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成为了有名的艺术家。一尺尺堆高的画稿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下午三点多，客人们照例参加他的沙龙。这些精英名流脱帽致敬，笑容可掬，他们的礼仪多么古老啊。墙上的铜制衣钩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不在乎他的嘴说什么，让嘴自由发挥吧，沙龙所有客人专心致志地聆听他的高论，他聆听并复述衣钩告诉他的高论。衣钩唤醒他对蛇杆手铳的金属弯钩的记忆：
“许多烈马挟尘披风，马背上天然地长着一具具刺青红肤的印第安人的身体，泥塑似的马嘴像陶艺课上的作品，喷溅滚烫的飞沫，指挥与它们合为一体的土著，向手持火铳的西班牙人甩出刀刃……与此同时，时空另一端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出版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旋即封笔，决定英明。他赢得掌声，不屈的形象和余生的安宁。”可想大艺术家未必都失去很多，但或许盛名确实宛如树梢筑巢，岌岌可危。这不是件拯救灵魂的事情，平常交谈我们总是以种种标签看待艺术，他联结爱与哀，生与死，表现咫尺间的宇宙，可是“艺术是偶尔连缀的永恒”这样好听的话并不能改善生活。追求某种行之有效的艺术，生活领域的哲学也是错的，我就要告诉你我们的生活不是模型，注意，这不是好听的话，也不是忠告。
他把客人都轰了出去，正如客人得假装看得懂他的画，他也忍受了很多。
现在，合作伙伴会不会大吵大闹，舆论怎么样像遭遇暴风雨一样疯转风向标都和他没有关系。诚然，他们带给他想要的生活，也许过不久他还得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但去他的，又有什么关系？他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窗户正对着海岸。大海铺开硬邦邦的深青的脸，一股股海浪像被炸碎的金属，碎片猛击石砌的海岸。此时，一个锅盖静默地抱住了锅，夜色和晚餐一块熬煮，出锅，一剂闪光的汤汁点亮餐桌，门铃摆动夹成锥形的小腿把圆衣摆里的屁股卖力扭着，取悦层出不穷的客人，他们雍容华贵，他们文质彬彬。他需要一杯茶。“服务生，”服务生来了，手里的托盘显得服务生无所不能，似乎他可以把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没有征服的另一半世界端上来。大家到大酒店会点香槟、熟食，从来没有人在大酒店点一份核弹引爆按钮，当某样餐品因为不可抗力无法呈现时，毁灭世界的需求却恰恰是可以实现，对此他毫不怀疑——果不其然，服务生的表情讳莫如深，但他的嘴角很快一边划去，一枚上弦月出现在他的胡须精修的脸庞，注视服务生的脸，就像洞察一个绵长而幽暗的夜晚。“或许……我不需要一杯茶。我还没想好。”
石砌的海岸掀起了一阵海雾。“西班牙人的船驶入这片雾气朦胧的峡谷，两侧高地的灌木毛发浓密，庞大而佝偻的身体互相搂着肩，围成一个旋转的圈进行某种巫毒仪式……”“你生气了？”
我只是希望你回去休息一下。“我永远不会对你生气。”“可是你的表情就像长在脸上。”她总是这么说，休息，休息，可是哪一天轮到干活呢？还有很多日子。可总得留一个日子画画呀。隔着几张桌子，他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对话，餐布把自己撑开，拉扯成极轻薄的模样，像黏在人体脏器上的透膜。透膜蠕动着，挥舞四头触角顶开杯足，桌脚，大腿，逐渐布满地板和墙壁，天花板的灯摇晃着摔下来，一团团明珠似的火球滚到地上，又陷落到内凹的透膜里，它们深深陷下去，露出肚脐般深邃的小圆圈，外圆包裹着变形的花纹，也像高尔夫球场地面那些没有瞳孔的眼睛。“加点盐花。”服务生摇响餐铃，加点盐花。海岸结出了晶体的花，一整夜，船络绎不绝地赶往港口的尽头，船还在深入，撞向各式的建筑。吱呀几声，工人拆掉了临时搭建的木偶剧舞台。工人们扛着木板走，有个人负责捡拾钉子之类的部件，他们找不到工具箱，拿了个糖果盒代替。砖红的铁钉在生锈的糖果盒里咳嗽。啪嗒，工人们往前走，水漫过鞋底，啪嗒，他们踩到了掺水和成浆糊的月亮。白奶酪色的月亮四处飞溅，一只患四肢肥大症的老鼠醉死在一滩融化的月亮里。吱呀声接续着吱呀声，好像有个幽灵手握榔头在上边拆船，公寓一排排紧闭的窗户放松了嘴，窗帘鼓起腮帮子，云间反射的凄凉的白光照亮它们脸颊的刺青。驶进城市的船都慢慢分解为许多木板和帆布，好像船只被城市消化了。
“我多么希望你看看啊，倘若你能往外看一眼，你就会回心转意了。”凌晨四点多，画家从梦中醒来。一个有关下午三点的沙龙的噩梦惊醒了他，恍惚间他透过敞开的房间门（他到警局做目击备案时提到他有锁门的习惯），书房的门，看到一个幽灵坐在他的书架旁的沙发上读书，同时，他透过幽灵透明的脑袋看到外头天空高高悬挂的半副苍白的胡须。这时，幽灵发现了他，猛然跳起身，转向窗户趴在窗栏上边，那个狭长的窗口咬住并把它吐了出去。画家跑到书房，连套鞋也来不及穿。他扶着窗栏俯瞰，公寓底下的街道漆黑一片，彼时，远处的另一个窗口弹射出一声台球落网般肯定的枪响。画家立时意识到“他用的是一把撞针枪”。他把沙发上打开的那本，也就是书脊印着《佩德罗.巴拉莫》的书名的那本放回原位，具体位置他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在黑暗里对空出来的格子摸索。他有很长时间看不了书了，这是一种疾病，学名叫失读症，它的亲戚理所当然是失语症或者失眠症之类的，不过说真的，人类想要失去什么还需要发明相关的疾病吗？他点了根颇有情调的白蜡烛盯着它，摇晃的烛火里，他看到一列列运煤火车的幻影穿过，汽笛的烟向后倾倒。大约五点，烛火形成的桥洞穿过最后一班火车，他便回到梦里的下午五点左右的时空去了。粘在天空上的那半副胡须这时看起来像抿起微笑的嘴部线条。
海鸥在海面的雾天翱翔，有种存在于镜子中般的孤独。岸边的石阶湿漉漉的，刚被退潮吻过，他一个人，放风筝一样牵着海鸥散步，手持无形的线轴子骨碌碌地转动。
车轱辘骨碌碌地滚动，还在路上，这个湿冷的早晨里，鞋匠点燃灶炉，灶边的墙壁蔓延着灼烧的颜色。一个暗无天日的屋子起灶，一驾马车碾过石路的声响便回荡在门口，像一阵消散的弦乐器圆形的灵魂。马车停靠在教堂门梯前，女主人走下车厢，走进教堂做礼拜，车夫像狗一样守候在门口。热腾腾的鼻息像笼头一样罩住了马首。
他习惯在海岸晨步，艺术家和散步是一副陈词滥调的对子。当他步入老年，意义更会完全不同。烟继续抽，每天醒来两次，一次在凌晨三点，看看窗外，城市一成不变；一次在清晨六点，他到海边散步，或许养条狗，或许不。下午三点，开一个沙龙，或者参加圈内的聚会，往往长篇阔论且谈吐有力，风情万种的贵妇们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老绅士。下午六点，准时到大酒店，那个酒店是他的食堂，他已经付了全年的钱。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失去很多”是不是指饮食的花销。八点，他洗漱整洁，在画板面前沉思。十一点整，他躺下，假装睡着——或者他瞒过了自己——一直等到三点，他起来往窗外看，没有幽灵，没有驳船。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抛锚，不要扔石头，要相信。“你这种人简直不可理喻。”“那我也是你看上的。”“您如今像个教徒一样，那些鞭辟入里的锐见，锋芒闪烁的箴言，黑暗中火炬一样透视世俗的画作，它们都去哪了。”它们都被我换了钞票，就像我开头所想的那样。“房间冷冷清清|那金缕缕的|好像是崇高，好像是钞票|烟屑点点，燃烧的|陨星，宇宙的版画。”只剩下一个蒙混进场卖诗为生的游民。我不要再去描绘人的内心。一尺尺堆高的画稿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他终于变成了有名的艺术家。
“‘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摞钱币说。他是画家的儿子，做过父亲的帮手，在船上当水手，现在在新大陆淘金。他出发时计划要回来，讨到一笔钱，一笔不菲的钱之后就回来——他忘了要给什么人了。他现在记得这些画面：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颅，额堂有一个穿透的血洞，整个脑袋像餐桌上浇酱汁的牛头；一个被扒了皮的西班牙人，拖着残存的血肉走到沙滩；一堆失落女人在潮湿的甲板上互相推搡，她们手捆绑着像羊一样叫唤，像皮肤星星一样油亮。”
“我还记得，就在海边，那里有陡峭的礁岩。我像在教堂的门梯前等候礼拜那样，像报童清晨等候在报社门口，像信鸽永远等候在手臂上。因为愧对，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直到她那副洁白的裙尾在我的额头拂过。我抬起头来，她坐在礁岩上，像一座天主教的教堂，尽头没有金银的装潢，没有偶像。”
一个青年画家的撒呓挣
他终于成为了有名的艺术家。一尺尺堆高的画稿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下午三点多，客人们照例参加他的沙龙。这些精英名流脱帽致敬，笑容可掬，他们的礼仪多么古老啊。墙上的铜制衣钩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不在乎他的嘴说什么，让嘴自由发挥吧，沙龙所有客人专心致志地聆听他的高论，他聆听并复述衣钩告诉他的高论。衣钩唤醒他对蛇杆手铳的金属弯钩的记忆：
“许多烈马挟尘披风，马背上天然地长着一具具刺青红肤的印第安人的身体，泥塑似的马嘴像陶艺课上的作品，喷溅滚烫的飞沫，指挥与它们合为一体的土著，向手持火铳的西班牙人甩出刀刃……与此同时，时空另一端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出版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旋即封笔，决定英明。他赢得掌声，不屈的形象和余生的安宁。”可想大艺术家未必都失去很多，但或许盛名确实宛如树梢筑巢，岌岌可危。这不是件拯救灵魂的事情，平常交谈我们总是以种种标签看待艺术，他联结爱与哀，生与死，表现咫尺间的宇宙，可是“艺术是偶尔连缀的永恒”这样好听的话并不能改善生活。追求某种行之有效的艺术，生活领域的哲学也是错的，我就要告诉你我们的生活不是模型，注意，这不是好听的话，也不是忠告。
他把客人都轰了出去，正如客人得假装看得懂他的画，他也忍受了很多。
现在，合作伙伴会不会大吵大闹，舆论怎么样像遭遇暴风雨一样疯转风向标都和他没有关系。诚然，他们带给他想要的生活，也许过不久他还得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但去他的，又有什么关系？他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窗户正对着海岸。大海铺开硬邦邦的深青的脸，一股股海浪像被炸碎的金属，碎片猛击石砌的海岸。此时，一个锅盖静默地抱住了锅，夜色和晚餐一块熬煮，出锅，一剂闪光的汤汁点亮餐桌，门铃摆动夹成锥形的小腿把圆衣摆里的屁股卖力扭着，取悦层出不穷的客人，他们雍容华贵，他们文质彬彬。他需要一杯茶。“服务生，”服务生来了，手里的托盘显得服务生无所不能，似乎他可以把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没有征服的另一半世界端上来。大家到大酒店会点香槟、熟食，从来没有人在大酒店点一份核弹引爆按钮，当某样餐品因为不可抗力无法呈现时，毁灭世界的需求却恰恰是可以实现，对此他毫不怀疑——果不其然，服务生的表情讳莫如深，但他的嘴角很快一边划去，一枚上弦月出现在他的胡须精修的脸庞，注视服务生的脸，就像洞察一个绵长而幽暗的夜晚。“或许……我不需要一杯茶。我还没想好。”
石砌的海岸掀起了一阵海雾。“西班牙人的船驶入这片雾气朦胧的峡谷，两侧高地的灌木毛发浓密，庞大而佝偻的身体互相搂着肩，围成一个旋转的圈进行某种巫毒仪式……”“你生气了？”
我只是希望你回去休息一下。“我永远不会对你生气。”“可是你的表情就像长在脸上。”她总是这么说，休息，休息，可是哪一天轮到干活呢？还有很多日子。可总得留一个日子画画呀。隔着几张桌子，他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对话，餐布把自己撑开，拉扯成极轻薄的模样，像黏在人体脏器上的透膜。透膜蠕动着，挥舞四头触角顶开杯足，桌脚，大腿，逐渐布满地板和墙壁，天花板的灯摇晃着摔下来，一团团明珠似的火球滚到地上，又陷落到内凹的透膜里，它们深深陷下去，露出肚脐般深邃的小圆圈，外圆包裹着变形的花纹，也像高尔夫球场地面那些没有瞳孔的眼睛。“加点盐花。”服务生摇响餐铃，加点盐花。海岸结出了晶体的花，一整夜，船络绎不绝地赶往港口的尽头，船还在深入，撞向各式的建筑。吱呀几声，工人拆掉了临时搭建的木偶剧舞台。工人们扛着木板走，有个人负责捡拾钉子之类的部件，他们找不到工具箱，拿了个糖果盒代替。砖红的铁钉在生锈的糖果盒里咳嗽。啪嗒，工人们往前走，水漫过鞋底，啪嗒，他们踩到了掺水和成浆糊的月亮。白奶酪色的月亮四处飞溅，一只患四肢肥大症的老鼠醉死在一滩融化的月亮里。吱呀声接续着吱呀声，好像有个幽灵手握榔头在上边拆船，公寓一排排紧闭的窗户放松了嘴，窗帘鼓起腮帮子，云间反射的凄凉的白光照亮它们脸颊的刺青。驶进城市的船都慢慢分解为许多木板和帆布，好像船只被城市消化了。
“我多么希望你看看啊，倘若你能往外看一眼，你就会回心转意了。”凌晨四点多，画家从梦中醒来。一个有关下午三点的沙龙的噩梦惊醒了他，恍惚间他透过敞开的房间门（他到警局做目击备案时提到他有锁门的习惯），书房的门，看到一个幽灵坐在他的书架旁的沙发上读书，同时，他透过幽灵透明的脑袋看到外头天空高高悬挂的半副苍白的胡须。这时，幽灵发现了他，猛然跳起身，转向窗户趴在窗栏上边，那个狭长的窗口咬住并把它吐了出去。画家跑到书房，连套鞋也来不及穿。他扶着窗栏俯瞰，公寓底下的街道漆黑一片，彼时，远处的另一个窗口弹射出一声台球落网般肯定的枪响。画家立时意识到“他用的是一把撞针枪”。他把沙发上打开的那本，也就是书脊印着《佩德罗.巴拉莫》的书名的那本放回原位，具体位置他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在黑暗里对空出来的格子摸索。他有很长时间看不了书了，这是一种疾病，学名叫失读症，它的亲戚理所当然是失语症或者失眠症之类的，不过说真的，人类想要失去什么还需要发明相关的疾病吗？他点了根颇有情调的白蜡烛盯着它，摇晃的烛火里，他看到一列列运煤火车的幻影穿过，汽笛的烟向后倾倒。大约五点，烛火形成的桥洞穿过最后一班火车，他便回到梦里的下午五点左右的时空去了。粘在天空上的那半副胡须这时看起来像抿起微笑的嘴部线条。
海鸥在海面的雾天翱翔，有种存在于镜子中般的孤独。岸边的石阶湿漉漉的，刚被退潮吻过，他一个人，放风筝一样牵着海鸥散步，手持无形的线轴子骨碌碌地转动。
车轱辘骨碌碌地滚动，还在路上，这个湿冷的早晨里，鞋匠点燃灶炉，灶边的墙壁蔓延着灼烧的颜色。一个暗无天日的屋子起灶，一驾马车碾过石路的声响便回荡在门口，像一阵消散的弦乐器圆形的灵魂。马车停靠在教堂门梯前，女主人走下车厢，走进教堂做礼拜，车夫像狗一样守候在门口。热腾腾的鼻息像笼头一样罩住了马首。
他习惯在海岸晨步，艺术家和散步是一副陈词滥调的对子。当他步入老年，意义更会完全不同。烟继续抽，每天醒来两次，一次在凌晨三点，看看窗外，城市一成不变；一次在清晨六点，他到海边散步，或许养条狗，或许不。下午三点，开一个沙龙，或者参加圈内的聚会，往往长篇阔论且谈吐有力，风情万种的贵妇们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老绅士。下午六点，准时到大酒店，那个酒店是他的食堂，他已经付了全年的钱。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失去很多”是不是指饮食的花销。八点，他洗漱整洁，在画板面前沉思。十一点整，他躺下，假装睡着——或者他瞒过了自己——一直等到三点，他起来往窗外看，没有幽灵，没有驳船。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抛锚，不要扔石头，要相信。“你这种人简直不可理喻。”“那我也是你看上的。”“您如今像个教徒一样，那些鞭辟入里的锐见，锋芒闪烁的箴言，黑暗中火炬一样透视世俗的画作，它们都去哪了。”它们都被我换了钞票，就像我开头所想的那样。“房间冷冷清清|那金缕缕的|好像是崇高，好像是钞票|烟屑点点，燃烧的|陨星，宇宙的版画。”只剩下一个蒙混进场卖诗为生的游民。我不要再去描绘人的内心。一尺尺堆高的画稿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他终于变成了有名的艺术家。
“‘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摞钱币说。他是画家的儿子，做过父亲的帮手，在船上当水手，现在在新大陆淘金。他出发时计划要回来，讨到一笔钱，一笔不菲的钱之后就回来——他忘了要给什么人了。他现在记得这些画面：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颅，额堂有一个穿透的血洞，整个脑袋像餐桌上浇酱汁的牛头；一个被扒了皮的西班牙人，拖着残存的血肉走到沙滩；一堆失落女人在潮湿的甲板上互相推搡，她们手捆绑着像羊一样叫唤，像皮肤星星一样油亮。”
“我还记得，就在海边，那里有陡峭的礁岩。我像在教堂的门梯前等候礼拜那样，像报童清晨等候在报社门口，像信鸽永远等候在手臂上。因为愧对，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直到她那副洁白的裙尾在我的额头拂过。我抬起头来，她坐在礁岩上，像一座天主教的教堂，尽头没有金银的装潢，没有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