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尔迪厄分析社会生活里各种基本形式，如衣着、饮食、音乐、文学、体育以及艺术等，探求社会阶级区分参照的社会文化内涵。他将资本、习性和场运用到生活消费及审美实践活动分析中，凸显趣味对社会阶级的区分以及折射出社会支配权力在日常生活的运行。
一、资本的形态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不仅仅指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经济资本，在现代社会，“资本”还表现为非物质形态。“资本”可以是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三种形态存在，每一种资本都有自己的符号形式。如“经济资本”的符号形式就是金钱，它是通过产权作为制度化的因素而得以保障和传承;而“社会资本”的符号形式则是社会声誉和头衔，通过社会规约的制度化形式而得以保障;“文化资本”的符号形式则是作品、学历、文凭、头衔等，“文化资本”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而“不同阶层的权力和权威都与这种或那种资本有关”[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同时，这三种资本形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比如那些富有“经济资本”的财富新贵们，他们在新的社会转型阶段，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上享有优越感，他们还追求着自己的文化诉求。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把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如对生活品味的追求，提高自身的学历等。相反，那些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如专家、学者等也会为自己寻求“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换，他们会利用出外讲学的机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等为自己既谋求“经济资本”又捞取“社会资本”。
在这三种资本中，布尔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较为关注，布尔迪厄指出，由于家庭背景不同，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也会存在差异。现代社会的学校则是把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看当成是同一水平线上的对象来对待，这种默认实际上是抹杀了原本存在的资本拥有的差异现象，进而也就抹杀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因此，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以及对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上的维护、正当性的说明就成为了典型的社会区分。学校及教育体制的“民主幻象”掩盖了文化资本不平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等级结构的事实。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有效而隐蔽地将文化资本中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换成一种合法而自然的现象。客观化、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是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的关键方面之一，它造成并强化了阶级的分化以及社会的区分。
二、“习性”对实践的隐喻
在《区分》一书中，布尔迪厄运用“习性”概念，导入他对现代社会不同阶层文化趣味的批判。布尔迪厄认为，“习性”不是天赋的或是自然形成的东西，它是一种后天的生成性结构，是“深刻地无意识的”[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一种经验与实践。因此，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及不同的家庭所拥有的文化“习性”存在差异。“习性”的获取与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文化“习性”能力就强，他们解读文化编码的能力也较强。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解读文化编码的能力则相对较差，因此在大学里，在高雅的艺术场所里以及对经典的解读过程中，他们常常处于劣势。
习性是是“被建构起来的结构”[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是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积淀于人们的身体所形成的一套性情。虽然每个人的社会化经验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在社会空间和场内，位置相近的人，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相似，因此拥有相似的习性，在美学偏好、饮食、服装、运动、举止等方面也会表现出类似的趣味。因此，习性事实上也预设了趣味的分类系统，“习性的模式即原始的分类模式”。[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习性对我们认知、评价、感知、鉴赏、推理模式、做事及思考模式，具有实践导向的功能，“习性不断地产生实践的隐喻。”[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习性隐含着一种支配和统治的过程。例如对高雅或正统文化的获取方面，隐含着文化经验不平等的含义，艺术鉴赏判断的差异来自于各自文化习性上的区分。因此，鉴赏力是习性区分的重要依据，也是社会区分的重要标志。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
三、“场”内的象征斗争
如果说习性概念则是偏重于说明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和身体性情的话，那么场概念描述的是社会世界的客观性结构方面。布尔迪厄对“场”的阐释是运用关系性的思维模式，关注的不是实体或实体的特征，而是实体间的关系。“场”是“所有相关属性之间关系之结构”[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场”是这本书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场也是行动者争夺合法性的场所，争夺对场的支配性价值的结构空间。只要存在社会冲突和社会利益，就会有场的存在。文学场、科学场、艺术场、新闻场等等都是因为冲突和利益的存在而生成。“为获得经济或文化财产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是象征斗争，象征斗争是为了占有这些区分符号”[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为了对珍贵资源的控制权进行争夺，场常常会围绕着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形式进行。无论以哪一种形式进行，都是为了要获取一种统治权，即为了获取文化合法性的统治权。由于各种类型的资本的总量及分配方式不同，所以根据主体在场中的不同位置，其所处的统治及被统治地位的不同就会组成一种结构性的空间，该空间使不同主体之间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使处于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主体既相互对抗也相互流动。
社会由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场组成，在每个场里，人们为争夺文化合法性而进行角逐。场中的行动者处于不断的斗争和争夺之中，场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场所。场中位置结构会因为行动者所拥有资本总量或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场内的力量关系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根据自己在场内的位置，采取不同的策略保持或者改善自己在场中的位置，这种策略引导着行动者的活动轨迹，而斗争的成败引起场结构及其权力结构的变化，必要的时候甚至会发生革命，从而颠覆原来场的结构或秩序，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场的秩序。场还具有把现存的社会安排加以合法化的能力，引诱人们赞同现存的社会安排，“使一个人拥有他热爱的，是因为他热爱它拥有的，也就是说热爱他在分配中实际上被合法地规定的属性，[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使现存秩序得以强化。
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往往把“资本”、“习性”、“场”这三个概念联系起来加以阐述。他认为，合理的习性是充分的经济实践的首要条件，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其习性的产物，而一种资本除非与场有关，然它不会存在，也不会起作用，场构造了习性，习性是体现场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
任何区分都不是必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本书通过各种社会统计与实践观察，揭示出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的消费，其实是各阶级相互斗争的场。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和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和差异。趣味对分类的标识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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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202页。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131页。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270页。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737页。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271页。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177页。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390页。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7.9，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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