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父亲

许忠贤

2012年1月17日，我永远失去了父亲。将近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相貌会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们老家把父亲叫大，我大病重的时候，很想见我一面。我对电话里的弟弟说，告诉大，让他等我几天，临近过年，等我忙完了边防哨所过年的事务，立即回家陪他过年。我大没有等到我回家，在声声呼唤中离开了人世。得到消息，我跪在为哨所送年货的半道上，面对高山雪岭，压抑着心底的悲痛，泪眼里全是一生苦难的父亲：

我大兄弟姊妹多，生活艰难。我大虽然只念了高小，但胸有文墨，就在县政府担任了通讯报道干事。后来，国家经济困难，提倡家在农村的干部工人回乡务农。我大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又在生产队担任了会计，经管着大家的经济账目。

青壮年的父亲，身材魁梧，腰板挺直，有着山一样的力量。生产队扛麻包，他一人能扛两大袋，稳步上粮垛，脸不红，气不喘，腿不颤。他虽然舍得力气，农村的条件还是太有限，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

    1978年初中毕业，我考进了省重点中学，却把一副沉重的担子加在了父亲肩上。他说：“全公社才考了你一个，我就是累死，也要把你供出学。”

父亲能依靠的，只有生产队的工分和木匠手艺。我不知道父亲是咋挣的钱，反正他每月都会按时给我捎生活费。

高一那年夏天，父亲到学校给我送钱。我发现父亲两鬓添了些许白发，平滑的额头也有了粗细不一，弯弯的细皱纹，那原本挺直的脊背也微微的下躬了些。看着满脸疲惫的父亲，我心里阵阵刺痛，鼻子发酸，泪水盈满了眼眶。他见我难过，说：“别担心，困难只是暂时的。”父亲从贴身的衣兜摸出一叠纸币，塞到我手里说：“我做了两担木箱，夜黑来给人家送去了，这钱你先拿着用。”又说：“嫑熬煎屋里，咋都能过，再说我这有的是力气。”父亲拍着自己的胸膛，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力量。我接过钱，父亲脸上显出了一丝欣慰，我觉得薄薄的纸币在我手里十分沉重，似有千斤，想捏紧了，指头像没了力气。“放心吧，好好念你的书，等你出了学，我就能歇下咧。”父亲转身向校外走，我默默跟在后面。看着那微驼的脊背，我蹒跚的脚步也变得沉重起来，鼻头一酸，眼泪又下来了。父亲的脊背不再像大山，像一座碑，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艰辛和劳累，也刻满了深深的爱。

　　高一暑假，我回到家才发现，场院摆了不少碗口粗的木头。从生产队劳动回来，父亲顾不得喝一口水，就脱了上衣，把那些木头压在木马上，躬着腰身，像一只虾。他一只脚踩住木头，一只手握着木锯，另一手在旁边辅佐，一下一下解起木板来。他的身子随着解锯一上一下的抽动着，手一拉木锯，身子就直了，手里木锯朝前一推，身子就弓成了月牙形。解下一块巴掌宽的木板，足足用了半个多小时。父亲“呼哧呼哧”喘着气，头上的汗珠一颗接一颗掉在地上的锯末里，慢慢缩成了锯末团儿，脊背上的汗水，如同下雨一般，弯弯曲曲地朝下流淌。想起父亲日复一日地这么劳作，我的喉头哽咽，鼻子发酸。父亲抬头看见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望着我说：“我苦些没啥，就是，想叫你，多学些文化，有出息，以后为国家和社会多做些事情。”

    我要帮父亲解木板，父亲想了想，把木头卡在桐树上，换了一把大解锯，我和父亲对拉起来。不一会儿，我的胳膊就酸困疼痛，失去了知觉。看我费劲的样子，父亲“嘿嘿”笑着，说：“算咧，你去树荫下看书去，我一个人能成。”我狠劲地摇头，两个人干，毕竟能让父亲轻省一点。

    一个暑假，我只帮父亲解了一些木板，就上学走了。父亲要把那些巴掌宽的木板，一块一块两面刨光，在侧面打上眼儿，用沾着木胶的木钉一块块拼接、黏合了，做成木箱一个面的大板，再刨光，在木板四周锯出卡锁，再刷上木胶，相互咬合粘牢后，做成木箱。然后再刨光，油漆几遍，打磨光亮了，配上锁，才算做成了一只能出售的箱子。那时候，生产队的农活也不敢耽误，只能用生产队劳动之余和晚上时间。做这样的木箱，得耗去父亲所有的休息时间。

    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做成的木箱也不敢公开出售。卖不上好价钱，父亲忙碌十几天的休息时间，才能做成一只箱子，但只要有人要，那怕只挣可怜的两三块钱，他也会高兴好几天。

父亲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劳碌着，供我上了高中，考进了陆军军事学院。

我当了军官，父亲的眉梢露出了笑意。每年回家探亲，每封信里，他都要反复叮咛：娃呀，要把公家的事当事干，好好干。公家给你发着工资，对公家和别人的钱和物，不管一针一线，还是万儿八千，都嫑眼红，千万嫑伸手，不是咱劳动挣下的，千万不能拿，小心招祸！

父亲的教导始终激励着我，三十多年来，不管在哪儿工作，工作上从没人说三道四，在钱和物上也从来没有过闲言碎语。

披着漫天的鹅毛大雪扑进家门，跪在父亲灵前，刚烧了几张纸，亲友们便劈头盖脸责骂起来：“当官的娃回来了，连你大最后一面都不见？”、“忘恩负义的东西。”、“不孝顺的货。”面对亲友的指责，我无言以对，只有流不干的眼泪和心中的巨痛。但我知道，躺在棺材里的父亲，一定会赞成我的选择，原谅我的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