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公共卫生学家，他是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
每一次流行性传染病暴发，分餐制都会被大力倡导。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分餐制再次成为备受追捧的新风尚。
而在一个多世纪前，同样是一场瘟疫挑起一场浩劫，31岁的年轻医生伍连德提出旋转餐盘的概念，放上公筷、公勺，减少细菌传播。一个小小的创新，却在人类文明史上迈进一大步。
那是1910年岁末，一场引发肺部病变的鼠疫在东北三省肆虐。临危受命的伍连德，从天津一路北上，成功扑灭了一度令人绝望的瘟疫，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如今，伍连德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闪耀在小学校门旁，他的雕像屹立在校园，他的故事再次传遍……他离我们并不遥远。除了分餐，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伍氏口罩”的发明，伍连德都是幕后推动乃至首创者。
1911年，伍连德和助手在他的第一个实验室工作。图片由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提供
发现鼠疫
1910年12月24日，哈尔滨火车站。迎着漫天大雪，听着遍地哀号，伍连德和学生林家瑞踏上了这片“谈鼠色变”的苦难之地。
出生在南洋，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伍连德是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先后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德国科赫实验室从事传染病病源学和疫苗学研究。他受命担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3年后，又被任命为东北防疫总医官，一路北上，去消灭一种不明原因的怪病。
病人先是发烧、气喘、咳嗽，过不了几天便吐血而亡，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这种病在哈尔滨傅家甸已经流行了一个多月，死亡人数每日递增，疫情失控，“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那是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天，内忧外患。从官员到百姓，从朝堂到地方，人们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日本与俄国则以防疫为由，虎视眈眈、趁火打劫。
为了尽快找出病因，伍连德在客栈一间幽暗的小屋里，对一具遗体进行了解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中国传统观念，因此这场解剖是秘密进行的。
很快，伍连德在血液中有所发现——光学显微镜下，鼠疫杆菌的形态暴露无遗。一系列研究证明土拨鼠是其来源，这是一场由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作为以往腺鼠疫的升级版，肺鼠疫可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
这是人类流行病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分类理论，成为此后伍连德指挥战“疫”的科学依据。
科学战“疫”
伍连德立刻向朝廷建议，派遣军队，调遣医生，动用警察协助封锁交通要道。同时向哈尔滨百姓宣传鼠疫防控知识，教他们可行的防护方法。
初来乍到，风俗习惯、语言交流都让伍连德颇感为难。面对当地官员和医生的不理解、不认同，他没有退缩，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判断，分享自己的发现。
没想到，他的方案被曾参与过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专家、法国医生迈斯尼全面否定。迈斯尼主张飞沫没有传染危险。可不到十天之后，迈斯尼便染上肺鼠疫，以生命为代价为错误买单。
这一消息传来，巨大的恐慌情绪和看不见的“敌人”交织在一起，如一张巨网笼罩在哈尔滨上空。人们开始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伍连德，祈求一丝曙光。
伍连德曾在自传中写道：“很明显，传染是通过病人咳嗽和飞沫一个接一个发生，能够阻止的办法只有严格地将病人从健康人群中隔离开来……药品没有丝毫作用，因为这种疾病对肺的破坏太快了。”
隔离，是最有效也是最廉价的防疫之法。在伍连德的筹划下，整个傅家甸被分成四个区，往来铁路实行严格检疫，流动人口受到管控，学校、客栈、剧院和浴室变成了消毒站，寺庙和废弃的房屋改建成病房和医院。
当时每个区有一个首席医官、两名助手，还有卫生警察、消毒员、检查员和担架员。居民都要佩戴臂章，分红、黄、蓝、白不同颜色，只能在本区活动，即使住对门，也不准来往。警察每天派人到各家各户检查。
发明口罩，提议“分餐制”
为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把一块外科纱布折叠起来，中间衬上一块药棉，然后把两端剪开做绑带，制作方便、成本低廉，防护也严。一批妇女批量赶制。人们戴上口罩，把嘴和鼻子遮挡起来，称它为“伍氏口罩”。
不仅口罩，餐厅旋转餐盘也在伍连德的倡导下应运而生。
中国民众喜欢集体吃饭不分餐，但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用筷子夹同一盘菜会引起交叉感染。伍连德提出放上公筷、公勺，采用西方的分餐制，尽量减少细菌传播。
随后，伍连德所居住的道台府采取“双筷制”，即每人使用两双筷子：一双取食，一双入口。这样，卫生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够方便。
伍连德又建议设计一种旋转餐桌。当时的衙门主厨郑兴文灵机一动，在八仙桌上装个圆板，中心以铁柱为轴，让圆板旋转起来，并在每道菜旁放一勺或一筷做公用。这样既解决了共食风险，又兼顾了中式菜肴的特色和饮食习惯。从此，旋转餐桌便流行起来。
扑灭疫情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减少接触……十几天过去，傅家甸的疫情依然没有减轻。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多则上百人，有一天攀升至183人。伍连德一遍遍回想：如此健全的防御体系，到底哪个环节还存在漏洞？
一天，伍连德来到城边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雪地上横七竖八的棺木露天摆放，俨然一个巨大传染源。鼠疫杆菌在低温下可存活三个月到半年，如果鼠类和其他动物啃食后，再把病菌带回人群，鼠疫将循环往复，没有止息。
数九寒天，哈尔滨土层冻结，这些遗体无法安葬，大规模焚烧成了唯一选择。然而，中国人几千年的习俗都是入土为安。这样大胆的想法不合习俗，更有悖伦理。
伍连德和在外务部任职的施肇基，一个处江湖之远，一个在庙堂之高，共同促成清政府的决定。
1月31日，大年初一，哈尔滨城郊的坟地火光冲天。当时，很多官员不愿意去坟场监督，伍连德亲临现场一个个清点。
适逢春节，为了消弭全城压抑的情绪，伍连德嘱咐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一冲晦气，同时释放硫黄起到消毒作用。
3月1日，时针指向零点。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
哈尔滨的防疫措施做了表率，这里的模式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随后，长春、奉天（今沈阳）、铁岭……东北各主要城市纷纷传来清零的捷报。
到4月底，整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鼠疫被彻底消灭。这场罕见的瘟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花费白银一千万两。其中，哈尔滨傅家甸有6000多人死于鼠疫，占了傅家甸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不到四个月就成功击败一场传染病，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当时出版的《远东报》这样评价：“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赖伍医生连德之力。”
伍连德救了哈尔滨，救了东北三省。他的睿智与严谨，他的担当与坚守，他深厚的科学素养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领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第一次获得各级官府的重视。
1911年1月，正是伍连德领导抗疫的关键时刻，施肇基动议，举行一次国际鼠疫大会，邀请各国专家学者交流研讨肺鼠疫防治办法。
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如期举行，来自英、美、俄、德、法、日等11个国家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齐聚奉天。一份长达500页、名为《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报告书》的报告备受关注。伍连德赢得了与会各界的敬重，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奠定了中国在鼠疫研究领域的地位。
此后，伍连德将大半生献给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事业。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伍连德任总医官，中国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
1926年9月8日，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高等院校，也就是如今的哈尔滨医科大学。
1926年，伍连德写作的《肺鼠疫论述》，由日内瓦国联出版社出版。
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提名伍连德为候选人。
伍连德还获得了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的“鼠疫专家”等多项国际顶级嘉奖和称号。
伍连德在《鼠疫斗士》的自传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黑死病是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的一个俗称。因为这种病在大流行阶段出现属于败血症症状的时候，会出现休克、全身的播散性凝血，人在死亡之后皮肤会有淤血而发黑，所以被称为黑死病。鼠疫这个病是非常可怕的，曾经在欧洲的流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中国的鼠疫是在清朝末年时候有过大流行，使得整个东北地区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病死率，所以鼠疫被纳入了法定传染病的第一号疾病，说明鼠疫是非常可怕的。
当然了，随着中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我们对防疫工作的重视，现在已经没有了鼠疫的大流行，但是在很多的草原地区还存在着这种自然疫源性的鼠疫疫源地，主要是一些野生动物，包括老鼠、旱獭等。它们这个种群中有鼠疫杆菌的存在，我们去这种草原地区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接触这些野生动物，也不要去搞一些野生动物不干净的肉、毛皮这样的东西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