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长志
来书云：“杨、墨①之为仁义，乡愿②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③，汤、武④、楚项⑤之放伐，周公⑥、莽、操⑦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⑧，建辟雍⑨，制历律，草封禅⑩，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⑪’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① 杨墨：战国时杨朱与墨翟的并称，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非攻等。
② 《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指没有确定的原则、四面讨巧，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③ “尧、舜”句：指古代社会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子之则是战国时燕王哙的相国，后哙效法尧让位于许由的故事，将燕国的政权交予子之。
① 汤、武：商汤征伐夏桀而得天下，武王征伐商纣而得天下。
② 楚项：指项羽（前232—前202年），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市)人，秦末随叔父项梁举兵反秦，秦亡后，项羽杀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
③ 周公：即周公旦，周文王第四子。武王死，成王继位，周公在成王年幼时摄政，待成王成年后还政于成王，成为后世典范。
④ 莽、操：莽指王莽，操指曹操。王莽杀害汉平帝，立孺子婴，先摄政，后篡位；曹操讨伐董卓，迎立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
⑤ 明堂：先秦时帝王会见诸侯、进行祭祀、发布政令、宣传教化等活动的场所。
⑥ 辟雍：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壁环为名。
⑦ 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封是祭天，禅是是祭地。
⑧ “生而”五句：出自朱熹《论语集注·述而》。
顾东桥又来了一封信，这封信里接着上一封信，引用一大堆典故和朱熹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论点是对的。我们先把引用的典故说一下。
杨、墨指的是杨朱与墨翟，也就是杨子和墨子。杨子主张每个人自己做好，不要去干扰别人，天下的每个人都做好了，自然就天下太平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过于理想化，人的资质悟性不同，能修好自己的人毕竟不会太多，倡导这种思想，悟性不高的人难免会被误导，变得更加自私，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冷漠。墨子主张兼爱，就是我爱父母像爱路人一样，反过来也一样，我爱路人就像爱父母一样。这显然是不太符合人性，父母为你付出那么多，你对路人就像对他们一样，这显然是不大公平的。人性都是有远近厚薄的，这样要求，有一部分人可能能做到，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杨、墨的主张看似仁义，但因为不符合人性规律，是没法推行下去的。
乡愿指的是没有确定的原则底线、四面讨巧，貌似谨厚，实则是与流俗合污的这种伪善者。孔子对乡愿非常厌恶的，称之为“德之贼也”。乡愿的人，就是对什么都支持，喜欢迎合，完全没道德底线，哪怕有人做了一些很无耻卑劣的事情，乡愿的人也会去迎合。
尧、舜时代，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把良知放在首要位置，尧年纪大了，认为儿子丹朱不成器，决定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就把帝位禅让给了有德的舜。舜年纪大了，把帝位禅让给了有德的禹。
子之是战国时期燕国国相，子之为国相时，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得到燕王哙的赏识和重用。燕王哙因年老不再过问政事，从此“国事皆决于子之”。燕王哙又听信鹿毛寿的建议，效法尧以天下让与许由的故事，把燕国政权都交给子之。子之坐稳屁股之后就翻脸了，在宫殿后边弄了个房子把燕王哙关了起来，子之执掌朝政三年，致使燕国大乱。子之这个完全是私心窃国了。
汤、武、楚项之放伐，汤是商朝首领，后来灭掉了暴君夏桀。武指的是周武王，西周的开国君主，他灭掉了残暴的商纣王，拯救天下人民于水火，避免天下涂炭。显然都是把良知放在首要位置做事情。项羽是不一样的，项羽把义帝熊心杀掉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这是弑君。
周公、莽、操之摄辅，周公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武王死了之后成王继位，但是成王年幼，于是周公摄政，成王大了之后，周公就把国家权力交给成王，周公一心为国，没什么私心的。
莽是指王莽篡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虽然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实际上却是沽名钓誉之辈。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王莽乘机窃取大权。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指东汉末年，汉室日益衰弱，董卓废汉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并以皇帝的名义号令诸侯。后面这两位显然都是把自己的私心放在前面的。
这些事情只是见于史书，却稀里糊涂的没有考证，让听的人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听谁的。
此外，如果不能以史为鉴，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加以考察识别，国家要做建明堂、建辟雍、制定历律、祭天祭地等等这些大事，又有什么用呢？
明堂是先秦的时候，帝王会见诸侯的场地，是国家领导人从事国务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辟雍本为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
历律，推算音律以定历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注：“历以治时，律以候气”。
封禅，封为“祭天”（多指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禅为“祭地”（多指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即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话：“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也。”意思是“义理是可以生而知之的，但对具体事情的应对，必定是先学习实践才可以的”。
顾东桥认为这个就是定论了，核心意思就一个，学问的重心还是要放到具体事上，而不是放在心上。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阳明先生回信说，您所说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分别，与前面提到的舜不告而娶以及周武王不葬而兴师的情景大致相似，大体上是可以类推的。对于古今事变的疑惑，上一封信讲良知的时候，已经用规、矩、尺度作比喻加以说明了，这里就不在啰嗦了。关于明堂、辟雍这些事情，还是很有必要详细说一下的。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①，汉濡之训疏②。《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③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④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⑤”，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⑥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
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⑦，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⑧”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⑨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⑩。”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⑪”，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⑫”，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
① 吕氏之《月令》：《月令》出自《吕氏春秋》，按照一年12个月的时令，记述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
② 训疏：指郑玄等为儒家经典作注疏。
③ 齐宣：指齐宣王，战国时期齐国国君齐宣王曾向孟子征询是否要毁明堂，孟子认为明堂是有道德而能一统天下的君主的殿堂，要行王政，便不可毁明堂。
④ 幽历：指周幽王（？—前717年）和周厉王（？—前828年）。均为暴君。
⑤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⑥ 汉武帝（前140—前87年）建元元年（前140），赵绾请立名堂，荐其师申公，武帝使使者迎之，始议改历服色等事。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改乾元殿作明堂。
⑦ 泮宫：西周诸侯所设大学。建在泮水之旁。
⑧ “人而”四句：语出《论语·八佾》。
⑨ 祝史：古代掌管祭祀的人。
⑩ 《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⑪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意思是：尧命令羲氏和氏，谨慎遵循天道，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民。
⑫ 《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意思是：舜观察北斗七星，然后列出七项政事。“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明堂与辟雍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和郑玄的注疏，《六经》和《四书》上都没有什么记载。为什么三代圣贤的《经》上没有提到明堂与辟雍呢，难道因为三代时候的圣贤水平不如吕不韦和郑玄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尧舜的时代，贵为君王也一样住茅草房，垒土作台阶，古书说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也就是说，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鹿皮，夏天穿件粗麻衣，哪里有什么明堂呀。但当时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天下昌盛。
齐宣王在位的时候，周朝建的明堂还有未毁掉的，由此可知，周幽王、周厉王在位的时候，明堂还是完好无损。虽然当时用的制度还是和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旧制相同，但有幽王厉王这样的暴君，还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意思是“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古代圣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
这不正说明仁心比明堂重要的多。做君王的要有仁德之心怜恤百姓，施行仁政，才能天下大同。有没有明堂并不重要。
阳明先生接着举例说，汉武帝的时候，赵绾、王臧等人上奏请立“明堂”，筹备“封禅”大典。虽然汉武帝刘彻开疆拓土，封狼居胥，但代价是当时全国人口死了一半，民间差不多是家家死人，有的甚至都死绝了，从治国角度看，这肯定算不上是仁政了。武则天把乾元殿改做明堂，从作母亲来讲，把儿子的位置占了，算不上什么正统的事情。就汉武帝和武则天来说，有明堂并不代表天下治理的就好，这是两回事。
明堂说完了，先生接着讲辟雍。天子建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为泮宫，辟雍泮宫都是以地形命名，辟雍四面环水、泮宫三面环水。夏商周三代时候的教育重点是明人伦，并不是把“辟”是否像玉璧，“泮”是否环水看得很重要。
建明堂辟雍归根结底是学明人伦，把人心治理好才是第一要义，其他有形的东西都是延伸出来的，并不是根本。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一个人心中没有仁，遵守礼仪做样子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心中没有仁，乐又有什么用？”，“乐”在这里并不是音乐的意思，而是礼乐，礼乐是外在的，仁是内在的。
礼乐和乐器是两回事，做礼乐都是为了让德行推广的更深远一些，起的是教化的作用。如果根本的德行都没有的话，做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是乐工和祝史的工作，不是礼乐的根本。所以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君子重视道有三个方面，至于祭祀和礼节仪式，自有主管这些事物的官吏来负责）。”
尧命令羲氏和氏，谨慎遵循天道，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天下。舜观察北斗七星，列出七政。这些都是用勤勉仁爱之心治理天下，制定历法等事情的根本，正是在这里。
羲和①历数之学，皋②、契③未必能之也，禹④、稷⑤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⑥”，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侯⑦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⑧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① 羲氏、和氏是颛顼时代执行“绝地通天”命令的重、黎的后代。“重”后代中的一支成为羲氏，“黎”后代中的一支成为和氏。他们世代掌天地之官，负责祭祀天地之神、观测天地变化的工作。
② 皋契（gāoyáo）：皋陶是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以正直闻名天下。皋陶的主要功绩有制定刑法和教育，坚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③ 契：是尧舜时分管教育的大臣，负责教化和礼仪，使人们知“五伦”，明礼仪，做到“九族既睦”。
④ 禹：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古代圣王。
⑤ 稷：是尧舜时分管农业的大臣。播种百谷，教民稼穑，为农耕之始祖，后人尊他为农神或谷神。
⑥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意思是“智者没有什么事物不该知道，但是要优先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仁者没有什么人不该爱，但是优先爱德才兼备的贤人。以尧舜的智慧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们优先知道重要的事情；以尧舜的仁德也不能够爱所有的人，但会优先爱德才兼备的贤人。”
⑦ 推步占候：推算历法、占卜天象。
⑧ 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西汉著名文学家。为迎合汉武帝的心意，撰写《封禅文》，受后世讥讽。
羲氏与和氏在推算天文历法方面的专业能力，皋陶、契、禹、稷也不一定有。即便尧舜去做羲氏与和氏的工作，也不见得一定就比他们做的更好。但是，现在天文历法方面的积累和进步，有点小聪明的人只要肯努力学习，也能做到推算历法，占卜天相不会有什么闪失。难道这些有点小聪明的人反而比禹、稷、尧、舜更贤能吗？
关于封禅这件事情，更是荒诞不经，是奸佞谄谀的人为了献媚主上，溜须拍马的手段。浪费国家财力，欺天骗人的无耻行径，为君子所不齿。当年司马相如给汉武帝写了一篇《封禅文》，世人评价有文采，又笑话他是马屁精。
您认为这是为儒者该学的吗？建议您还是要更加深入的仔细思考一二。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圣人生而知之，也就是生下来就知晓“道”，所思所想所行所止都是符合“道”的。朱熹在注释《论语》的时候说：“义理是可以生而知之的，但对具体事情的应对，必定是先学习实践才可以的”
朱熹这么说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处理事情需要的具体执行步骤和应对策略这些事情，真的与成圣的功夫相关，圣人也就不可能生而知之了，必须等学了之后才能知。
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义理”自然指的还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及的“良知”，而圣人“知义理”，自然还是指他们能致其良知。而不是从处理事情需要的具体执行步骤和应对策略等方面说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和成为圣人是没什么直接关系的。
圣人的生而知之，仅指义理，并不包含礼乐名物这些事情。学而知之的意思就是通过“学（处理事情需要具体的执行步骤和应对策略等）”来“知”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意思是通过困知勉行的方式，达到“知”这个义理罢了。
顾先生您是把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当做学习的对象，而忽略了儒道的精神实质，要知道事物的精神实质要远重于外在的表现形式。您这个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买椟还珠”。
天地万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不可尽数，神仙也做不到全知全能，更何况我们这些凡人。不去虚心学习圣人具备的东西，反而汲汲然去追求那些圣人也无法全部通晓的东西，岂不是本末倒置。
所以，学习圣人，就是学习他们能致良知，而不是那些流于外在表现形式的“礼乐名物”。这里阳明先生并非说处理事情需要的具体执行步骤和应对策略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说“致良知”是灵魂，“礼乐名物”是躯壳，失去灵魂，躯壳只是行尸走肉而已。
最后阳明先生说，我以上所说的这些，只是针对您的疑问的答疑而已，还没涉及到“拔本塞源”这一根本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