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条十年》读后

一年前读了本书,现在想起来,写个读后感,久不动笔,有些烂,但不渣就行。

东四二条,明朝属思诚坊,称二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称。1949年后称东四二条。其名称来历,系因该胡同地处东四北大街东侧诸胡同中排列顺序为第二而得名。“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二条,后恢复原名。据《宸垣识略》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等嘉勇公福第在东四牌楼北二条胡同。”《天咫偶闻》记;“松文清公筠第在二条胡同。”

本书记录了作者赵珩从1955年到1964年住在东四二条7号的生活,作者从六岁到十五岁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写家事,从曾祖一辈到祖父定居北京讲起,回忆家中老辈亲人、个人少年时光以及周围的生活场景(隆福寺、王府井、东安市场等)。下篇主要描写家中往来的亲友、学界师友(如宋云彬、贺次君等)与形形色色的客人(如张君秋、溥佐、奚啸伯等),展现了当时北京文化界部分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侧面。

一、赵家家谱

住宅之蓬荜生辉,概因其主。本书作者家世简介:赵珩,1948年出生。父赵守俨,原中华书局副总编,主持二十四史点校。

赵珩高祖文颍,道光乙已恩科进士,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知县,到任第五天,阳谷被捻军围困,赵文颍守城殉难。后其高祖母(祖父李步瀛,太子少保衔)以一己之力,抚养并亲自教育四个孩子,最后成就了“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包括曾祖父赵尔丰,清末署理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曾伯祖东北总督赵尔巽,民国领修《清史稿》。

由其曾祖父、曾伯祖延续下来的人脉基本涵盖了诸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物,如袁世凯、徐世昌、张作霖、卢永祥、朱启今、雍剑秋、李少春、张君秋、启功、王世襄、奚啸伯、杨善荃、陈梦家、贺次君,甚至赵珩一家搬到西郊翠微路时还遇到过关露……读此书时,给人的感觉,一不小心就就荡漾出一波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微澜。让人叹,让人酸。

这十年,其家所居住的是西跨院儿,隔壁即两进的正院,房主是李培基(1942 河南省闹饥荒时任省主席)。看到作者介绍此处的时候,本能的就想到了电影《温故1942》的镜头画面。

二、还原5060年代北京的风物人事

读此书,也是在逐渐的勾勒建国之后的北京内城地理的过程,此书看完后,陆续找来作者先后出版的《彀(音gou)外谭屑》《百年旧痕》《故人故事》《老饕漫笔》《老饕续笔》《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等书。

东四二条,明朝属思诚坊,称二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称。1949年后称东四二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二条,后恢复原名。或许是祖上的荫德,赵家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乃至文革,都未遭受多大的冲击。相反,在1958到1960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读小学的作者每天零花钱人民币两元起步,仍能够每天放学就近逛隆福市、新东安,买小人书、隔三差五下馆子,甚至能够看全本儿的京剧!受其父影响,作者也致力于史籍整理与研究,同时对古玩、京剧、明清家具都有深入的研究。

作者擅长从身边人写起,从细从微,小处见大,客观的反映出当时的风物人情世故,那个时候的北京行政区划比现在多,仅东城就分为东四区、东单区、前门区;八宝山建成之前,现在的厂桥北面有专门的一个停厝的寺庙,供高级党和国家领导人停棺用;40年代的时候,王府井就已经有了保龄球馆;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专门从上海把中国照相、四联美发、义利食品面包店、普兰德洗染店等等迁往王府井。读到这些,自己感觉如捡到宝贝一般,嗯,又知道了一些以前书上没有看到的事情。


作者赵珩说,老北京的精神内核安静,这不完全是声音意义上的安静,也是城市节奏、生活步调上的安静。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出发说:“经常看到文学作品中写,从大门传来街上的叫卖声,这样的描写欠缺生活感。在旧时北京,深宅大院里是听不到外界声音的,声音多是由后门或后墙传入,要生活在背后的院落才能听到沿街叫卖声。”


                      正义路2号

史书需要验证,有时候,这种民间回忆类的往事记述也能够起到补充或印证史料的作用。书中提及一个常去作者家中蹭饭喜欢吹牛的旗人,北平中国大学(还有这个大学?哈)肄业,40年代曾在日伪时期做过市公安局警务科文书,对作者说日本人曾经要把御河桥改名“明治路”,在他的坚持下,迂回改成了“正义路”。这牛可是吹大了。但近期看《午夜北平》一书,并查其他史料,现在的北京正义路,确实在日伪时期叫明治路。

三、中国近代以来百年的历史是一段很难简单定义和概括的时空,而每一个经历过的人也都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

赵珩认为自己可以做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不用查资料,都在其记忆中。五六十年前的事情,能够历历在目,完全是形象思维。也正以为如此,在读书中的童年时代时,真的可以看到一张张充满烟火气的年代照片,一帧帧北京胡同里的生动光影。

书中最有意思的还是人来人往,比如生活讲究、注重仪表的,精神矍铄、粗通文墨的,被老祖母夸赞“说话有水平”的戴镜元;小心翼翼、轻声细语的贺次君;有点儿“假正经”最后却成了岳母的邹德璋;以及思想老派、坚持不爆粗口的老夏和做菜糊弄的酒腻子福建祥……


作者曾对王世襄先生有过总结,也多少能够用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谓民国精英受益后代的身上:这一辈人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时期,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为之提供了较为优裕的环境,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但并非所有这类世家子弟都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以致后来的成就,其中沉沦者大有人在,甚至居大多数。

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类出身的子弟大多仰仗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纨绔子弟的诸多恶习,不肯认真读书。或是某些世家思想陈腐,抵触新学,致使子弟不能接受新的文化和思想。再加上中国社会变迁更迭迅速,宦海波澜,所谓世家,在二三十年代中急骤衰落。二是社会变革造成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历史上很多往事都会有不同的版本,由于记忆的不同和特殊的背景,莫衷一是。而其中的人和事,无论他们是否有过传奇人生,在彼时是顺应潮流还是被时代抛弃,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的风貌、神态都在本书中一一鲜活起来,作者写活了那个时代,也写活了那些人。

戏曲理论家翁偶虹曾对作者有过点评,不仅全面,而且入木三分:“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甘作花虱于菊圃,不厌蠹鱼于书林。书破万卷,只青一衿;路行万里,未薄层云。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看破实未破,作几番闲中忙叟;未归反有归,为一代今之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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