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宋官瓷十讲
中国是一个享誉世界的陶瓷古国，素有“世界瓷国”之称，其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举世无双，震烁世界。中国陶瓷业发展至宋代，达至空前鼎盛的时期，朝廷举帝王之力，彰王者之气，以天工之巧，在大兴造瓷大业的国策导向下，宋代瓷业蓬勃发展，可谓是名窑辈出，群星璀璨，出现了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以及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和越窑系、建窑黑釉瓷系等“八大窑系”，以及“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千古绝唱”的历史性文化成果。不过，在我国陶瓷史上，虽然我国的陶瓷种类琳琅满目，历代也不乏以帝王年号或地名称谓的“官窑”或御窑厂，传世的陶瓷作品枚不胜举，但被称作官瓷的，不仅仅只是因循属性，实为一专属名词，特指两宋官窑的作品。
一、北宋官瓷的历史渊源
开封陶瓷产生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学者韩鹏先生考证，早在舜帝时期，开 封的“汴东阳翟”(陈留)一带就有烧制陶(瓷)甄(瓦)的历史。东汉时期的陈留人、大史学家圈在《陈留风俗传》中说:“舜陶甄河滨，其后为氏，望出中山、河南。”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 年)四月，翰林侍讲兼修国史总编章胡俨为山东庆云《甄氏族谱》作序时亦言 :“甄氏出自陈留虞舜之后。初，舜陶甄河滨，其后因以为氏，所谓以事氏者也。”先生言在殷商之前，虞舜就带领先民在开封陈留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陶，并以此烧制陶甄的事业成为后来甄氏族姓的起源。自舜帝之后，开封陈留一直有瓷窑传承的历史记载，且绵延无绝。至北宋时期，开封陈留东窑的制瓷技艺已十分成熟，有北宋“苏门四杰”之称的文学家、诗人张耒(1054—1114)，曾留下了赞赏 “东窑”的著名诗句:“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说明早在北宋官窑创制和出世之前，开封就已有(青)瓷窑存在了，并且瓷器作品有着如翠似玉的艺术品质。清代学者兰浦在其《景德镇陶录》中也道:“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后人有‘东窑’为‘董窑’者，窑址迄今未被发现。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帝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先生不仅印证了张耒对开封东窑描述的诗句，还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开封东窑的艺术特色和久远的影响。此外，兰浦先生还特别在该书卷十“陶录余编”中言:“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明确记述开封为我国历史上陶瓷的主要产地，即使为青瓷鼻祖的浙江，尚在开封之下，可见当时开封陶瓷产业的隆盛和其作品的影响。而开封民间，千百年来也一直流传着陈留东窑之“七十二窑， 八十一井”之说，对过去开封陶瓷业的光荣与兴盛不乏怀念和自豪。尤值一提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一只东窑烧制的青瓷荷口碗及一个鸡头执壶(水浇)，以实物印证了古人关于东窑陶瓷艺术的历史记载，并在客观上也证明了开封东窑的存在。这种古开封制瓷业的历史气象及影响，为后来开封北宋官瓷的创制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当时开封是否有足够供给制瓷业的瓷土资源，明代学者宋应星编著的 《天工开物》中，在记述中国瓷土产地时，将开封列入中国瓷土产地名录，其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 门”，可见古代开封不但产瓷土，且还是主要产地。此外，清光绪三十四年， 以溯源为宗旨，开始编篡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涉及到开封的瓷土， 其言:“官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胎骨有白、灰、 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现当代学者傅振伦先生在其所著 《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一书中也考证认为:“(北宋官窑)其原料非常讲究，采自陈留、钧州等地”，对古代开封产瓷土，置窑烧瓷，予以肯定。
二、北宋官瓷的创制
中国向为礼仪之邦，对礼乐的重视和推崇，是为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 《左传·成公十三年》就言:“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自古以来，诸朝代的封建国君，出于统治的考虑，无不把祭祀和军事当成国家头等大事，以彰显其“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的权威，《礼记·王制》也言:“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代清学者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中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无不强调祭器的重要，认为宗庙礼仪和祭祀是为家室及国家的先决事物和庄严事物，是国家道统尊严的保证，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维护，祭器未成不造日常的用器(燕器)，并且日常的美食和衣冠华服，不应该超过祭品和祭服，完备和完善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实为树立国家形象的根本标志。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北宋官瓷，在北宋宣政年间，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创制的。《宋史》卷一六一《志》载宋徽宗所言:“功定治成，礼可以兴”，对其决定举国之力兴修五礼、考订礼器形制，并由朝廷亲自制造用于祭祀的礼器的决心和志向一语言明。其实，宋代使用陶瓷作为礼器的时间虽在北宋中后期，但在徽宗朝之前已开始使用，宋《郊庙奉祀礼文》以及《宋朝仪注》等典籍都有记载，只是所使用陶瓷礼器不太规范，缺乏法度之精严，应“悉从改造”，这便使得徽宗对当时贡御瓷器的瑕疵和器型不规范等缺陷感到不满，他认为“今荐天地、 享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二)，为烧制出符合国仪之用的庄重礼器，徽宗不独要“断之必行”，还要 “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以“垂法后世”，泽益后人。基于这种方针策略，徽宗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系的制作精华，并遴选全国制瓷名匠，开始在当时北宋都城开封自立窑口，烧制礼器。《坦斋笔衡》中言:“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记载了徽宗自置窑烧造官瓷这一重大的陶瓷历史事件。值得说明的是，北宋官瓷虽与当时诸窑同地而立，但诞生于艺术帝王徽宗之手的北宋官窑，源于它非凡的地位,它举国之力的投入, 以及它纳天下巧工的烧制技艺和它深蕴着徽宗个人艺术才华的追求，乃至它高居庙堂的拥有者，其鹤立鸡群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陶瓷史的意义上言，北宋官瓷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从陶瓷艺术角度而言，北宋官瓷珍稀的作品，称得上是大师巨匠精湛技艺和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华双剑合璧的典范，凝聚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因此，北宋官瓷自问世以来，便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徽宗对中国陶瓷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而孤标傲世，光照天下，素有“王者之瓷，社稷神器”的盛誉。
至于徽宗的窑口何以叫官窑?作品为何叫官瓷?明代诗人高江村在他的《酬苍林宋钧窑歌》一诗中提到官窑时，留下有这样的诗句:“烧成唯献至尊用，郑重特以官窑名”，老先生对官窑瓷器属性的义意，把握的十分到位，认为官瓷是唯帝王(朝廷)拥有的陶瓷种类。许多研究官窑制度的学者也认为，官瓷在真正意义上不应该是“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特别是作为一代艺术帝王举国之力创建的北宋官瓷，其出身皇室，也只供朝廷专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者国家(朝廷)。
因此，今天我们从北宋官瓷的创制历史和拥有者的角度上去考量，所谓官 瓷，绝非有过贡御历史的窑口便可拔高为“官瓷”。鉴别真正的官窑或官瓷，应考察其生产关系是否禀赋“朝廷置场、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的官窑制度的标准和特点，以及烧制的作品是供朝廷专用还是作为商品出卖?这即专家们所总结的“官资、官管、官艺、官用”之官瓷根本特征。北宋官瓷的创世，在因循、传承、以及追求徽宗超乎象外的美学精神之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朝廷自置官窑烧造瓷器，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由各窑口烧制贡御瓷器乃至包括朝廷在民窑口搭烧(监烧)自己所需瓷器的历史，其纯正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以及作品的造型法度，也为中国官府(国有)手工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陶瓷官窑制度，并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
三、北宋官瓷的器型
《宋史》卷一六一《志》记载宋徽宗这样一句话:“先王制器必尚其象，然后可以格神明”，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定制的器型多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等名古器造型，且以议礼局资深学者稽考的 《五礼仪注》和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以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为主，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使得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成为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宋)蔡絛在《铁圈山丛谈》卷四言: “及大观初，乃效公磷之《考占》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几”，记载了徽宗敕命编撰图录以及所纳作品的大致数量。《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还记载了制造礼器的状况和影响，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徽宗这种仿古复古的艺术追求，其实就是为了“尚其象”以“格神明”，以烧造合乎典范的国家礼仪神器为根本追求，并且“为后世法”，故风格多追求宫廷用器的规整和典范，作品古朴庄重、雍容典雅，完全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这当然也是徽宗超凡脱俗的美学智慧和天才禀赋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而言，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端庄，其求正不求奇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创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圆润饱满而又棱角挺拔，线形不张不驰，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独具风范的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淳古，绝对一种高贵的艺术气象，加之出于法度精严的要求，当然也是其它民间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这是专业与非专业或者说科班与非科班间的区别。
北宋官瓷作品器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玩赏和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 “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铺首、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型可谓琳琅 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总之，北宋官瓷虽以 “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创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与其它窑口不共的根本特点; 另一方面，作为国仪之用的礼器，北宋官瓷不仅极为讲究造型的规整和法度，在艺术创作上，对传统美学中“自然天造”的法则，更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北宋官瓷作品不涂不绘，不渲不染，不雕不琢，不镶不嵌，完全遵循徽宗的美学情怀和原则，将陶瓷艺术的美充分地融入“平淡”、“简易”和“含蕴”之中，用本质的美来实现一种“不饰之饰”。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长期熏陶下凝铸的美，是一种“出水芙蓉”般自然可爱的美。毫不夸张地说，北宋官瓷古朴、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的造型，充分体现出徽宗个人独具禀赋的文人气质和文化气质，其作品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到好处的神妙，实可给人以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的艺术惊叹。徽宗这种不可模仿的文人气质和文化品质，以及独特的陶瓷意象和美学意蕴，也正是区别其它瓷器种类或者说是其它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追仿不像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从这种纯粹、朴和、含蓄的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华民族朴素无华的精神风貌，以及民族淳厚朴实的包容精神，使其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
四、北宋官瓷的原料选用
如其它陶瓷门类一样，北宋官瓷的主要原料也是粘土、石英、长石三大类， 这也是所有陶瓷制作不可或缺的三大原料。从工艺角度讲，粘土是可塑性原料，石英是瘠性原料，长石是熔剂原料。将这些原料进行组方配比和制备，制成的坯料和釉料。
与一般民窑不同的是，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 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其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需 经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风软化的过程，而后才碾磨粉碎，过筛 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使之化为 “绕指柔”，以达到制瓷要求。此外，北宋官瓷为追求作品温润如玉的乳光质感，还特别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为此，南宋诗人马祖常以“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的诗句，赞颂官窑制瓷用料的讲究。 毫无疑问，以如此精工珍材制作的瓷泥拉坯制瓷或合范成型，在保证官瓷制作、烧成品质的同时，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不敢攀比北宋官瓷的主要原因。明代学者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一书中，在谈到官、哥而瓷的釉质特征时，还特意提及二瓷釉料的差异，其道:“官窑质隐纹如蟹爪，哥窑质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
在工艺要求方面，北宋官瓷原材料的选择制作，也是精益求精，胎料基本 就地取材，主要以开封陈留本地所产含铁量较高的粘土为主，并加入一定比例的石英和经过煅烧的碱石配制，以保证高温时坯体的硬度，防止变形或倒塌。入釉的长石乃至玛瑙矿、釉药等，堪称尽择天下良材，所用材料无不是优上之优的上上之选，这自然也是帝王窑口天生的禀赋。从制作技艺角度而言，上好的釉用原料的选择，以及玉粉入釉，对提高釉浆的悬浮性，使胎体均匀吸釉，有着极大的益处，直接保证和提高了釉面烧成的质量。
需要说明的是，同为中国青瓷之典范，北宋官瓷与汝瓷的配料和烧制技艺 有着较大的区别。在釉料方面，北宋官瓷由于使用高比例的石英，釉在高温阶段粘性很强，与汝瓷低石英的釉料配比所产生的高温流动性大，有着很大的反差，这也是官瓷可以多次上釉和挂厚釉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更注重天青釉色的汝瓷，无需考虑加大石英的用量去追求挂釉的厚度，流动性好，不但降低了烧成温度，也更利于作品的烧成;在胎料方面，官瓷入胎原料中氧化铁的含量也远高于汝瓷，特别经过气氛原的高温烧制，与汝瓷的香灰胎颜色有着明显区别，胎色较汝瓷深，呈咖啡色或黑色，这便自然形成北宋官瓷“紫口铁足” 的典型艺术特征。
此外，北宋官瓷作为溶剂使用引入釉中的长石，与汝瓷和钧瓷使用的长石 有所不同，尽管在降低烧成温度方面，碱性金属离子的长石和酸性钙离子的长石功效相当，但在改变釉料的酸碱成分上，就各不相同了。北宋官瓷长石原料的引入，无论是产自哪个地区，尽可能以钾长石和钠长石为主，使釉料配成后一定要呈弱碱性，达至北宋官窑青瓷传统的石灰碱釉，以保证高温时和石英熔融后的粘性，而汝瓷、钧瓷主要使用以钙长石为主的石灰釉，以保障高温时釉的流动性。作为呈色用的矿物质原料，汝、官、钧三瓷基本相同，区别就在有根据各自配方的用量上。其中，铜矿石实际上是含铜、钙、镁的碳酸盐矿物，其中含有少量铁等氧化物，引入后起着色效果。紫金土或钛铁矿的引入也是利用其含氧化铁分子起着色作用。瓷釉的乳浊方面，汝、官、钧三瓷也大同小异，使用草木灰及牛骨灰，主要以含钙和磷成分，作为乳浊剂引入釉中。
五、北宋官瓷的烧制技艺
中国陶瓷的烧制，具有精湛的制作艺术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按我国陶瓷传 统制做工艺言，其工序大项包括取土、练泥、洗料、镀匣、修模、做坯、印坯、 镟坯、满窑、烧成、开窑等23 道工序，细分起来更是多达70 余项。北宋官瓷 做为传统陶瓷的一个种类，当然不能例外。因篇幅所限，这里所说的是北宋官瓷的釉烧工艺，而非北宋官瓷制作的全部技艺。
北宋官瓷具体的釉烧工艺，是采取二次烧成的制瓷技艺，坯体成型干燥后， 采取先素烧坯体，然后在精细坚密的胎骨上使用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素烧坯体的主要益处在于，坯体经过 960°C左右温度的煅烧，其所含的有机物质 (杂质)和水分，大部分都挥发了，部分盐类在 900°C以下也已经分解，这样在釉烧时，因有机物和水分的提前挥发，导致釉面生成结釉、针孔、气泡、棕眼等缺陷，以至严重影响瓷器釉面质量的问题就会大为减少，是为提高釉面质量的重要措施;其次，素烧后的坯体基本已坚硬成陶了，其强度当然较泥胎坚硬的多，这对降低和减少施釉时坯体破损，以及创作薄胎作品，都极有益处。同时，由于坯体素烧后吸水率明显的增强和提高，不仅能极大提高施釉的速度，且可让坯体吸釉均匀，使釉面平滑光润;再者，坯体素烧出窑后，可在施釉之前发现各方面的质量缺陷，得以有机会将有缺陷的半成品剔除或对之进行修补，从而能提高釉烧的成品率;此外，坯体经过素烧不但可以提高施釉和装匣、装窑的速度，而且在坯体的搬运和循环往复的施釉中，也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节约人工。素烧结束后，经检查挑选和修饰，合乎标准的坯体，基本采用外浸釉、内涮釉的方法，由外至内分别进行往复数次的施釉，使得内外釉层厚度往往等于或大于坯体的厚度，最后通过高温还原的釉烧技艺，来追求其作品的玉石之美和凝重肥厚的釉质，以至成就作品的厚重庄严和规整大气，并使得肥美的釉层在烧成过程中由于应力的不同变化，最终达到艺术的开片效果。不仅如此，北宋官瓷虽为质朴无华的素面青瓷，既无精雕细琢的装饰，又无什么色彩艳丽的描绘，但其所禀赋的三代古青铜器和玉器筋骨挺拔的造型，实达到了一种象征和隐喻的艺术高度，其在坯体上随顺器型所随意变化的凸凹、直棱、以及弦纹等造型手法，在巩固胎骨强度影响釉面开片的同时，也恰到好处地表述出了官瓷作品端庄典范的自然朴素之美和青铜之韵。
北宋官瓷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瓷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 进，擦口抹足，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特别是垫烧，不仅突破了汝窑支 烧器物尺寸及重量的局限，也使得器物在烧制过程中受力更均匀，胎骨也更坚挺，从而为器型尺寸的放大和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的质感，抚之如缎似玉，攥之仿佛出油，器型也随之丰富。在火候的控制和驾驭上，北宋官瓷也有其不传之秘，在还原烧制的后期，多次使用轻重不一的还原烧制方法，以及向以“神火”著称的“瞬间氧化气氛”的烧制秘诀为辅佐，使得用火恰到好处。在这种复杂的御火工艺烧制下，作品器物口沿所施之釉微有下垂，内胎微露，产生了另一美感的“紫口”，而底部不上釉的部分由于气氛还原，而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 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构成了北宋官瓷的独特风韵，绝响天下。当然，也正是基于其烧制工艺复杂和对艺术完美的追求，加之北宋官瓷施釉的复杂繁复，和长时间高温煅烧时釉的粘度，足以影响釉中杂质的挥发，很容易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瑕疵和纰漏，故而北宋官瓷向有十窑九不成之说。一件体态粉青、开片明晰、片如龟背、纹如鳝血、“紫口铁足”的官瓷作品的完美烧成，绝对难得之极，实乃是朝廷不惜人力、不惜财力、不惜工时追求的结果。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为了使釉质更臻肥厚和温润以达到自然呈色的目 的，在严格的工艺要求下，北宋官瓷浸釉和涮釉的次数均在三遍以上，并且， 一定要在外釉完全干燥后，经过剔足或抹口，才能涮内釉，非如钧瓷和汝瓷那样简单，内外釉可以连续浸涮，一次完成;再者，北宋官瓷也根本无须象民间窑口那样，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去精打细算地核算釉料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等同或大于坯体的厚度，其质感如同堆脂，纯净莹澈，手感极为细腻光滑，超越了传统青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更为温润、丰富。
六、北宋官瓷的釉色及开片
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据一些史料和一些 官瓷研究者的考证所言，徽宗崇尚青瓷，对纯色的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直白刺眼，有锋芒外露之嫌，缺乏包容的美学情怀，并且白瓷单一的色调从釉色的艺术角度来说，当然难以抵达丰厚多变的高度，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窑变出许多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既可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故深契徽宗之意。因此，徽宗创制北宋官瓷后，缘于对青瓷翡翠般釉色的珍爱和推崇，致力追求青瓷至高品位的北宋官瓷，因循徽宗的审美理念和美学思想，通过精益求精的工艺实践，不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青瓷的文化艺术，也使得青瓷成为中国陶瓷最典范的代表。
从北宋官瓷的鉴赏角度来说，北宋官瓷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意象、大境界。北宋官瓷常见有 天青、粉青、大绿、月下白、炒米黄、油灰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代学者 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 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泛有青玉光芒的月 白釉，乃官瓷釉色中的极品，徽宗尤喜之。因此，所谓官瓷釉色之上下，乃个 人喜好而已，作品的玉质感，才是真正意义上官瓷品质的保证。一如在烧制技艺中谈到的那样，为追求瓷釉的玉质感，北宋官瓷在釉料配制上，极尽匠心，创造性地使用碱性金属离子的钾长石和钠长石配制的石灰碱釉，取代了中国青瓷自发轫后一直使用的酸性钙离子长石所配制的石灰釉，改善了以往青瓷釉料在高温时因较强的流动性而不能挂厚釉的局限，并通过多次施釉的工艺，来增加釉层的厚度，烧制出北宋官瓷玉润温和、端庄厚重的特有的釉质。这种配釉技艺的进步，在增重北宋官瓷作品玉质感的同时，也使得瓷釉色彩和色调因釉质的深厚而显得更为沉静，温润，达到了中国青瓷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可以说，北宋官瓷石灰碱釉的创制，是一种极具标志性意义的技术进步，彻底改善了中国青瓷曾经釉水寡薄脆弱的制瓷工艺和历史，对于提升中国青瓷的制瓷艺术，无疑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贡献。
在釉面开片方面，众所周知，陶瓷釉面的开裂(开片)本是一种工艺缺陷，源于陶瓷在烧制过程中，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以及釉中的应力分布不均， 釉面开裂(开片)便任由天作，在所难免。但把原本属于陶瓷工艺缺陷的开片， 升华为一种优雅的陶瓷艺术和鉴赏、审美标准，实为北宋官瓷所首创，并成为瓷坛一绝，因为在北宋官瓷之前，没有任何陶瓷门类及窑口注重或特意追求陶瓷釉面开片的艺术效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瓷器纹片开裂在于胎、釉的膨胀系数不一，是经 “火之幻化”所成，但北宋官瓷开片纹路却能出现醒目的鳝血之纹，而依附鳝血之纹所开的细密冰片又晶莹无色，最终使其作品展现出让人难以理解的红线串冰凌之奇幻的艺术效果。其实，北宋官瓷这种“纹犹鳝血裂冰肤”(乾隆诗 句)的艺术特征，实际上是一道人为的做线工艺，是北宋官瓷追求开片艺术的一种独特的装饰技艺，为北宋官瓷所首创，其最初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突出作品纹片的开裂线路，但在客观上，却改变了中国青瓷素面朝天的传统面貌，素雅的青瓷釉面上因此而出现一些纵横交错，活泼飘逸的色彩变化，这对丰富和改善中国青瓷单一釉色，有着艺术和美学双重方面的意义。此外，单从作品开片的艺术上说，本得益于其独到的配釉技艺的北宋官瓷，经由做线装饰技艺的艺术表达，釉面的开片被装点的更具魅力，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 精灵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大片，加之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尤其是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竟能多达七层以上，真如梅花绽放，绝对鬼斧神工，美至极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梅花冰片真有冰的特性，遇水则冰融，冰状梅花隐而不见，水干则冰现，朵朵冰花棱角分明地满器绽开，神乎其神。从一定意义上言，北宋官瓷的开片艺术，实乃是一种独具禀赋的材质美和本质美，也是一种独具风格的陶瓷艺术语境和意象，中国陶瓷史上无出其右，代表着对传统青瓷烧制技艺的一种艺术超越。
七、北宋官瓷的艺术特征及美学风格
北宋官瓷的传世作品留有不少乾隆帝的诗词刻铭，据统计仅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藏品，刻铭就达十多首，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北宋官瓷的钟爱，其中“色自 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一句最为著名，将北宋官瓷质若青玉般朴和的光芒，以及“纹犹鳝血”的开片艺术描述的非常到位，几乎成为一句概括官瓷艺术特征的口诀，常为人所引用，再加上品鉴北宋官瓷窑变艺术的“紫口铁足”等独特风韵和神采的艺术变化，便构成了北宋官瓷精美典范的“龟背片、 鳝血纹、紫口铁足、温润如玉”的基本艺术特征。此外，清代学者朱琰在他的《陶说》一书中言:“曝书亭集官窑花浇铭，其温兮若鱼尾之散余霞，润兮若 海棠之过朝雨”，十分形象地增补并描绘出官瓷作品玉润的光芒和韵味。
另一方面，北宋官瓷古扑、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的造型，充分体现出徽宗个人独具禀赋的文人气质和文化气质，其作品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 到好处的神妙，实可给人以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的艺术惊叹。徽宗这种不可模仿的文人气质和文化品质，也正是其它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追仿不像的根本原因所在。再者，北宋官瓷釉质如冰似玉的纯净和莹润，乃至其纯正，稳定和深厚的釉色，以及其独特的陶瓷美学意蕴，实将中国青瓷艺术推到了一个令后世陶瓷艺术家无不高山仰止的艺术巅峰。
从审美角度上讲，在宋代以儒立国的佑文政策的荫庇关怀下，有宋一代， 开明的政治，自由的商贸，高度繁荣的文化，直接孕育和推动了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社会文明阔步发展，因循承续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制瓷行业，均放射出鼎盛的灿烂光辉。仅就陶瓷文化而言，发轫于斯的北宋官瓷，随顺宋文化超然物外的审美人生的陶冶和养育，其艺术上尽善尽美的追求，也创造了一代独特的陶瓷美学。国家礼器“寓意于物”的艺术创造，作品釉色平淡含蓄的超然语境及意象，无不在温润素雅之中表现出艺术家祥和静美的内心意蕴和情怀。确确实实，被赋予了高雅清远风格的北宋官瓷，既无精美的雕饰以哗众，又无艳丽的涂绘以媚人，唯以简单洗练的造型之美，以及釉色纹片开裂之俏所幻放出迷人的艺术魅力，来追求其至高的陶瓷艺术境界。从美学角度言，北宋官瓷的艺术格调绝对是高雅、平淡、悠远而又高贵的，特别适合文人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充盈着温柔、宽容、包容的生命情操和情境，这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宋登峰造极发展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北宋官瓷那玉润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用冰镐震开的冰花，穿过悠悠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美妙、温润而细腻。这种清水芙蓉、天然雕饰的自然美，使得北宋官瓷艺术上的审美观与北宋文人机智静穆的神往不谋而合，且照亮了我们今天亲近传统文化的艺术之心。正是在这种美学思考和追求的担保下，北宋官瓷舍弃了一切雕饰色彩，全靠瓷器本身素雅、含蓄的独特造型，以及釉质、釉色和奇妙的纹片美感让人折服。说实在的，釉质如冰似玉、大气盈盈，油润温和的北宋官瓷，与其它瓷器实有着根本的区别，其凝聚在瓷器作品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和辉煌的，令人为之倾倒。
其实，北宋官瓷作为国家礼器的创造，力避奢华和艳丽，能如此古拙清逸、 平淡简易的低调，实已充分表达出其敬畏天地、敬畏自然的艺术态度和审美意境，这当然也是北宋官瓷的至尊。确实，人在伟大的宇宙中，许多时候，美是需要沉淀的，需要内敛和沉静，需要超然物外，纵然人们常有“高居自豪然” 的情怀，但能成为象征和典范，绝对只能是一种独特和抽象的美学符号，用以表述人与广袤宇宙的和谐，这就是北宋官瓷之于美的意义所在。
八、北宋官瓷的传承和影响
据文献记载及专家考证推论，徽宗北宋官窑自大观元年(1107年左右)在京师开封设置，至靖康之难后(1125 年)开封沦陷，窑口存世的烧造时间，算 起来前后也不过短短的十余年间，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迅捷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以“温润如玉，紫口铁足及纹犹鳝血”的艺术风韵达至中国青瓷瓷釉烧制巅峰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凭藉着自身天才的禀赋和创造，以及惊世的艺术品位和高度，从其创制便傲然卓立于有宋一代制瓷盛业的潮头，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轫意义和毋庸置疑的历史地位。其在全面提升和发展中国青瓷烧制技术、制作工艺及审美品位等方面，举国之力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独具魅力的艺术创造和贡献，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中国陶瓷特别是南宋官瓷包括龙泉青瓷等窑口和窑系，都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 “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特别 是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不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 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tt，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以区别民间的仿品。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开一代先河的北宋官瓷，浸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且，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 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 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青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九、北宋官瓷的收藏价值
北宋官窑当时倾全国之力，纳全天下之巧工，荟萃大批瓷艺大师，无论从 它的地位,它的投入,它的技术,它的成果，以及它的拥有者等诸方面来考察，都非一般民窑可比拟的，特别是徽宗匠心独运，躬亲在总结和完善汝窑、东窑等名窑制瓷技法之上，纯粹以达到烧制精美陶瓷艺术品(礼器)为根本目的的艺术实践和追求，实将我国青瓷制作艺术推向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巅峰，并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当然，在皇权国力无上优越的政治环境和创作条件的担保下，大师巨匠云集的北宋官瓷窑口，也自是有着惊世的作为，其制作之精美，品质之优异，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无与伦比，堪为天下之冠; 再者，因北宋官瓷创制和生产的时间极为短暂，不过十几年间，用料异常考究， 制作又异常精细，故而产量极少，作品寡鲜，在当时即为瓷器中百求而不可得的艺术神品，民间更难得一见。令人痛惜的是，源于金人的入侵以及对北宋王朝的颠覆，北宋官瓷这一美好事物，也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玉石俱焚，不复存在。经此灭顶的浩劫，能传之后世的北宋官瓷作品几乎可以说稀有罕见，目前也基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海外虽有几家著名的博物 馆零星收藏几件，但数量之少，几乎屈指可数。在这种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情形下，硕果仅存的北宋官瓷，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罕贵程度，当可想而知。
从另一角度来说，作为国仪之用的北宋官瓷，出身皇家，朝廷独享，不仅是国家神器(礼器)，也是历史上唯一没在市场上流通的瓷器，与汝瓷那种 “唯供御捡退，方许出卖”的供御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即便是朝中的重臣、宰相等权重一时，富甲一方的文武官员，若想享有一件，也非赖皇帝赏赐不可，更遑论一般士族富豪了。故北宋官瓷向有“识的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来形容北宋官瓷作品的玩赏和收藏范围极小，仅局限在帝王将相圈子内，成为一种道统和权势的象征。清乾隆帝为此专门题有“当日官窑禁外用，岂知庙市货寻常”之诗句，赞叹北宋官瓷庙堂独享的历史地位和非凡气象。此外，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言北宋官瓷之稀有罕见，不为人所知。确实，不粘一点商品气味的北宋官瓷， 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高贵、典雅的北宋官瓷，实是人们不敢想象的难求之物，无以奢求。
从烧成工艺与艺术特色上言，北宋官瓷因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这 种高含铁量的胎体经高温还原烧制，胎骨颜色泛黑紫，而作品器物口沿处因所施之釉在烧制过程中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了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由于气氛还原，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紫口铁足” 是北宋官瓷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其独特风韵和神采，突破并改变了中国青瓷单一青釉瓷面的简陋状况，其以精美典范的艺术变化，提升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青瓷艺术。于北宋官瓷而言，这一添彩中国青瓷艺术的创造，堪称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
此外，如《周礼·考工记》所言:“天时、地利、材美、工巧，合此四者，方为良”，而囊括天时、地利、材美、工巧的北宋官瓷，从制样、选料到造型和最后的烧成，每一件官瓷作品，都融合丰富的人文思考、多样化的天然取材、经典的创意加值，在孕育出独特的陶瓷艺术美学外，也打造出北宋官瓷独特的艺术品牌。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件神完气足的北宋官瓷艺术作品，在以人文艺术为基盘的导航下，都是人类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先天条件与大师巨匠精湛技艺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人间奇迹。
总之，良品美器不仅带来生活的享受，更深具生活美学的品味，涵泳其中自然令人身心愉悦，并可唤起自己内心独特的艺术之光，将庸拙凡俗的生活提升和照耀。特别在强调艺术和高雅生活的今天，用自己静穆的心灵，通过对北宋官瓷艺术身临其境的鉴赏和交流，实能让我们真正感悟中国陶瓷艺术品质是何等的卓越。
十、北宋官瓷烧制技艺的传承与恢复
宋代以降，源于北宋官瓷独高的艺术品位和地位，历代王朝对北宋官瓷均 有仿烧，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追慕宋官窑的艺术成就，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御窑厂还专门仿制出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的官瓷作品，以供御使用。不过，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但品质稍差，这或许是缺乏对官瓷道统法度的尊重以及釉料配方乃至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的案例。清乾隆时期，乾隆帝出于对官瓷的喜爱，自起炉灶，敕命御窑厂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督导、牵挂，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一花独秀，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及开片，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 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后，出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在国务院余秋里副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计划委员会划拨巨额资金，投资恢复北宋官瓷国宝级的烧制技艺。自 1980年起，担负研制恢复北宋官瓷烧制技艺的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在中国社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协作下，开始置窑进行项目攻关。1984年，经过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数年辛勤的努力，北宋官瓷的烧制技艺得以成功恢复。为此，中国轻工业部组织全国古陶瓷专家召开“宋官窑青瓷鉴定会”，对已恢复的北宋官瓷国宝级烧制技艺所烧制的作品进行鉴定。同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来自全国南北两派的古陶瓷专家共赴盛会，莅临开封宾馆。此也为共和国有史以来为鉴定一个瓷种与会专家规格最高、阵容最为整齐的一次鉴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两派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学者。鉴定委员会由冯先铭、邓白、李国桢、叶吉吉民、郭演仪、宋伯胤、傅振伦、李知宴、汪庆正、安金槐等来自全国的专家计 34人组成，他们共同为开封用河南当 地原料烧制出的作品作了见证，专家们认为，恢复烧制的官瓷作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媲美”。
北宋官瓷现历经 30 多年来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一大批北宋官瓷的从业者，为弘扬和传承北宋官瓷的文化艺术，秉持专业精神，致力于北宋官瓷烧制技艺的实践创作和研究，从配方到烧制，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从业者以顶真的匠师精神，因循古礼器形制，刻意经典的追求，恢复和传承了北宋官瓷全部的烧制技艺。目前，不仅所创作的官瓷作品，屡获国内外艺术大奖，被许多著名博物馆和收藏家所收藏，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不仅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从未有过官瓷专著的空白，出版了官瓷艺术的研究专著，发表了许多深具影响的学术论文，并让当代官瓷作品走上了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科书。国家教育对当代官瓷艺术的这种礼遇和确认，毋容置疑，当然标志着北宋官瓷在传承发展的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和荣耀。
（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