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故事与听故事》

何以了解人生？讲故事。『叙述故事可以用作整理经验和建构现实』，故事没有被说出来的地方，那里会有空白、有疑问。

『这里有一段人生的印痕，如疤痕般凸起。阅读它们。阅读伤痛。改写它们。改写伤痛。』这句话是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她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里所说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跟叙事的理念特别贴合。

珍妮特说在她小时候，『妈妈主宰语言』，所以家里从来只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但是长大后的珍妮特意识到『为了逃避妈妈网目细密的故事，我必须有能力讲自己的故事。虚虚实实就是人生。而且它常常是个掩饰故事。我在写作中找到出路。』她在书写中寻求答案、寻求疗愈。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也就是说，小说里一部分是她自己的人生，还有一部分是虚构的。对于这样的改编，珍妮特解释道：『我认为对我而言最悲哀的是，我写了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故事。另一个故事太痛苦。我无法从中幸存。......我略去的事是那个故事沉默的双胞胎。』

这不正是我们受伤的人讲故事的状态吗？TA讲出来的是那个TA目前可以承受的故事，但是还有一个『沉默的双胞胎』隐藏在被讲述出来的故事背后。诚如黄素菲老师在推荐序里所讲：『一方面是开显的、有意义的、可进入的，另一方面又是遮蔽的、静默的、远离的。』那个『沉默的双胞胎』就存在于『语言破碎之处』。

我们都知道那个『沉默的双胞胎』其实更具有意义，更需要被讲述和被聆听，珍妮特也『希望那些沉默会被某个人听见，然后这个故事就可以继续，可以被重述。』

但是既然语言已经在此处破碎，又怎样被讲述与被聆听呢？答案是『换一种语言』。珍妮特就是这样『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回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求助于诗。我们可以翻开书本。有人在那里等我们，深潜于文字中。』苏轼在被贬惠州与儋州、仕途失意、生活窘迫的时候，也常常求助于陶渊明的诗，在陶渊明的语言中找回自己的语言，他『和尽陶诗』，也从中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当然，我们还可以求助于绘画、音乐、舞动，它们也文字一样，都是叙说与表达的方式。

身为叙事取向助人者，我们把自己的语言奉送给来访者，丰富和补充破碎之处，让沉默的故事得以被讲述，『把语言作为熨斗，将漂浮的经验烫平在生命的平台上，去除遮蔽、重新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