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往事·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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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来对中国文脉有一种最表面、最通俗的问题概括，叫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汉赋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来了，确实处处让人惊叹，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统治使很多文人渐渐都成了“润色鸿业”的驯臣。再加上汉武帝自己的爱好，那些辞赋也就成为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称为“盛世宏文”。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汉赋也就志得意满、恣肆挥洒。文句间那层层渲染的排比、对偶、连词，就怎么也挡不住了。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如此抑扬顿挫、涌金叠银、流光溢彩，确实也使汉语增添了不少词藻功能和节奏功能。但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些赋，毕竟那么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

    魏晋时期，骈体文盛行，那是东汉时期开始的汉赋末流，滋生蓬勃于魏晋，以工整、华丽的“假大空”为其基本特征。而且也像一切末流文学，总是洋洋得意，而且朝野吹捧。

    经由从大兴安岭出发的浩荡胡风，茫茫漠北，千里西域，都被裹卷，连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涛也隐约可见，显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强盛。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可以作为这种文明大会聚的最好见证，因此余秋雨先生在那里题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唐朝是一场审美大爆发，简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人们习惯于从政治上的盛世，来看待文化上的繁荣，其实，这又是以“政脉”解释“文脉”。政文两途，偶尔交错。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稳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说唐朝，就很难以宫廷斗争掩盖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难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样。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颜真卿，主导了一系列响亮的政治行动，但人们对他的认知，仍然是书法家。

    很多人都会以最高的评价来推崇初唐诗人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把其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成是“全唐第一佳对”，但这样的骈体文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应该太高。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维大了整整半个世纪，与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相比，是“隔代”存在。人们常常也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赞之有过，连闻一多先生也曾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但这个时候李白和杜甫还远远没有出生，唐诗的“顶峰”根本谈不上，更不要说“顶峰上的顶峰”了。但是无论是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在他们之后，会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个时期各不相同，却都天才喷涌、大家不绝。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

    我太爱唐诗了，它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笼罩九州，镌刻山河，融入到每个华夏儿女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