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情感的挣扎：爱与忧伤
第十五章角色分配：你会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吗（一）
在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组建了第二个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我们是肩负着责任的成年人。我们甚至会想象我们的家是凭空而起的，然而即使我们把家搬到澳大利亚——就算是月球，我们也无法轻易的与我们的第一个家庭，也就是与我们的原始家庭脱离关系。我们都无法轻易的脱离那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那张不完美的联系着彼此的关系网。
在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们是爱人、劳动者、朋友，我们是婚姻中的伴侣，我们是孩子的父母。同时我们仍然是自己父母的孩子，可能继续以不再适合我们的方式扮演着这一身份。我们在第一个家中成为分离的自我，同时那个家也是我们生活的第一个社会单位。当我们离开它的时候，带走了很多重要的、成型的启示。无论我们多么努力的去争取独立，我们的心都与那个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我们与家相隔万里，即使我们只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简简单单的与之保持着联系，但从表面上看，大多数人也都是同那个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从内在和外在来看，我们都与家保持着联系，但我们依然试图把自己从那个家分离出来。我们学着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而不是通过父母的眼睛，我们重新审视父母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分配给我们的角色。我们会研究我们的家庭神话——那种代表家庭整体特点的主体和信念，这些主体和信念有些是表达出来的，而有些是没有表达出来的。
虽然我们与第一个家保持着联系，但是为了成为自己家的女主人或男主人，我们必须放弃一些东西。于是，我们又一次面临必要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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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界来看，一个家庭的“整体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它通常被视为家庭成员的“共同特征”。有时候，凭借这种特征很容易就能看出一个家庭所属的类别。巴赫一家是音乐世家，肯尼迪一家是雄心勃勃的活跃家庭，我们的家可能是一个书香门第，也可能是一个彬彬有礼，爱好野外活动的家庭。不管我们出身何处，家庭成员的共同特征都是一个家庭的公众面孔。而家庭神话就是家庭的内在意象，当外在面孔与内在意象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些外界和家庭成员都意识不到的家庭神话。
家庭神话能起到稳固家庭组织结构的作用，它们能维持情感的和谐，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满怀热情地维护着家庭神话，以免他们遭到破坏。然而，很多家庭神话有时会以荒诞和有害的方式歪曲现实。研究家庭动态的专家安东尼奥.费雷拉说：“为了维护某一特定的神话，家庭成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想法”。
例如，我们是伴随着哪种常见的家庭神话长大的，哪种家庭神话是我们现在还在维护的？我们的家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我们的家阴盛阳衰，我们的家厄运连连，我们的家是一个既特别又显赫的家庭。我们从不放弃也不解体，我们从不作恶，我们必须彼此依赖，我们绝不能依赖外人，因为外部世界十分危险，而且还充满敌意。
我的朋友杰拉尔丁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洞穴，而我们的母亲就是洞穴的守护神，不会让任何不相关的人进来”。他承认他和弟弟直到结婚之后才发现朋友也和亲人一样可信，不一定只有家庭成员才是值得信赖的。
在家庭神话或是家庭主题中，有一个神话令人格外苦恼，那就是团结和睦。因为维护这个神话意味着要否认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纠葛和距离。有一位母亲坚持认为她的家庭和谐幸福，而且她的丈夫也这样认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母亲的论调：我们都很平和，我们的家庭很安宁，即便为了这份安宁让我杀掉某个人……很难找到比我的子女更正常更幸福的孩子，我对我的子女很满意，我对我的丈夫也很满意，我对我的生活也很满意。我向来都很满意，我和丈夫幸福的度过了25年的婚姻生活，我们和子女幸福的度过了25年的家庭生活。
听完这些你可能会很奇怪：为了家庭安宁，她想杀掉谁？
为了维护绝对完美的相处状态，为了维护“虚假的亲密”关系，家庭内部的任何不同声音都会被视为对完美家庭关系的威胁，所以这会使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任何家庭成员都不能离开、改变或是成长。虽然有人认为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表现出一种强烈而又持久的“虚假的亲密”，但是与此差异不大的“绝对和谐”却也出现在“正常”的家庭之中。
每当父母不同意自己的见解时，家庭神话便会发生作用，使家中的成年子女产生失落感和遗弃感。或者使成年子女质疑自己的主张而不敢竞争，或者使成年子女向自己的孩子灌输那羁绊生活的教训。异议是有害的，分离是致命的。
然而很明显，一个家庭神话不会对所有的家庭成员产生相同的影响，我们会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些神话作出反应。如果这些神话有着持久而又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我们迟早有一天要对付它们。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它们，如果有必要，我们还需要逃避它们，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把它们真正的纳为己有。
在探索这些神话的同时，我们或许还要探究家庭神话施加给我们的角色，探索父亲母亲或是父母共同在无意识之下为我们划定的角色。而且有时在我们出生之前，父母就已经给我们选好了角色。费雷拉博士曾谈及这样一名男子：他在小的时候分配给他的角色，就是要他“像母亲那样沉默寡言、愚笨迟钝”。他回忆说：“我努力使自己成为所期待的样子，我会为自己不会拼写单词而自豪，为自己的愚钝感到骄傲……因为这样一来，她会在取笑我的同时，还会得意的说这才是我的好儿子。所以,像她一样，我在学校拿不到好成绩，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都表现平平……即便是现在,当我在父母面前我还会表现出一副很蠢的样子”。
父母施加给孩子的角色各有不同。例如，一位依赖性很强的母亲会调换角色，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母亲。一个婚姻不幸的父亲会把自己的女儿看作妻子的替身。一些父母会把理想的自我角色施加给子女，让孩子成为他们所希望的样子。还有的家长有时会通过对孩子大声吼叫，有时通过一些微妙的方式把孩子当成家里的替罪羊。
精神分析学家.彼得洛马斯写道：“通常人们认为，认同感正是来自……家庭内部明确的角色分配，然而,家长把孩子看作独一无二的人，还是只把他看作自己的角色，这一点至关重要”。家长一味的要求孩子去满足他们所希望的角色是十分糟糕的做法。
以《推销员之死》中的彼夫.洛曼为例，他的父亲威利尖酸刻薄，而且总是倒霉运，彼夫说他无法把握某种生活，因为他既不能逃避，也无法成为父亲所说的那种了不起的人。终于，彼夫在34岁时，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和苦闷：“威利，我不是什么领袖，你也不是……威利我每小时就挣一美元，我去过7个州，但是我还是只能挣这么多。一个小时就挣一个大子儿！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会带奖金回家，你不要指望我带奖金回来了”。听到这些，威利置若罔闻，于是彼夫继续咆哮道：“爸爸我什么都不是，你也什么都不是。爸爸，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就是我，仅此而已”。
威利仍然不为所动。彼夫发泄完心中的怒气，还寄望于与父亲进行沟通，他抽泣着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放了我，好吗？你能不能放弃那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在没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就烧了它”。但威利宁愿毁掉自己的儿子，哪怕是宁愿去死，他也不想烧掉那个幻想。
然而角色分配并不是仅限于有问题的家庭，健全的家庭也会给孩子安排角色，而且这些角色有时还真的会实现。例如，乔.肯尼迪希望和他同名的长子以后成为总统。有时不需要言明我们便知道父母的期望。虽然研究表明，孩子完全能感受到父母在无意之中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父母给予孩子自由，也就是允许孩子不接受他们的分配来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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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向家庭神话和家庭施加给我们的角色挑战——毋庸置疑，我们也挑战童年那些刻板的规则。当我们不再用父母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离开家才变成一种情感的现实。
精神分析学家罗杰.古尔德写道：我们主观上的生活经历与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受到成千上万的信念和观点的支配，而且那些信念和观点构成了一副阐释我们生命中各种事件以及各种精神活动的指示图。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对于那些不必要的信念，我们会不断的进行修正，以突破它们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例如。作为年轻人，我们了解到子女成为父母所期望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遍规则。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放心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而此时，那扇通向新的意识阶段的大门已经敞开了……
然而,打开这些大门的过程是令人恐惧的。如果安全意味着与父母接近，首先是靠近他们的身体，其次是贴近他们的生存原则和道德原则。那么当我们主动选择与他们拉开距离时，我们很可能会感到自己很危险。如果我们没能成为一名医生，或是没能嫁给一名医生；如果我们的配偶来自其他种族或是肤色、信仰不同；如果我们决定退出犹太教会、堂兄弟俱乐部或是民主党；如果我们拒绝接受父母的健康保险建议，即便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各项保险。当这些与父母拉开距离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感到不安全，会有一些令人万分痛苦的时刻。
当父母发火感到苦恼的时候，当我们顶撞他们的时候，当我们再次告诉他们，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的时候，当我们表现出那些自主行为时。我们很想知道父母的反应，我们很想知道父母是不是会说：“要是那样的话，你见鬼去”，这时我们也会陷入痛苦。23岁的维基说：“每当我维护自己想法的时候，都会泪水连连，而且还会心中害怕，因为总是害怕自己会失去母亲”。他接着说道：“虽然我很恐惧，虽然我深爱我的母亲，但我觉得我还得做自己必须做的事”。并非每个人都如此，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
卡特的父亲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母亲一直一个人生活，他的律师事务所距离他母亲的公寓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路程。卡特总是开车送母亲去玩牌，去看医生，去牙科诊所，而且每个周二和周四他都会和母亲一起吃饭。如果父亲还活着，这些都是父亲做的事情，而父亲已经不在人世，所以一个好儿子要替父亲做这些事。母亲和儿子都十分认可这一点。虽然有一点卡特与父亲不同，他会时不时的与其他女人睡觉，但是卡特从20岁到50岁一直没有结婚，因为他在情感上一直忠于他的母亲。
格斯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兽医，然而他却从事了食品供给的工作。再说说吉尔，他在离开美国后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了一所公寓，还发展了几个情人，但他的母亲以父亲的身体真的很糟糕为由，把他从国外骗回了波士顿，然后他和一个会计结了婚。罗达因为嫁“错”了人，而且还搬到了纽约居住而伤透了父母的心。最终，他还是像以往那样遵从了父母的意愿，返回了新泽西，继续待在母亲身边，为她买衣服和冻肉。此外她还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做了当时法律还依然禁止的流产。
母亲心里很清楚，父亲心里也很清楚。而我们也许会在心中暗暗的担心他们真的会那样做。如果我们选择走自己的路，无论对错，我们都担心他们会不再爱我们，他们会反对我们，他们会不再尊重我们，他们会在我们危难时不再救我们。
罗杰.古尔德写道：“当我们20多岁时，父母还在监督着我们。如果我们按照他们所想的做时，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投降了；如果我们冲破他们的约束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我们会感到自由，胜利的喜悦油然而生，但同时我们还会感到有些内疚。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便会怀疑，我们当初的行为是否错了。
关键的一点是，并非我们激怒父母就意味着自由，如果我们的选择令他们欣然，也不代表我们就是出卖自己。我们并不一定非要在违抗和屈从之间做出选择，也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真的希望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牙医，或是像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那样住在维尔克斯-巴里。然而，也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个人或许娶了一位自己并不爱的人，因为她是黑人，而自己家是白人、保守派、南方人。只要我们的选择并非父母所愿，我们会受到父母的束缚。我们同他们分离并不需要放弃，而是需要自由的选择。
2.情感的挣扎：爱与忧伤
第十五章角色分配：你会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吗（二）
当我们到了20多岁，我们会建立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建立的是一种独立于父母之外的生活。我们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做了合理的选择，我们并没有过他们所期望的那种生活。然而，当我们到了30多岁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在无意之中与父母产生了很多相似之处。正如一位妇女所说：“怀有报复心理的人已经变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因为现在的自己就像当年的母亲那样”。我们会发现自己也和这位妇女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的认同。
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但我们确实会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当年一样喜欢控制。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单独去欧洲旅行，也会像母亲那样谨小慎微。我们还会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讲话腔调，面目表情以及态度和冲动都属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种腔调、表情、态度都是我们曾经所憎恨的，但是现在他们都属于我们了。
我们心绪不宁，但我们承认存在这些与父母趋同的表现。在我们承认这些的时候，我们便开始从这些重复行为中解脱了出来。然而我们还会发现自己会更加容忍你那个“在我之内”的父亲与母亲和在“我们之外”的父亲或母亲。
如果我们在20多岁时关注自己与父母的不同之处，而我们在进入30多岁后，便转而关注我们与父母有哪些共同之处。在我们总结这些父母的经历，婚姻经历，尤其是他们作为我们家长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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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只有自己当了父母才会理解父母的所作所为。虽然我们在以前对父母颇有微词，但当我们当了父母时，我们不会再因为自己曾在他们控制下遭受了痛苦而指责他们了。在我们当了父母之后，便进入了一个建设性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会治愈自己在幼年所受的某些创伤。此时我们再回忆起童年的各种感受，会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看待过去，也会拉近自己与父母的距离。
在我们进入父母期，也就是在我们成为父母亲或母亲之后，我们的父母便通过扮演祖父或祖母的角色得到了解脱。作为我们子女的祖父母，他们比在他们做我们父母是更加慈爱、宽容、体贴、有耐心……就是随便你怎么评价，你总是会用这类词来形容他们。他们这时已经不再把心思放在灌输道德价值、责任、纪律和做人准则上了，也不再致力于树立形象。他们彼此成就了他们最好的自我，我们会因为他们为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欣然。就这样，对于他们所施加给我们的痛苦，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我们都愿意既往不咎原谅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样的转变过程就发生在我母亲鲁思.斯塔尔和我之间：
我总是向母亲提出大量的要求，虽然不多于母亲对我的要求，但我总是会陷入失望、愤怒、沮丧之中，还会与她那炽烈的爱纠缠不清。我们——母亲和我一起成长，并肩奋斗，共同享受某种程度的幸福。然而，直到我有了孩子，我们才最终找到了彼此完全适应的角色，我是她那些活蹦乱跳的外孙们的母亲，她和天下所有的外祖母一样了不起。
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我发觉自己第一次开始懂了母亲的心，开始了解母亲的过往，我开始注意到她也很勇敢、很幽默，我发现她能一字不差的背诵《安娜贝尔.李》。我爱她，因为在她的指导下，我从丁香、书籍和女性朋友中寻到了快乐；我爱她，因为她比我还爱她的外孙们。也许她没有我爱的深沉，没有我爱的多，但是她一定……比我还爱他们。
在我心目中,母亲一直是最迷人的女人，同时也是最让我伤脑筋的女人。对我来说，母亲为了爱我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是母亲对我的孩子却一直是和颜悦色，对于我的孩子她一直都给予自由的爱，直到她去世那天都是如此。我的大儿子对我说：“姥姥说我最棒了。”他在评价自己外婆的时候不带有任何的矛盾情感，但这种情感多年来一直存在于我与母亲之间。
我觉得大多数的女儿和我一样带着愤怒和爱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而我的孩子也只了解他们外婆的某个侧面。她认为他们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智慧，她认为他们的写作水平比威廉.莎士比亚还要高，她认为他们所画的每一幅画都可以与伦勃朗相媲美。无论我的孩子现在如何，也不论他们将来想成为什么，她都认为他们……是最棒的。
我的母亲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能陪伴左右，而我的母亲对我的要求曾是那么的苛刻。她说：“表现得再好点，更加努力一些”。她说：“按我说的方法做事，否则你会受到伤害、你会生病、你会深陷泥潭”。她说：“不要做任何坏事，否则你会伤透妈妈的心，一定要做个好姑娘”。
我渴望自己能得到她的爱与认同，我也渴望自己成为她所期望的好姑娘，但我也渴望自由和自主。然而成长中所遭受的痛苦使我认识到，我无法获得自己所渴望的一切。当我的母亲责怪我时：“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都是为你好”。而身为女儿的我却是那么叛逆。我摇摇头，仿佛要划清界限似的回答道：“让我来决定什么对我有好处”。
然而，我的母亲却没有对我的孩子寄托任何希望，她曾在我和我的妹妹身上尝试过……成功过……也失败过，但一切都结束了。因为她的外孙们不能打败她，不会使她失望，而且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都不用向她证明什么。我发现她已经没有了野心，也没有了控制欲，她已经摆脱了焦虑的状态。正如她自己所说，摆脱一切是为了享受。
精神分析学家黛蕾丝.贝内德克写道：“祖父母期与父母期是两个相邻的阶段，作为祖父母，他们从直接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所以祖父母喜爱他们的孙子或是孙女胜过他们自己的孩子”。我妈妈的确喜欢他们，因为她终于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幸福既不在昨天也不在明天，幸福既不是难以把握，也不是遥不可及，幸福既不是一种奢求，也不是有朝一日才能实现，幸福就在当下——就在她和外孙们共进午餐的厨房里、在客厅里、在她给外孙们读书的长沙发上、在她给外孙们买冰淇淋的时刻，在她竭尽全力跟外孙们一起抓鸽子的那一刻。
他们真幸运，她真幸运，我也很幸运，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和母亲在我们之间找到了最理想的距离，既没有过分亲近，也没有离得太远。通过安东尼、尼古拉斯和亚历山大，母亲和我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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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些，我并不是想赞美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同我们所有的联系一样，这些联系也是不完美的。而且，也不是每一对母亲都能通过新一代来抚平过往的伤痛。
有些母亲与他们的女儿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距离。有些母亲生活在令人窒息的亲密状态下。有些母亲很不愿意帮女儿照顾孩子，她们不想成为给女儿照顾孩子的保姆。有些母亲属于独立的职业型妇女，她们总是很忙，没有时间陪外孙玩耍或是逛动物园。还有一些这样的母亲，看到女儿把爱和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孩子身上，她们很嫉妒：“难道我们就不能抽点时间单独待一会儿”。
同样，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女儿，她们嫉妒母亲给予外孙和外孙女的关爱。有些女儿一见到母亲就想立刻逃走。而有些女儿一见到母亲就会表现的像一个4岁的孩子。有些女儿在大学期间读过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学的书籍，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母亲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错的。有些母女之间的裂痕很深，根本无法填补。然而，在我们步入中年后，大多数人发现自己非常希望填补与母亲之间的裂痕。
《哈佛教育评论》刊载的一篇“家庭事件”的文章中，约瑟夫.费特斯通指出：
到了中年，我的朋友们对他们的家庭历史十分感兴趣。过去我们总是很不情愿从历史角度去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父母的生活。我们对过去有所了解，感觉它就像一副宏大的挂牌，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却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那挂毯的一部分。在那幅挂毯上描绘着19世纪爱尔兰的农夫、犹太村庄的农民、文艺复兴时期的红衣主教、17世纪的清教徒、非洲勇士和伦敦的机械师。我们一直在为未来打拼，努力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年轻人担负着逃避历史和家庭生活的双重责任，这常常意味着切断我们与过去、家庭的联系。不过，很少有人把这种决裂看作是永恒的，即便在做出这一决定的那一刻，也很少有人这样想。
在中年，我们可能会寻求重新与过去——我们所谓的“根”建立联系。我们会主动探求我们与家庭成员的共同点，而不是刻意回避他们。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对我们的生活完全负责，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家庭的一员，我们可以利用所能获得的帮助，而且我们还希望获得一些好的元素，如才能、道德意识、进取心等任何可能属于我们的优点。
所以，当我们听到自己的曾祖母伊芙琳曾随一个轻歌剧团演出，我们感到很兴奋。当我们听说我们的祖父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我们也会心中欣喜。或者我们听说我们母亲的叔叔内特，像威利.洛曼的哥哥那样走入密林，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名百万富翁，我们也会倍感自豪。听到我们的家庭成员中曾经有人取得过如此令人羡慕的成就，我们很希望自己也遗传到了这样的品质。
当我们告诉自己“查理大帝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中流淌”时，我们发现自己甚是欣慰。作为一个女人，我也曾在某个危机时刻这样的告诉过自己。
在探究我们家族的过往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以新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父母，看看哪些历史经历塑造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一些秘密。其实每个家庭都有秘密，而且这些秘密能对我们的家庭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我们发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曾经结过婚，我们的父亲或母亲是死于自杀。克莱尔就在探究父母的过往中发现，母亲曾在自己两岁的时候生了一个私生子，并把那个孩子送给别人收养。在探究过往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发现在精心的演示与蓄意欺骗的背后，我们的父母的真实面目。
但也不完全如此。
在赫伯特.戈尔德的传记体小说《父亲们》中，主人公在步入中年后的一天带着女儿们去溜冰场，就像多年前他的父亲带着他去那里一样。他写道：“我记得为什么溜冰会让我如此开心，是因为渴望与父亲亲近，渴望挽回我们的关系。是因为我相信父亲和我之间以及别人与我之间的深渊是可以逾越的……我就像一名歹徒想要刺破父亲那神秘的灵魂，但是界限仍旧存在，无法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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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5岁到45岁或50岁的中年阶段，我们认识到很多希望依然无法实现。我们想要的东西还有很多，而且我们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他们。但是，此时我们已经清楚自己永远都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他们，而且此时我们也能接受这一现实了。
在探究家庭的过程中，费特斯通发现自己一再惊异于“一种神秘能力，一种人们依据自己的主张控制自己和给予他人的能力”。然而在中年时，随着父母的衰老、疾病和死亡的来临，我们可能会重新看待那些主张……还会给这些主张冠以亲切的称呼。因为此时,世界已经属于我们这一代，不再属于他们，因此我们才看到他们曾经是那么无能为力。他们想要给我们最完美的爱，他们想完全理解我们，想竭力保护我们不受死神的威胁，他们不想我们伤心，也不希望我们感到孤独。
父母为跨越于我们之间的鸿沟，一直试图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但他们是那么的无力，而我们到了中年却感到自己也是那么的无力。作为父母、子女、配偶和朋友，我们都曾怀有一些期待。然而随着我们放弃那些徒劳的期待，我们也学会了对那些不那么完美的联系心怀感激。
3.中年的疑惑：韶华已逝
第十六章迎接哀伤：我无法接受，看着你的墓地......（一）
我们是分离的人，因为受到各种禁忌的制约和一些无法实现的事情的束缚，我们与这个世界保持着十分不完美的联系。我们的生命中总是伴随着丧失、分离和放弃。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带着或多或少的伤痛认识到丧失会“伴随人类一生”。
哀伤是我们对生活中各种丧失的适应过程，那么哀伤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弗洛伊德在《哀伤与忧郁》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之后，他回答到，哀伤是一个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它是一个极端痛苦而又渐渐进行的内在放弃过程。正如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弗洛伊德说，我们会因所爱的人离世而感到哀伤。但是在与此类似的情形下，我们也会哀伤，例如一段婚姻的终结，一种特殊友谊的破裂，或因没能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个人而哀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凡事都会终结，但凡我们所爱的事物也会终结。同样的，哀伤也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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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哀伤的过程以及我们的哀伤是否会结束或以何种方式结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各种丧失，取决于我们的年龄和丧失的年龄，即丧失发生了多久；取决于我们的准备程度，取决于死亡发生的方式，取决于我们的内在力量和我们的外在支持。当然也取决于我们先前的经历，我们与逝者相处的经历，我们的丧失经历，我们先前与所爱的人分离的经历。除了个别的特性，正常的成年人的哀伤确实有一种典型模式。通常人们认为，我们要经历一些不断变化的哀伤阶段，虽然有时这些阶段还会有所反复，但我们会在大约一年之后“结束”哀伤的主要部分。有时会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但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这个时间更长些。
现在很多人发现，我们在哀伤的某些阶段中会非常愤怒，而且我们还会觉得对于那种伤心欲绝的痛苦，某些朱莉娅.塞尔德式的悲伤给我们提供了分阶段的疗法。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某些阶段我们或是其他人一定要经历，或者我们或其他人意识到自己已经经历了哪些阶段、即将面临哪些阶段，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哀伤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
不论丧失发生之前，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都会进入哀伤的第一个阶段：震惊、目瞪口呆、觉得难以置信。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不可能”，不，不可能！我们可能会泪流满面，我们可能会沉默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也许那痛苦的波涛会与惊诧、难以置信的感觉交相翻滚。如果我们在死者临终前曾长时间的守在他的身边，我们可能会不那么震惊。或许事实上，我们的震惊感会少于我们的解脱感，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相信我们所爱的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一事实。
马克.吐温认为自己的女儿苏西是“一个奇才，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在苏西24岁的时候，她突然离世，马克.吐温听到这一噩耗时觉得难以置信，后来他在自传中写下了他最初的惊诧之情：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一个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到来了。他在得知这样的消息之后，还能继续活在世上，还真是生命的奇迹，对此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被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吓傻了，以至于他还在试探性的琢磨每个词的含义。幸得上天垂怜，他当时丧失了对那些单词的理解力，所以他当时根本不认为自己遭受了巨大的丧失——仅此而已。他要在数月，也许是在数年中凭借自己的头脑和记忆力，慢慢领会当年的点点滴滴，到那时，他才真正领会到这一丧失的全貌。
与那些毫无心理准备的死亡相比，可预见的死亡给我们的心理震撼感要稍弱一些。一种不治之症主要是在确诊的时候使人心中震惊，但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陷入预期的哀伤中。虽然我们已有所准备，但在所爱之人死去的最初阶段，仍无法接受他已去世这一现实。与我们的内心相比，我们的大脑更能接受死亡这一现实。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理性会使我们承认丧失，而我们的情感以及除了理性之外的任何方面，都在竭力否认丧失这样的事实。
鲁思去世了。在她上葬礼的那天，人们发现她的丈夫在疯狂的给地板打蜡，他非常认真的说：“亲戚和朋友都要来了，如果屋子很乱，鲁思会杀了我”。蒂娜的弟弟安德鲁在姐姐死后质问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她死了？为什么不能假装说她在加利福尼亚”？有人告诉我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突然死了，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竟然十分荒诞的对她正在哭泣的父亲说：“你开玩笑”。有时候家人在否认死亡的时候，会公然与临床诊断对抗。下面就是这样的例子：
一个老太太突然中风发作，家人立刻把她送至医院，几个小时后她死了，看护的见习医生立刻通知了留在医院里的她的几位已经成年的子女，他们听到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他们冲进病房去看他们的母亲，几分钟后他们从病房走了出来，但坚持认为母亲没有死。他们马上请来了家庭医生，在家庭医生再次诊断之后，他们才接受了显而易见的现实。不相信也好，否认也罢，有时候这些态度很可能会在初次震惊之后还依然长久存在。
的确不相信死亡或是拒绝承认，现在可能会贯穿于整个哀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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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伤的第一阶段相对短暂，在这一阶段之后，我们便进入了持续时间较长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我们会在精神上经受强烈的痛苦，我们会掩面而泣，会黯然神伤；我们会情绪波动，会身患疾病；我们会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会异常活跃；我们会变成一个需求者，在心理上倒退到要人帮助的阶段；我们还会愤怒。
在安妮29岁时，她的丈夫和女儿被卡车撞死了，她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愤怒之情时说：“我非常痛恨这个世界，我恨卡车司机，我讨厌所有的卡车，我怨恨上帝。为什么要制造卡车？我恨每个人，我甚至有时候还恨我4岁的儿子约翰，就是因为他我不得不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他，我也可以了无牵挂的离开人世了……”。
我们会对医生发火，因为他们没能救活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会怨恨上帝，因为他把他们带走了。像约伯那样，或者像下面那首诗中的人一样，我们还会对安慰我们的人发火——他们有什么权利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他们有什么权利说上帝是仁慈的？他们凭什么说一切会好起来的？他们凭什么说我们会战胜悲痛？
朋友，你的逻辑完美无缺，
你的劝解千真万确，
但是，自从泥土覆盖了她的灵柩，
我听到的都是这些，而伤心的不是你。
若是你想说些安慰之词，我能忍受，
这是口头上的善意施舍，
但是，并非自亚当以来的所有说教，
都能使人感觉不到死亡的悲痛。
有些人坚持认为，愤怒，无论是对别人的愤怒，还是对死者的愤怒，始终都是哀伤过程的一部分。的确，我们的愤怒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死亡的，对周围的人的愤怒我们能够感觉到，而对死者的愤怒我们却感受不到，不过我们有时会把这些愤怒之情直接表达出来。一个寡妇记得，她曾经对着亡夫的照片说：“让上帝诅咒你，因为你离我而去，我要让上帝诅咒你！”和她一样，我们爱死者，我们想念他们，需要他们，渴望得到他们，但是我们也因为他们弃我们而去而怨恨他们。
我们对死者的愤怒和怨恨，与婴儿因母亲的离开而产生的愤恨是同一种，像婴儿一样，我们也十分恐惧，担心自己所爱的人是因为自己的怨恨、怒火和恶毒的言行而离开我们。我们为自己的邪恶情感而内疚，或许还会为自己做过的行为和想象中的行为而分外内疚。愧疚感——无论是荒谬的还是合理的，也常常是哀伤过程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即便是最深沉的爱，也包含矛盾情感。所以，当死者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玷污了我们对他们的爱。我们曾认为他们并不完美，而且我们在与他们相处时也曾经有过希望他们死去的念头。而他们真的死去了，我们就会对自己曾经的恶毒情感而心中愧疚。我们会因为自己如此恶毒而斥责自己：“我本来可以仁慈一些的”，“我们本来可以更善解人意的”。“那时，我们真应该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心怀感激”。“我真应该尽量多给母亲多打几个电话”。“那时，我真应该去佛洛伊达看望爸爸，他一直希望养狗，我当时真应该给他买一只，现在已经太迟了”。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为自己以前对待死者的方式而内疚，会因为自己曾做过一些伤害死者的事情而内疚，会因为我们以前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感到内疚。然而，即使我们以前很爱他们，的的确确很爱他们，我们也能找出一些引起我们自责的事情。
一个男孩在1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对于他的死，他的母亲陷入沉思：
现在我很想他，我总是觉得以前亏欠了他很多，我过去辜负他的事情总是萦绕心头。我想，每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在之后的岁月中都会内疚，甚至还会产生罪恶感。当一个人的孩子死了，他会觉得自己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他认为自己应该找到某种办法，让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孩子的性命。如果找不到这种办法，他会觉得在孩子短暂的一生中，自己那些曾辜负孩子的行为令其无法忍受而又不可宽恕……。
我多希望在约翰尼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多爱他一些。我们当然很爱约翰尼，约翰尼知道我们爱他，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那“多爱他一些”意味着什么？现在这又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了人世，我们就会因为自己曾经辜负他或她而心中内疚。此外，我们也会因为自己曾经对他或她怀有过消极的情感而心中愧疚。不管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内疚的折磨，无论我们用何办法抚平自己的内疚感，我们都会因为内疚而在心里坚持认为，那个逝去的人是完美无瑕的。我们通过理想化那个人，来保持内心的平静，来抑制心中的内疚——“我的妻子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我的父亲比所罗门还要聪明”。我们通过内疚来补偿死者。以前我们对他们做过的所有不好的事，曾经对他们产生过的邪恶念头，都通过内疚来补偿他们。
把死者尊为圣人，也就是把死者理想化，这常常是哀伤过程的一部分。
关于理想化死者这一问题，精神科医生贝弗利.拉菲尔在她杰出的著作《解析丧亲之痛》中，以杰克为例进行了论述。杰克是一个49岁的鳏夫，他在描述自己的亡妻梅布尔的时候，总是不住的赞美她。他说：“她是世界上厨艺最好的小夫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她为我做了所有的事”。拉菲尔医生继续写道：
他在评价她的时候，没有一句否定之词，而且他坚称他们在一起时的生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十全十美的。他如此强烈的坚持自己的说辞，仿佛实际上是对此说个“不”字，他就要像谁发起进攻似的。在经过小心的探究之后，他才吐露自己对妻子的憎恨之情，因为他的妻子过分体贴，而且侵犯他的生活，所以他十分渴望自由，渴望摆脱她的控制。然后他已经能够比较现实的谈论他的妻子了，他愉快而又伤感地谈起了亡妻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4.《必要的丧失》35——第十六章迎接哀伤：我无法接受，看着你的墓地（二）
《必要的丧失》一【美】朱迪.维奥斯特 著
吴春玲 江滨 译
中年的疑惑：韶华已逝
第十六章迎接哀伤：我无法接受，看着你的墓地（二）
实际上,无论我们对死者感到内疚还是愤怒，无论我们美化他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补偿他们，这些似乎都表明我们已经知道死者已经死了这一现实，不过我们偶尔或是与此同时，可能还会继续否认这一现实。约翰.鲍尔比在他的著作《丧失》中，对这种否认现实而又接受现实的自相矛盾行为进行了论述：“一方面，我们认识到死亡已经发生了，我们感到痛苦又绝望。另一方面，我们却不相信死亡已经发生了，我们希望死者没有死，还安然无恙的活着，而且我们还会产生一种希望死者复活的冲动”。鲍尔比说到：“一个孩子在母亲离开的时候就会否认母亲的离去，所以他还会试图寻找母亲。然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在面临亲人死亡的时候，也和孩子的表现一样试图寻找死者。”
这种寻找，可能是无意识的行为，通过一些无意之中的焦躁不安行为表现出来，但是也有些人会有意的去寻找死者。贝丝一次又一次地前往自己和丈夫一起去过的地方寻找丈夫；杰弗里站在衣橱中，在妻子穿过的衣服间嗅她的气息；法国电影演员杰勒德.菲利普去世后，他的妻子安妮描述了自己前往墓地寻找丈夫的情景：
……我去找你了。一个疯狂的约会……我一直远离现实，无法接受现实。看着你的墓地，我伸出手来能触摸到覆盖你的泥土，但我还会情不自禁的认为你会回来，只不过比往常迟了些。我相信很快我就能感觉到你在向我走来……我告诉自己你已经死了，但是根本不管用……你不会来了，不,你只是在车里等我。一个疯狂的希望，我知道这是一个疯狂的希望，但是我就是无法摆脱它。“对，你正在车里等我”。然而当我看到你没在车里的时候，我又一次欺骗自己，给了自己另一个逃避的借口：“他正在山上散步”。我下山回家一边和朋友聊天，一边寻找你，他们当然不相信我能找到你。
有时候，我们在寻找死者的时候还能产生幻觉，我们听到他们在门前车道上的脚步声，听到他们开锁的声音。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了他们，我们急切地追他们，追过了一个街区，当他们转过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脸。有些人在幻觉中把死者带回生活，很多人会在梦里使死者回到生活中。
一位父亲梦见了自己的儿子——“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亲爱的莫尔又活过来了，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抱在怀里仔细端详，我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我的儿子——我们立刻谈到了他的死，结果我们发现他的死亡和阿宾格的葬礼都是假的。在我醒了以后，我还欢喜了好一会儿，但之后丧钟敲响了——那天早晨闹醒我的铃声响了，莫尔死了”。
有一位母亲梦见了自己的女儿——我的梦很普通，我梦见她还活着，她没有死。
还有一个女人梦见了自己的姐姐——她经常来找我，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
一个女儿梦见了自己的母亲——她和萨特在一起，而且我们在一起是非常愉快。然后美梦就变成了噩梦，我为什么又和她生活在一起了？我怎么又受她摆布了？于是我与母亲从前那种统治与顺从的关系又在我心中复活了——你面对这种顺从，我又爱又恨。这个女儿就是法国作家西蒙尼.德.波夫瓦。
一个儿子梦见了自己的父亲梦——我梦见自己带他出海，他就要死了，他躺在我的怀里安详的死去了。
一个儿子梦见了自己的母亲——这是母亲过世后他第一次梦见，她发狂似的讥笑，就因为我不敢从行进中的火车上跳下去。她在讥笑我的时候露出了尖尖的牙齿，我醒来时还依然心有余悸，但我自言自语道，关于母亲的所有美好记忆中，我不应该忘记她还有这样一面。
他在几个月后又梦见了母亲——我正在某个地方散步，我的面前出现三个女人，她们都穿着长长的拖地睡衣。其中一个女人转过身来，那是我的母亲，她非常清晰的说“原谅我”。
一个女儿梦见了自己的父亲——他正背对我往前跑，我想抓住他，这太可怕了。
一个寡妇在丈夫自杀一个月后梦见了他——我梦见两个相连的螺旋楼梯，我从其中一个上楼，他从另外一个下楼，我伸手去拦他，但他假装不认识我继续向下走。
作家埃德蒙.威尔逊总是梦见自己朝思暮想的亡妻马格丽特：
在一个梦中我梦见她还活着，这意味着什么？人们不是说她已经不存在了吗？可是她明明就在那里。现在还有什么能再次阻止我和她一起生活？
在一个被灰色笼罩的梦里，我告诉她我是多么愚蠢，竟然认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在一个梦中我梦见我和她上了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我们在一起。
在一个梦中我梦见她病了，而且很快就会不久于人世。她躺在一个曾给我们看过病的女医生的病床上——当我们说话时，我觉得她会好起来，只要我能让她相信我爱她，而且希望她好起来，我们的麻烦就迎刃而解了……
在幻想和睡梦中，在我们寻觅死者的过程中，我们总是试图否认丧失这一现实。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死了，会使我们再度感受到童年那种被遗弃的恐惧，会使我们心中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再度燃起。有时我们能通过唤起死者，使自己相信我们失去的人依然活着，使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被抛弃。然而，有时候正如我的一位务实而又理智的朋友，给我讲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所说的那样，唤起死者最终会使我们相信他们真的死了。
乔丹的妻子死于自杀。在她死了两年之后的一天，乔丹和他的新情妇麦拉躺在了一张床上。麦拉曾是她的前妻阿琳的朋友，乔丹把麦拉看作阿琳的替身，而且他曾强迫麦拉模仿阿琳生前的一举一动。麦拉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但是乔丹没有娶她，因为她毕竟不是阿琳。然而一天夜里她无意中醒来扫了一眼麦拉睡熟的身体，“我没有看到麦拉，我看见的是阿琳的尸体，我不敢回忆过去，但我也不能面对她是麦拉的这一现实，所以我就一直躺在那里和那具尸体躺在一起。
最后，他终于走下床离开了公寓。
现在他已经和麦拉结婚了，他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乔丹说他的经历很恐怖，但也正是这个恐怖的经历使他得到了解脱，并最终使他继续生活下去。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他无法使他的妻子复活，他说我不能用另一个阿琳代替阿琳，从那以后我能够让阿琳死去了。
在这个极为痛苦的阶段，有的人会默默的伤心，而有的人则会把哀伤表达出来——虽然不是通过撕烂衣服和弄乱头发的方式，但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伤，我们会产生恐惧感和内疚感，我们会落泪，我们会陷入焦虑、愤怒和绝望。在第二阶段我们无法接受现实，我们无法面对丧失，但是在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设法度过这一艰难阶段之后，我们便进入了哀伤的结束阶段。
起初我们异常震惊，接下来我们度过一个精神极为痛苦的阶段，最后我们便进入了哀伤的“结束”阶段。虽然我们在这一阶段有时还会落泪，还会想念死者，但结束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恢复，已经接受适应了这一丧失，我们恢复了以往的常态和经历，我们重新对生活燃起了希望，重新拥有了投入生活和享受生活的能力。虽然我们还会幻想或是梦到死者又回到我们身旁，但我们也接受了现实，他们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适应了已经发生改变的生活环境，虽然这一过程是那么的艰辛，为了继续活下去，我们调整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期望，修正我们对自我的定义。精神分析学家乔治.波洛克就哀伤问题写就了大量的文章.他把哀伤过程称为“适应成长”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他指出，成功的哀伤远远不止意味着成功的度过逆境，他认为哀伤还能导致有创造性的变化。
但是他和他的同事提醒我们，在多数情况下，哀伤都不是一个直线向前发展的过程。琳达.帕斯坦也在“我们失去你的那一夜》一诗的开篇部分这样提醒我们。她在诗中追溯了哀伤从开始到结束的各个阶段。她描述了这艰难的长期的攀登过程……
此刻,我看清了自己在向什么地方攀登，
我的目标是接受，
我要用特殊的字体，
特殊的格式书写你,
接受,我继续攀登，
挥动着双手，我放声呼喊，
向下望去，我看到我的生活如浪花四溅，
我看到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壮丽景象，
还看到了我梦中出现过的壮丽奇观。
向下望去，一条鱼一跃而起，
冲动也是如梗在喉
接受，我终于到达了那个地方，
但好像出了点差错，忧伤如盘旋的楼梯，
我已失去你。
帕斯坦说，经历这些痛苦的阶段，就如爬盘旋的楼梯——就如同我们在“被截肢”后学习爬楼梯一样。路易斯在自己深爱的妻子去世后，对于哀伤，他也运用了相似的比喻：
它总是会这样吗？每当面对强烈的空虚感，就如同面对一个全新的事物，总是会让我在惊诧之余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种丧失吗？”那种感觉就像一条腿被一次次的砍掉，而且每一刀刺进肉里都会让你感到无比痛苦。
他在其他部分还写到：
一个人不断的从一个阶段挣脱出来，但又不断的回到那个阶段，就像一个人在绕圈跑，总是会重复以往的路程，我也会陷入这种循环。
有时候哀伤循着这种方式运行，有时候我们的痛苦也是按这种方式折磨着我们。虽然我们最终接受并适应了现状，恢复了往常的状态，但是在“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感到痛苦——我们会再度因为死者而陷入痛苦，我们会感到孤独与绝望，我们会思念他们。在死者的生辰或是忌日，在每一个与死者有着密切联系的日子中，我们都会再度陷入痛苦。虽然哀伤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障碍，而且还会反复，但是它总会结束的，即使是最令人心碎的哀伤也会有终结的一日。
下面的文字就记录了一个女儿的哀伤过程：
午夜，我醒了，我对自己：“她去了，我的妈妈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对于这种情况该如何解释呢？妈妈我不想吃饭，不想出去散步，不想下床看书、工作、做饭、听广播、探访亲友，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只想深深的陷在伤痛中，不想被任何事打扰，即使现在让我死，我也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每天半夜，我都从睡梦中醒来，然后对自己说：“我的妈妈死了……”.
哀伤……你似乎已经彻底被哀伤笼罩了。你总是这样伤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哀伤就像怀孕，但是……怀孕的时候即便我们十分懒散，什么都不想做，也还是感觉想要做点什么。而哀伤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做什么都毫无用处，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在我头脑中萦绕的只有她的死……
我的日常生活已经中断，我陷入了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不再期盼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予这个世界。当情况变得非常糟糕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消失了。对于你来说，这世界上的人以及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