义他？
邓晓芒：应该是以主客观的能动关系，包括我做的事。我做的事，不是说那件事情，而是我做的事情，那么从那件事情可以看出，可以改变我，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改变了对象，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我自己。
所以我是谁，你必须放在这里，在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我不断改变世界，不断改变自己，最后才逐渐逐渐显示出来。比如说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大致上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了。
樊登：就会不会是孔子说的，知天命的那个感觉。
邓晓芒：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岁他大概就知道自己是谁了。
樊登：您现在已经快七十了？
邓晓芒：我七十一了。
樊登：那您现在搞明白了吗？
邓晓芒：我现在搞明白了，但是还不能最后明白，因为它还可能有变动。
樊登：那您大概说说您是谁？
邓晓芒：大致说我是一个学者。我现在七十一岁了，我余生有一个计划，要做哪几件事我心里有底了。而且我只做这几件事。所以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做，都没意义了。
樊登：您这说得有点早，万一是活到一百五，这后边还有五六十年。
邓晓芒：一百五不敢想。
樊登：现在很有可能。
邓晓芒：我想再活二十年。我计划在二十年中，做的事情满满的了，都排满了，还怕做不完。
樊登：所以，您基本上是一个用自己的事业在定义自己的人。
邓晓芒：对。
樊登：那可不可以用一个头衔来定义自己？
邓晓芒：学者。
樊登：就是它是综合在一起的。
邓晓芒：对。
樊登：或者那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丈夫。
邓晓芒：那个当然是了，但是那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还是学者，这个也不是我一开始就要做的，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当学者。一直到年轻，青年时代，都还没想到过。
有人曾经有一次问我，你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我说两个字“农民”。
樊登：为什么，你很久都不种地了？
邓晓芒：不种地但是我爬格子。
樊登：叫笔耕不辍。
邓晓芒：对，我爬格子相当于插秧，我批改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相当于砍柴。砍了一段漂漂亮亮的柴。我把它做这种比喻，自我感觉是这样的。
樊登：就是那个农民情结一直在。
邓晓芒：农民情结。所以我为什么把自己排得满满的。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还在生产队出工，队长等会儿来要检查工作的。
樊登：要工分。
邓晓芒：你这一天干了多少活，你没有在偷懒，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恐怕要到一定的年龄了才会有。
樊登：您给大学的本科生，讲这些东西，他们在课堂上什么反应？说我是谁，说你要慢慢看。
邓晓芒：还可以，不算很热烈，因为讲哲学，开始几堂课爆满，后来慢慢人有些稀少。但是还是有很多有兴趣的。基本上座无虚席，但是没有像开始那样挤着挤着站在门外头。那种情况没有，后来倒是出了书以后的反应，出乎意料得强烈。
樊登：就这本书《哲学起步》。
邓晓芒：出了以后，放在家里抱着书看的时候。
樊登：会回味。
邓晓芒：有时间去想。
樊登：就像您刚刚说我是谁，这是要等着瞧的一件事，我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重要了，我们过去说到我是谁的时候，就觉得没法回答，真是不好定义。实际上，你不需要就回答它，慢慢看。
邓晓芒：但是还是要放在心里，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就是想要知道自己是谁，这是跟后面的下一个问题，我要到哪里去有关，就是说你要知道我是谁，你必须要等到，你知道了我要到哪里去，你才回过头来知道我是谁，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这辈子还有一个很庞大的计划，要干这些事情。
这是我愿意干的，不是人家逼着我干的。这是体现我的自由意志的，又涉及到什么是自由的问题。
樊登：那有没有可能您愿意干这件事，是因为你脑海当中，构思出了一个队长？
邓晓芒：肯定是的，跟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经历在我脑子里面树立了一个队长。
樊登：这种愿意会不会是一种自欺的行为？
邓晓芒：当然肯定是这样的。
樊登：也有可能。
邓晓芒：因为实际上没有哪个人逼着你做，我也可以像所有的人一样，到处去旅游，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应该有享受的权利了。
樊登：跳广场舞。
邓晓芒：没有人会说你不该，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跟老人说，他们都很能领会。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受了这么多苦，不能白受了，应该有一点结晶的东西，应该有点反应，是个人嘛。
樊登：化学反应，对，最后留下一些东西给后辈。
邓晓芒：应该留下些东西。
樊登：那您觉得是希望后边的人少受一些苦吗？
邓晓芒：倒也不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现在年轻人也很苦，不亚于我们当年的那种苦。
樊登：这个特别像叔本华讲的，他说痛苦的总量是不变的。
邓晓芒：可能。
樊登：对，就是你在没结婚的时候，你觉得结了婚肯定就好多了，结果一结婚发现，哇，新的痛苦又产生了。然后你没买房的时候，你觉得如果买了房肯定不痛苦了，那买了房新的痛苦又产生了。
他说，一个人这一辈子痛苦的总量是一样的。
邓晓芒：对，所以我对于痛苦有种亲切感，我觉得一个人受苦不见得都是坏事。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要让以后的人不受苦，或者像鲁迅所讲的，我们扛起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幸福的天地里面去，到光明的天地里。
不一定是这样。你扛起黑暗闸门，说不定后一代人，有更重的闸门要他们去扛。
于是我把我的东西写出来，让他们更有勇气来对付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樊登：就人类的挑战，可能始终都在。
邓晓芒：始终都在。
樊登：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到哪儿去。
邓晓芒：就是自由。
樊登：这里边您就专门讨论了三种不同的自由。
邓晓芒：对。
樊登：您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分三类？
邓晓芒：我们对自由经常有不同的理解，有很肤浅的理解，就是为所欲为。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我要有理智，要理性地、明智地选择；还有一种比较高层次的，就是说像康德所讲的，自由，实际上是意志的自律。
樊登：意志的自律。
邓晓芒：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我这个法是我自己立的，不是别人给我立的。这就叫自由了。所以，自由它是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哲学家都不理解第三个层次。就是说人为自己立了法，那还能自由吗？你就受这个法的限制了。其实那就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自由。
樊登：“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个道理。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孔子给自己立的法，要比外在的世界立的法要严得多。
邓晓芒：对，但是他也自由得多。
樊登：对。
邓晓芒：他这才到了自由的境界，你以前的为所欲为，实际上，是受你的动物性冲动支配的。你是不自由的。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自由是一种非常表面的自由。
樊登：其实你是你欲望的奴隶。
邓晓芒：对。
樊登：被你的欲望驱使，甚至有时候会做很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或者事后追悔莫及的事。
邓晓芒：对，当然你也可以像合理的利己主义那样，用一种明智来安排自己，来选择自己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合理的利己主义者，你都可以使自己过得很幸福。但是那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基于你的利益的考虑和动物性的需要。
所以，你并没有超出动物性，你还是受一种本能的规律所支配，那还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真正自由应该是精神上的自由，那就是自律。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我自己得遵守，那就是已经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我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出于利益考虑，我是出于应该，我觉得应该，这就是到达一种道德境界了。
就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我的道德法则是自我立法。我做一个道德的人，是不受任何动物性的东西所干扰，所影响的，而是我自己愿意的。那才是一个自由人。
樊登：但是这个道德法则，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枷锁？
邓晓芒：那就看你是什么道德法则了。就是说你如果道德法则，是先人给你规定的，圣人给你制定下来的，那有可能是枷锁。
但是如果道德法则，是出于你自己的理性，像康德所讲的，出于所谓的绝对命令。所谓绝对命令，就是说用你的理性去想我的行为的准则，要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就是用孔子话来讲，就是“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
当时别人问孔子了。孔子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有一言终身行之者。
樊登：其恕乎。
邓晓芒：其恕乎。
樊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邓晓芒：因为这是可以终生持守的，不受任何东西影响。那么这样一条法则，是你自己定的法则，恰好说明了你的自由意志。
樊登：就是你的境界比别人高了太多以后，导致你变得更自由。
邓晓芒：对，也不受任何一般人所受的那种束缚。
樊登：就像我听过一种解释说，孔子说四十不惑，其实不是不迷惑的意思，是说不惑于外物，就不被外在的物质所左右，这也是一种境界上升的过程。一直到70岁，他给自己订立了更高的准则，彻底自由了。
邓晓芒：对。
樊登：好辩证，说你管自己管得越严，你到最后越自由。
邓晓芒：孔子还是很了不起的，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美哲学家，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人受束缚的时候，还可能是自由的，甚至于可以强迫人自由。
这可能的，其实强迫人的自由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有。
比如说，古希腊有个神话，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以后，他不是要回希腊嘛。就在海上要经过一个海峡，那个海峡里面有很多海妖。
樊登：唱歌。
邓晓芒：唱歌唱得很好听，他又想听那些海妖的歌，但是又怕就是听入了迷，就会掉到海里去，海妖把你吃掉。他就事先让水手把自己捆在桅杆上。
樊登：对，绑在那儿。
邓晓芒：绑在那儿动不了，水手都耳朵里面塞了蜡，听不见。他就没有，他就可以听到，这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来束缚自己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日常生活中都有，我要达到某个目的，我就必须要做有些事情，有些事情不能做。
樊登：实际上，这是一个隐喻。
邓晓芒：一个隐喻。人为什么不能够束缚自己，为什么不能为了自由来束缚自己，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
当然他那个时候，最后还是为了一些感官的享受了。
康德就把它提升到纯粹理性的这样一个高度，就是不是为了任何感官的、感性的东西，而就是为了坚持理性的原则，自己的行为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以后，它就成为了一个逻辑上面叫作不矛盾律。
樊登：不矛盾律。
邓晓芒：不矛盾律，就是符合不矛盾律的，符合逻辑上的同一律的。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那个意志，我把原来那个意志坚持下来了，这个理性的自由。
樊登：所以像康德的那种生活节奏，在我们今天看来，到底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就是他每天都准点出来走路，整个镇上的人，都把康德当成对表的。他只要一出来，几点钟就到了。
邓晓芒：对。
樊登：这个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理解来说，这就是一种不自由的状况，按理说我想几点出来就几点出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这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的家乡，就每天准点就出来，但是在他看来这是自由的。
邓晓芒：太自由了。
樊登：太自由了。
邓晓芒：他很得意，他说我从小体弱多病，我从来没想到过能活这么大年纪，他活了80岁。在当时活80岁很不容易的，他居然能活80岁，而且他70多岁还在干活，还在写东西，而且他的影响几百年了。这么大的影响，他是很划得来的。
樊登：划得来的。
邓晓芒：他是个自由人。
樊登：自由人。我们得重新理解自由这件事。这三个问题就是哲学，最终极要解决的问题。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所有的哲学说来说去，其实逃不开这三个问题。
邓晓芒：对，当然早期的哲学，它还包含很多问题，比如说科学的问题，像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包括物理学的问题，后来还包括伦理学的问题，包括美学的问题，包括宗教的问题。这些都归到哲学来解决，后来慢慢这些问题都独立出来了。一个一个地独立出来，它们有它们的解决方案，解决的原则，哲学最后就剩下了一个形而上学。
西方的形而上学剩下一个关于存在的学说，什么是存在。后来慢慢独立出来以后，哲学变得很单薄了。到了康德的时代，哲学几乎就走向衰落，因为它的所有的功能几乎都被自然科学取代了。
樊登：被牛顿他们。
邓晓芒：被牛顿、伽利略他们取代了。所以康德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他重新复兴了西方的形而上学。就是说除了有一个自然形而上学，再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更重要。
他建立了两个形而上学，一个是自然形而上学，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这个给后代留下了非常广阔的一个余地。
樊登：是不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做的，都是道德形而上学方面的东西？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在自然的形而上学方面，做出的贡献没那么多。
邓晓芒：基本上不做。
樊登：不做，基本上不做。
邓晓芒：或者说他在自然观上面，他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看法，一些观点都是为道德服务。
所以我把中国整个的哲学，包括老庄、禅宗，全部归结为伦理学之后，就是道德形而上学。
樊登：我看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因为很多不同版本的思想史，你发现一直发展到明清的那个阶段，还是在谈论先秦的东西。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没有跳出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这几个人，中间偶尔就是有一个禅宗冒了一下头，剩下的没有太多变化。因为伦理学的东西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巅峰了。
邓晓芒：对，它伦理形而上学，它必须跟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而这个社会状况，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就是一种农业自然经济，家族宗法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家族式的关系，包括国家，家国天下，全都是按照这一套模式建起来的。
所以，它这个形而上的体系不会变的，只要这个基础不变，它这个就不变。它本身内部并没有发生危机，中国形而上学很圆融的。
樊登：就是我们用儒家那套东西，基本还都能hold得住。
邓晓芒：都能hold得住，都很圆融。
所以，我们的危机，不是形而上学本身的危机，而是时代变了，形而上学要变，是这个问题。西方是形而上学内部的危机。
樊登：没有创新了。
邓晓芒：没办法创新，你跳不出这个存在，包括海德格尔都是想到最后存在的问题。
樊登：已经到存在与虚无了，存在与时间了。
邓晓芒：对，还是老问题嘛，亚里士多德就在讲这个，你跳不出来，所以你只好否定解构形而上学，后现代基本上就是这个倾向。但是如果没有形而上学的话，这一些问题都无法解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樊登：形而上学就是物理学之后，伦理学之后，语言学之后的东西。
邓晓芒：对，你必须把这个之后的东西，之上的东西要把它讲清楚。
樊登：您这本书能够成为一本畅销书，您意外不意外？
邓晓芒：意外。
樊登：对啊。
邓晓芒：绝对没想到。
樊登：很专业的一本书，讨论哲学的，竟然能够成为一本畅销书。
邓晓芒：而且学生在课堂上反应，也不见得很热烈，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们也许从来没考虑过的。你突然一下冒出来会很新鲜，但是他提不出问题，他不知道从何讲起。
樊登：我个人分析，就为什么您这书会成为一本畅销书，包括我们自己在樊登读书里边，也讲过很多跟哲学有关的书，但是我们之前读的，或者讲过的跟哲学有关的书，大部分是哲学史书，就是讲柏拉图怎么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谁谁怎么说。
所以，我们是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在看待这些过往的故事而已，但是您这本书没有引用说，历史上，他们怎么说，是直接切入到哲学的本质。
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要解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谁，这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谈话谈完以后，我才能够感觉到，这才是真正地在讨论哲学问题，而不是在学哲学史。
邓晓芒：对，当然以前有个说法，叫哲学就是哲学史，就是说你要进入到哲学，你必须要先了解前人哲学家他们是怎么想，怎么考虑问题，他们提出哪些问题。
因为那些人都是顶尖级的聪明人，他们都不是傻瓜，你想要提出一个他们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你必须先把他们怎么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搞明白。
我写这本书，其实也是学了哲学史，把自从古希腊到现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了解了以后，我才能写得出来。
就是说一些他们的问题，但是不是按照他们那样说，我按照自己的说法来说。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来说。
樊登：邓教授谦虚，他说他只是有所了解，其实他是把像康德、黑格尔，这种我们一般人根本啃不下去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句读，做下来的功夫。
樊登：您学哲学一共多少年了？
邓晓芒：应该说我从1969年算起。在乡下的时候，我1964年下乡。1969年开始学哲学，看书。
樊登：多少年了，50年，学了50年。那时候，您最早看的哲学书是什么书？
邓晓芒：那个时候，看马列的书看得多，但是马列的书，也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它跟英美不一样的，它就是德国思辨哲学那种方式。
我看多了这种书以后，无形中就有一种熏陶和影响，还有那种表述，恩格斯表述特别流畅、简洁、一语中的。马克思深奥一些，但是也是非常厉害的。
我就想把这套东西学到，那时候在乡下没有任何人请教，我就自己啃，死啃做笔记，做眉批，画满了又去买一本，又来做。
樊登：那时候您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邓晓芒：初中生。
樊登：初中生自己学哲学。
邓晓芒：因为我觉得自己理论水平太低。
樊登：您那时候没有中考的压力。
邓晓芒：所以我那时候是很幸运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哎呀，你那时候真是比我们好，你那个时候可以随自己的兴趣，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樊登：对啊。
邓晓芒：我们现在这都是老师家长逼着你，非得看这个，你不能看那个，没有自由。我们那时非常自由。你想看哲学，你想看文学——我们看好多小说，在农村看好多小说。那知青带来的。
邓晓芒：我们的一个县下六千知青，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看好多小说，然后就看哲学书。哲学书最开始的知青点里面也有几本，后来我就自己买，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候我都买尽了，都看了，包括《资本论》。
我家里有一套《资本论》，我爸的。我爸还有一个《小逻辑》，黑格尔的。
后来看了很多书以后，我就想要看《小逻辑》了。那一年从春节回长沙，后来返回去的时候，我就带了一本《小逻辑》。这一年我就看它。
结果大半年就看完了，做了详细的笔记。
樊登：那会不会一开始看不懂呢？
邓晓芒：肯定看不懂，看完了都看不懂，做了很多笔记都看不懂，但是有收获。黑格尔的书特别奇妙，就是说你看不懂你有收获。你会受到他的那种语气、语调、节奏的感染。
所以你写东西也会有那种节奏。我们经常通信嘛，很长的信，一二十页一封信。
樊登：您大概是中国最有学问的初中生了我觉得，用黑格尔的语气跟人通信。
邓晓芒：当然还达不到了，但是无形中受到那种熏染。后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再回过头去研究黑格尔，我觉得懂了。
当时不懂，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也没怎么看，就无形中就懂了。因为还看了很多别的书，受到一些相互印证，再看以前的笔记，我就懂了。
樊登：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普通人。
邓晓芒：对。
樊登：您觉得这个对普通人有什么好处，普通人为什么要学哲学?
邓晓芒：当初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杂志的编辑，我给他寄了一本，寄了一本以后，他过不久给我发个email来说，我九岁的孩子看迷了，他先看,他先抱着看。我就觉得对哲学的兴趣，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天性。
樊登：天性。
邓晓芒：天性，小孩子最喜欢哲学，但是大人不喜欢他喜欢哲学。
樊登：把它泯灭了。
邓晓芒：要压制它,想那些东西没用，你得考学,你得通过考试，我看你成绩怎么样。连文学书都不让看,小说都不让看，动画片也不让看，都有限制。
我们那个时候，这个限制少一些。所以那时候反而没有压力，学习没压力。
再一个，那时候经常是下农村去学农，到工厂去学工，到工厂，到印刷厂去跟排字工检字，到农村去挖土。跟社会接触还多一些。
然后自己想发展什么兴趣，就发展什么兴趣，学校里面各种兴趣班，什么美术，我每年都是美术班。我那时候酷爱美术。
樊登：您那时候那叫素质教育。
邓晓芒：是，那时候没有这个说法。那时候就是说，你想参加哪个班都可以。它有各种各样的由你选择。
所以，我跟那些年轻的，后来这些学生们讲起这一些，他们都好羡慕。你们那时候好自由，那才是叫作童年，我们现在叫什么童年？！所以，做家长的，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樊登：所以做家长的人，也应该关心一点哲学。
邓晓芒：对。
樊登：是吧，就把自己的天籁的那部分打开，然后让孩子们能够有一点形而上学的这种想法，他将来长大了以后，他才会有更大的梦想。
邓晓芒：是。
樊登：其实你看爱因斯坦就说，他说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九岁的时候，就好奇这个天空。我一直到了老，我也没忘这事，一直都在好奇。
邓晓芒：对，这就是一种哲学境界。九岁的时候对天空的那种好奇，绝对是一种哲学的好奇。
樊登：对。
邓晓芒：我那时候也有，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对天空好奇，当时想将来要当天文学家。要当天文学家就得把成绩搞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当然后来也没当成，后来又想当画家，后来画家也没当成，就到农村去当农民。所以我现在的这些冲动，做学问，探讨哲学问题，都来自于这一点，来自于我的经历。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后一代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他们有他们的经历，他们必须自己去闯出自己的天地。
我们这一代人就这样交代了，就只能这样了。
樊登：您还有20年的任务。
邓晓芒：对，打它20年，说不定还活不到20年。但是我现在的生活有点像康德，安排得非常规律。
邓晓芒：我每天锻炼，早上起来踮脚。
樊登：踮脚。
要踮几分钟，这叫出早工。踮完脚就在那里做一会儿事，然后去吃早饭。吃完早饭以后，就是又做一会儿事情，到11点钟就去踩椭圆机。我们家买了个椭圆机。
樊登：锻炼。
邓晓芒：锻炼。然后下午起来干一会儿活，就去做划船机，晚上就是做俯卧撑，做完俯卧撑再上床了。
所以我每天的时间都是说，到点了，现在该干什么了。
樊登：那像我们今天安排这录制，您是不是纠结了好久。
邓晓芒：打破了。
樊登：打破我的节奏。
邓晓芒：今天上午的椭圆机就没法做了，但是我早上还踮了脚。
樊登：我听完您讲您的成长经历，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们，就是非得把孩子打造成一个模子。
邓晓芒：对。
樊登：那里边的东西，套出来都跟别人一样的冰棍，这觉得这太痛苦了，真的。所以人学哲学，这本书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哲学能够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件好事。
邓晓芒：那当然，应该把小孩子的童心，把它保持住，千万不要伤害它，他将来会大有发展余地的，不管他将来干什么。
樊登：我们这些成年人读一些这种书，也是找回童心的一个过程。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让我们活得天真一点。
邓晓芒：是。
樊登：想象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这时候你可能面对生活中的负担和压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和我的自由比起来，没那么重要，和我是谁，我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比起来，没那么重要。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生动的一课，让我们不但学了哲学，还知道了一个哲学家是如何成长的。再次感谢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