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50万平定南越大军随赵佗定居岭南大地，成为第一批成规模、成建制的南迁客家人，这批客家先民成为南越国的中坚力量。赵佗熟悉秦朝国家治理机制，依秦制设置百官，先后任第一批随军将士为官。如吕后实行“别异蛮夷”政策期间，赵佗派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的南越国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人，应是平越高级将领。赵佗承任嚣遗训，绝道划岭而治，成为南越国最高长官，自然而然成为这些南迁客家人的政治首领。赵佗在佗城主政6年，推行“和辑百越”、“汉越杂处”的民族政策。将士们与当地女子婚配，代代繁衍生息不绝，从此佗城成为岭南最早的的客家先民聚集之地。由此推测，惠州话应是以赵佗为首的秦朝远征军官兵、民夫和龙川、傅罗两县地方政府官员所持的方言，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据史料记载，赵佗是当时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县）人。由此可推测，惠州话的发音应该与当时真定县的方言有关。
由此可见，惠州方言与广州方言有同有异。同者，两种方言都是由秦朝远征军及民夫从中原地区带来的，都是秦代华夏民族的方言口音。此时的岭南地区，汉语只有在番禺（今广州）等几个城市才有分布，异者，这种由秦朝移民带入两广的汉语，也确实并非当今粤语的祖先。惠州话应是赵佗及其来自恒山郡（今河北省石家庄周边地区）的部属及民夫所持口音演变而来，属战国时赵国的方言口音，到岭南后主要驻守在今广东省东江中上游的惠州城区、惠阳、惠东、博罗、河源、龙川等地，是自东江源而来的较大的一种客家语种。”
东江一带的居民，不仅来自江西、福建，更多的是来自现今的梅州。据龙川129个自然村居民姓氏源流的调查，各姓多为宋明以来自兴宁、五华、梅县以及翁源、赣州等地迁来。又据《惠州府·郡事记》记载，明万历二十年以前，惠州一带居民很少，后从兴宁、五华、安远、武平陆续迁来许多居民。这是因为，明末清初以后，以梅州为中心的客方言区人口激增，又受到清初迁海政策的影响，客家大本营的居民便逐渐向外迁移，进入了客家民系的播迁期。粤东客家人的播迁，其中一支先进入龙川、河源一带，经由东江迁移至珠三角丘陵地区，由此延伸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客家居民区，即惠河片客方言区，并形成了龙川、河源以至惠州、博罗一带的客家话水源音。
从地缘学的角度来看，赣南经寻邬、安远二水可直通东江。得舟楫交通之便，在明朝初年，东江上游确有一些客家人是从赣南迁来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不少人回迁的。据统计，明中叶以后经龙川回迁到赣南的县就有赣县、安远、信丰、定南、全南、南康、上犹、大余、崇义、寻邬、万安、遂川、井冈山等共21个，其中以原籍兴宁的最多。这样一来，东江一带的居民就大多来自梅州或由福建经梅州迁来，而赣南迁来的只占少数。可以认为，在东江一带，来自梅州和赣南两地的客家移民和原住民长期杂居在一起，他们所说的客家话，理应经过一个混化的过程，才产生了既区别于梅州话又区别于赣南话的客家话，即惠河一带的客家话水源音。因惠河一带的客家话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可以扩而大之，把惠河片凡具有这些相同特点的客家话都称为水源话。
惠州话既保留了赣南客家话的某些痕迹，又接受了粤方言的不少影响，形成了既不同于梅州地区客家话，又不同于赣南地区客家话的特点。而惠河片客方言水源音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又正好反映出粤东客家人沿东江向西播迁，与粤方言区群众广为接触和相互交流，而受强势粤方言的影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惠州话作为秦朝年代中原华夏民族的方言，从2000年前一直保持稳定至今，确实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集中迁徙，且人数众多，在驻扎地形成强势的语言环境。当时进入岭南地区的秦朝远征军官兵达50万人，加上民夫、随军家属等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平定岭南后，他们主要集中驻扎在郡县治所及周边地区，因此在当地形成明显的语言优势。二是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文化。当时的岭南地区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还没有建立主权国家，当地的文化还很落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秦朝远征军带来了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华夏文化，使当地原始的百越文化很容易就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融合和吸收。三是岭南地区远离中原皇朝的政治中心，历来都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秦始皇死后，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反秦起义时，身患重病的任嚣召见赵佗，命其断绝通往中原的信道，隔断与中原的联系，不卷入中原地区的战争，从而使岭南地区免遭反秦起义及后来楚汉相争战火祸害。任嚣在临终前，让赵佗接任南海尉的职务。随后，赵佗在公元前205年兼并象郡和桂林郡，统一了岭南地区，第二年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封为南越王，保持岭南地区和平稳定近一个世纪，到汉朝进入文景盛世后才归顺汉朝。从那时起，岭南地区未发生像中原那样的大规模战争。进入岭南地区的秦朝远征军及民夫的后裔，2000多年来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繁衍生息，促进了中原汉人与百越各民族的融合，这也是当地客家人最早的起源，也是岭南文化形成的最初。
惠州的地理位置西连广府，东接潮汕，北依梅赣，南临深港，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在此交汇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兼容共生的文化现象。由于惠州离客家大本营的赣南、闽西、粤东交界山区相对较近，因此惠州一直以来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影响较大。沿海地区的客家人因邻近港澳，与港澳同胞和华侨往返较多，长期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容易接受新事物，吸收新思维。加之这里远离当时朝廷所在地，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的情况下，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使惠州地域呈现了包容开放的氛围和态势。
自隋朝开皇年间设立循州总管府后，惠州作为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和拓展，而当时在城里居住的绝大多数人既传承着传统的客家文化，又有着独特的惠州本地特色。他们早已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风俗、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传统礼仪，随后又在这几方面从入城移民和周边移民中有所借鉴，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便逐渐形成了惠州独特的文化，并把它融合到本地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方言土语中。
最近几十年来，惠州方言在词汇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多以前常用的词和俗语已渐渐不用，或者为别的词所替代，惠州方言有走向式微的趋势。导致此现象的因素很多，既包括社会生活环境、物质条件的改变，又包括方言自身发展的因素，再加上惠州市惠城区是身处闽客粤三大方言区的交界处，是个典型的客粤双方言区，容易受到政治上、经济上比较先进的普通话和广府话影响。因此作为东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活化石的惠州方言，作为一项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惠州方言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