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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自然科学式“预测”所赖的因果关系是出现在逻辑时序中的。
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 historical timeline ） : 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曰某地某人物的叙事形式。
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媒”，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生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的逻辑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近年来看到的一些心理测验的报告却指出：中国人投注在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也不是很强烈的。例如，根据中国科学院 1980 年的一份心理测驗报告：相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人处于人际关系中较倾向心情抑郁，个人的情感与外界之间也倾向呈现断裂疏离状态。在这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体如果像西方人那般明朗化地表达一己之爱憎，人际关系无疑更为强烈，但也易趋于不稳定，像中国人那种比较“身不由己”的人际关系，反会趋于稳定，但个人情感的投注也不会强烈到哪里去。
中国人抑郁倾向的心理研究，亦忽略了中国人人格中躁狂的一面，例如情绪的失控，将发泄行为带入了工作与执行公务的场合中，在公共场所中的野蛮行径以及凡遇抗争情感即易趋极端化、怨毒化的倾向，等等。这类非理性的表现自然也是“心”压倒“脑”。
结构主义的方法就是去观察同一个结构在不同领域中的可能性的扩散。这种解释方式基本上也有异于去探求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解释方式是将一切现象都还原到一个起因之上，因此，在实质上是去追求一个“创世神话”——对初民来说，这个“第一因”是创世神，至于符合现代人心智水平的说法，“第一因”則往往是“经济基础”一类的解释。
由某种观点决定了的对某种问题的特别关注，致使人的认知意向将客观世界中的某一类现象孤立出来，并且还在它们之间寻求一种“必然性”的关联，把它们的重要性提升到“本质”与“主流”的地位，而将客观世界中其他被过滤掉的方面当作非本质的、意外的或偶然的因素，甚至当作“非事实”。
将认知意向的方向转换，作为认知对象的“现象”的内容也会跟着起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架构的“观照”下，中国自秦至清这一段长达二千多年的时期，与西方的中古时期，皆可以归入“封建社会”一类。因为，两者具有类似的“生产关系”及与此相应的“剥削方式”，即是：由占有土地的不劳动的阶级，对拥有生产工具的直接劳动者，采取并非由市场调节而是透过直接政治支配方式的“超经济剥削”。
在中唐以前，还有世族地主，而中国的专制主义亦未趋完善。到了宋代，世族地主基本上消失，中国社会变成国粹派学究津津乐道的“平民社会”，国家举办的科举取士变成了唯一进身之阶，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化也朝前发展了一大步。
中国历史上任何“表层结构”意义的变动都是使“深层结构”越来越没有变化的因素，因此，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的形态。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
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这种倾向，很可能与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有关。有了个体灵魂的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
所谓“存在主义”只是西方的少数人的哲学。不过，这个西方文化典型的产品却可以使我们看出该文化的傾向。
道家式的“超越”，仍然不是超越于世外，而是希望“天地与我并生”，冀求一己之身能够与天地一般长久 —— 由这种意向投射而成的“天理”就变成一个“天长地久”的长生不老之躯。不过，超脱形骸的意向，也可以造成个体飘逸的形态，而由这个意向投射而成的“天理”就是一个灵性化的大自然。
现代中国在革命时就调动过这种“人心”力量，那就是用“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去付出“心意”，令群众向自己“交心”，造成一个“心连着心”的群众大团结，然后用这股“心力”（集体的意志）去克服落后的物质条件。
中国人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因此，也就没有让“个体”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 只要别人对自己好，自己就必须“以心换心”，否则就是“没有良心 ' 本着同样的逻辑，只要社群与集体在召唤，自己就必须“交心”。既然中国人的“心”包含了感情、思想、判断与意志，结果就被要求将这一切通通都交出去，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自然连“身”也交出去。
中国人认为人是应该有“情”的，否则就会“离”，但是，这个“情”又必须被纳人社会公认的渠道，否则就会“流”。因此，喜怒哀乐皆必须“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皆中节”，就是符合“人为之节”的意思，所谓“和”就是既不“离”也不“流”的意思。中国人认为只有如此才箅是“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