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一书按照今人的统计，合共有533505字，其中使用的单字数为5122字。也就是说，一个人识字超过五千个，就基本上可以将《史记》读下来。从传说中的黄帝初造文明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总计二千五百年的历史概略就挤在在这五十三万多字中。
到了现代，一部电子版的《史记》体量小于300KB，甚至更小。如果能称重的话，可能轻得比不上一粒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尘。由此想象一下二千年前《史记》开始成书时，它会是怎样一番模样呢？在流传到我们手中之前的之前，它是从一条怎样的小溪流中汩汩流出呢？或更准确地说，《史记》最开始成形的那一汪水源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如果用想象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要从哪里想象，并且想象到哪里作为边界呢？
《史记》最开始并不是称作《史记》，而是称之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择其要义而名之。就像孔子定《春秋》，本为《鲁春秋》。“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兵戎和祭祀这两件事常在春季和秋季发生。“春秋”之学本来为王官之学。按照常理推演，既然有《鲁春秋》传世，那么类似《周春秋》、《齐春秋》、《郑春秋》、《秦春秋》这样的历史记载也应该是有的。但是秦一统六国，甚至自己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着实让人疑窦丛生。后世有人说，春秋及战国时，各国相互征伐不休，即便有王官之学，也恐怕难以为继。一部《春秋左传》记录了二百余年的时间，可其中有名姓者不过四百余人，可见任何时代，人才都是稀缺的。
春秋和战国数百年间的事情，到最后凝聚为可传世的资料就是一部《春秋左传》。秦和六国就像是“谜一样的朋友”，我们听了很多他们的故事，却发现都是从一条河中流出来的。到了《竹书纪年》重现天日时，这部书类似《魏纪》，其中言语之乖张、事实出入之悬殊，让这本书命运多蹇。但《竹书纪年》的重现天日，印证了长久以来的另一种猜测，《鲁春秋》只是流传下来的那一个。更多承载着历史谜底的简牍，在“秦灭六国”和“秦汉易代”之际损失殆尽。
不论是简牍还是纸张，最怕火，可一波接一波的大火最爱舔舐书简。烧书的时代里，也烧人。这是另一段话了。
根据现今的考古发现，汉代的书籍仍以简牍为载体。
司马迁在年轻时，他应该听说过很多书，但事实上可能也无缘见到，或是那些书只是流传下来一个书名。《太史公书》之所以会变得伟大，或许就是司马迁在他的时代看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历史空白横在自己眼前。而司马迁相比于其他人的优势在于，他多少知道一些那历史空白处曾有过什么？“太史令”是他的“家学”。
今本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包括本纪12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表10卷、书8卷。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司马迁在书写这部气势恢宏的著述时，每每落笔之前是有腹稿的，因为用于书写的简牍不易得，落笔在书简上，一枚书简也写不了多少字，恣意的文采在面对不流畅的书写工具时，需要刻意放缓一下节奏。所以《史记》采用的句式，大多用短句。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司马迁那个时代的语言习惯，一方面可能也受制于书写本身的不便。
我们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司马迁在撰写《太史公书》时的模样，这位太史令跪坐在几前，在他的左手边是已经写好的书简，在他的右手边是已经削好的空白书简。写好的书简一片一片铺陈开来，等墨迹晾干。在完成一天的书写之后，司马迁可能还要再检视一遍已经写成的书简，将有误或写错的书简单独抽出来，把书简上的字迹削去，再重新写一遍。当天写好的书简估计到晚上能干透，晚上用绳索将书简一根一根编织起来，卷在一起，就成了《太史公书》中的某一篇或是某一记。一卷接一卷累积起来，码放整齐。等这部书写完，用“汗牛充栋”来说明它的体量应该不是什么夸张之词，而是实情。上述模拟均来自凭空想象猜测，并无考古佐证。
学者邢义田先生曾对汉代书简做过测算，他根据中研院史语所藏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做了抽样统计。测出一枚简牍的重量大概在7～8克左右（不同材质的书简重量略有不同），一枚书简长度约为23厘米左右，宽1厘米，厚度为0.2-0.3厘米，如果按一枚简按照写38个字计算，一部不带注解的原始状态的《史记》大概要使用1万3千8百多枚简。如果一枚简按8克计算，整部书就有110公斤左右。邢义田先生还测算了这样一部《史记》的体积为284310立方厘米。是现在一部简体版不含注解《史记》纸质书的225倍大。
原初状态的《太史公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司马迁憋着一口气笔不停耕，写了十三年。他实际书写过的简应该会超过2万枚。那些在他看来已成弃物的“废简”大抵都与火共舞了。《太史公书》的底稿只有他一人了然于心。
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之作《太史公书》最开始成形时，谁率先成为它的读者呢？
《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3年，距今有2100余年。用另一本书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根时间线上巨大的空荡处。紧随《史记》之后的《汉书》成书于公元83年。两部书相隔了差不多200年先后问世。那么横隔在这两部史书中的百余年的时间绵延中，就没有人撰写历史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历史肯定有人记述撰写，但私人撰写历史是一项极具风险的事情。尤其是司马迁撰写《太史公书》之后。
《史记》一书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虽然后来陆续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参照《史记》写过续篇，但班彪对这些续篇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太史公书》“作《后传》六十五篇”。可惜未竟其业。班彪之子班固承父业，接过父亲的遗稿，要完成这部接续之作。在班固动笔续写后没几年，就遭遇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因此陷狱。书稿亦被全部查抄。由此可见，“私作国史”这罪名不是小事。班固之弟班超上书汉明帝阐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乃是颂扬汉德，并无诽谤朝廷之意。汉明帝乃释然。
从《汉书》记载的这一段颇为紧张的历史接续故事中可以看出，在私人撰写国史这一行为中，重点不是谁来写，而是写了什么。
不过，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从侧面说明了班家父子是读过《太史公书》的，而且可能还是通读，而非选读、跳读。就《汉书》所言的情况，在班氏父子的时代，只有少之又少的人读过《太史公书》这部书。难道，在这二百年间，就无人流传《太史公书》的声誉吗？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记》在汉一代、三国时期属于禁书。，读不得和不能读。官民不得阅读，即便是王公诸侯亦不得见。至少自《太史公书》成书以来的数百年间，它一直安安静静地深藏在宫禁之内。或许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听说有这样一部书存在，却不曾目睹过。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冷静，仿佛提前看到了这一幕。“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
在司马迁这句话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揣测一下，司马迁对于《太史公书》这样的作品会遇到的读者其实是知道的，对于太史令司马迁而言，史书的第一读者除了作者本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读者，而这位读者的读后感将决定这部书的毁与存，和作者的死与活。
从《史记》最开始口耳相传过程中产生的少量信息来看，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除了作者之外，完整读过这部书的读者是极个别的。按照司马迁自己的说法，这部史籍在完成时有两部，副本在京师，正本藏于家中。人世间仅两部。它的读者可能也不超过两个人。一个是司马迁，一个是汉武帝。
书简，最怕火。一遇火，就什么都没有了。历史将焚书的秦称之为”暴秦“。但暴秦焚书是依律而行。秦律《挟书律》中有称：敢有挟书者族。律法写在书简上。并得到了忠实执行。不过令我们想不到的是，汉承秦制，也将秦律一并继承了下来。《挟书律》直到汉惠帝时才宣布废除。《挟书律》公布于公元前231年，终止于公元前191年。此三十年间，多少人间书简灰飞烟灭，无从知晓。司马迁所能参考的书，应当是很有限的。凭司马迁一己之力，从他笔下流出的这条历史小溪流，最开始时，相当孱弱。一不小心，就没了。
司马迁的雄心壮志是厘清历史长河流经的时间、空间和形态，却唯独忽略了他自己。司马迁最后的归宿是另外一个谜。就像《太史公书》一样，它被写出来了，却谨慎地收紧身形，藏在书简中，居于重重宫禁中的某一间小屋内。史学家推测司马迁的生涯大致与汉武帝一朝基本相当。有人用故事的形式给司马迁安排了一个可能的结局-----隐居山野，不知所终。但那一部家藏的《太史公书》正本存在世上有多久，我们不知道。
但司马迁并没有飘然远去，渺渺不可寻，因为他留下的文字不止五千字，而是扩展了百倍。这样一部大书，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应该也是一部”浩瀚之书“。凡是知道这部书的人，都不能不对司马迁侧目而视。班固在《汉书》中就为司马迁留了一席之地。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 第三十二》写道：“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 ‘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相比较我们对司马迁的种种臆测，班固对前辈的认识更直观一些。
既然有批评，那是不是由此可以间接证明班固也是曾经读过最初《史记》的人之一呢？在班固透露的信息中我们知道，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除了作者之外，完整见过、读过这部书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以个位数计算。按照班固在《汉书》的记载，《太史公书》是经司马迁之孙杨恽公开发表，才逐渐为人所知。这也就是说，经杨恽之口，知道这部书的人才真正多了起来。那么，除了深宫禁内的那一部《太史公书》，司马迁家藏的《太史公书》最先应该是作为“太史公家学”的内容才被普通人所知道。
不幸的是，杨恽很快就因事问斩。杨恽因罪问斩与《太史公书》出名一事看上去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汉朝的皇帝对司马迁写的汉初故事并不满意，尤其是汉武帝之后的皇帝们。《太史公书》从汉武帝时的一汪水逐渐聚成流出后，三、四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这股小溪流依然是一股隐秘的小溪流。
等到《太史公书》的流传演变为《史记》这样的通俗的名字时，它才成为洪流的源头。
在构想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最开始时的读者时，我忍不住想到另一位现代学者王晓明曾提出的一个问题：在鲁迅决定“医心”的那个时代，有多少人知道或读过鲁迅先生的的书呢？
按照四万万的人数估计，鲁迅先生的读者，在几百人与几千人之间游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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