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1-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
周烈王元年（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迁都，把郑国的国都新郑作为自己的国都。
《资治通鉴》开篇以来，我们见识了各种混战和篡位，而灭国，尤其是灭掉一个老牌强国，还是第一次。
韩国灭郑，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几代人的殚精竭虑，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人用心铺路，熬死了好几代人才终于功德圆满。在今天这个短平快，百年老店稀缺的时代，很难感受到古人那种缓慢积淀的力量。
早在三家封晋之初，韩氏家族就酝酿着吞并郑国。大致分为三步：
1-分地：瓜分智族家族的土地时，段规建议韩康子一定要争取分到成皋（即虎牢关）。
“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
2-迁都：韩武子把首都从平阳迁到宜阳，距离郑国近了好多，军事意图明显。
3-灭国：一直到韩哀侯，才终于吞并了郑国，把郑国都城新郑作为自己的新都。
这是韩国家族史上的高光时刻。而作为三晋中的老大哥魏国，虽然不愿意看到韩国崛起，当既然以成事实，只能默认。
成熟的政治，往往冷酷而现实，没有半点温度。
20220725
Day 2-战国时代的人为什么喜欢捏造历史
因为战国时代的历史首先要为现实服务。如果服务水准不达标，就得修正。现实的需求越强，捏造历史的动力也越大。
战国时代的主旋律，一是冲突，二是融合。
就冲突而言，证明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或者你爸爸亏待过我爸爸；就融合而言，证明我爸爸和你爸爸曾经是一家。
战国历史就自然变成了不自觉的心理策略，无论冲突还是融合，都导致历史被打扮得越来越古老。同样模式在很多领域都会出现。比如宗教界的儒释道三家，一面要抢夺信仰地盘，一面要把对方收归己有。再比如尧舜禹三位圣王的关系也是被后人附会出来的。
战国人对远古历史的打造，很有系统工程的感觉：先有一整套抽象的理论框架，再用所谓历史事实去填充。
20220726
Day 3-为什么谁家遭遇政变，别家都想去打秋风
周烈王三年（前373年），“燕败齐师于林狐。”“鲁伐齐，入阳关。”“魏伐齐，至博陵。”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燕国、鲁国、魏国联手欺负齐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齐国的一场政变，公元前375年，田午篡位，成为齐桓公（注意：这不是300年前春秋五霸的那个“齐桓公”，两个齐桓公都值得记住）。
凡是用血腥手段政变上台的统治者，总要用非常手段来稳定内政；那些外国君主也乐于浑水摸鱼，打着维护国际和平的旗号攻城略地，捡捡便宜。
燕、鲁、魏伐齐，齐桓公竟然应付了下来，虽然地盘上吃了亏。这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对于刚刚篡位的国君来说，保住政权是最重要的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都无所谓。就像一个强盗抢了一笔巨款，散出去一些又何妨。
战国列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论谁家遭遇政变，别家都想去打打秋风。
齐桓公也给中国留下了一项文化遗产：稷下学宫，属于当时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学术中心，也是之后百家争鸣的源头。
20220727
Day 4 为什么立储这么难
周列王六年（前370年），魏武侯去世，生前没有立太子，两个儿子争夺继承权，魏国大乱。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个金句评论：“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意思是说，国君去世时，如果还没有合法继承人，就会面临亡国的风险。
继承人问题在古代属于“国本”问题，而且司马光所处的宋朝，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宋太祖赵匡胤开创宋朝，兄终弟及，宋太宗赵光义当上皇帝后，对立储之事疑虑重重：一旦名分定了，大臣就会打小算盘，盘算现任皇帝和下一任皇帝谁更有投资价值；如果有权臣、武将和太子结交，谁知道哪天不会谋朝篡位呢？
宋太宗好不容易立了宋真宗，宋真宗之后是宋仁宗。宋仁宗有过三个儿子，都先后夭折，只能从叔伯兄弟那里过继。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宋仁宗每当病重，就同意过继，每次病一好，马上反悔。宋英宗赵宗实可谓饱尝备胎的心酸。
所以，皇帝迟迟不立储，是司马光时代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司马光把因魏武侯没立储带来的几乎亡国的变故大书一笔，也有让史实发挥“资治”意义的目的。
20220728
Day 5 为什么说魏惠王赢得非常侥幸
周烈王七年（前369年），魏武侯死后，魏罃和公中缓同室操戈，掀起内战。
凡是诸侯内乱，通常会有一个经典模式——内外勾结，必请外援。请外援的都很舍得开价，赢了就能继承巨额家产，输了只能海外流亡；对外援来说，邻国的内乱相当于风险投资的机会，一旦投资对了，就能一本万利。押宝在实力较弱的一方，联盟牢靠，收益更大。
按自然顺位，魏罃更有资格，且在内战中占了上风。从这个思路来看，公中缓最可能去请外援，也最有风险投资的价值。
于是，韩国赵国联手进攻魏国，在浊泽会战，包围了魏国国都。魏罃陷入重围，公中缓距离大位只有一步之遥。
戏剧性的“争雁”故事发生了。两兄弟为了争论天上飞的大雁应该煮着吃还是烤着吃，岂料大雁已经飞走了。韩赵联军就好比那两兄弟，胜利在望时，忙着分赃，且意见不一致，联军就这样闹掰了，而且撤军了。
变局来得太突然，魏罃趁机反扑，杀了公中缓，成为实至名归的魏国国君，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魏惠王，他把国都迁到大梁，所以也被称为梁惠王。《孟子》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引出影响深远的义利之辩。
魏惠王的上位，虽然有章可循，但也是非常侥幸。如果韩赵联军在分赃方案上达到妥协，要么魏国归了公中缓，割地赔款；要么魏国一分为二，从此再无能力与诸侯争雄。
20220729
Day 6 司马光为什么回避文学事件
今天我们读《诗经》，是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的，而先秦贵族运用这些诗歌，是把它们当成优雅、含蓄的社交语言。如果不懂得活学活用，就很难融入上流社会社交圈。
魏击成功赢回太子之位并成功继位（即魏武侯）的经过，就是一个活学活用《晨风》《黍离》的典范。但值得关注的是，《资治通鉴》完全筛除了这些史料。
司马光的精炼，来自明确的取舍标准。在“舍”的方面，文学首当其冲。
唐诗宋词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朝廷用诗词取士的制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诗赋取士的阵营，他们的意见是：选拔人才，思想品德考察第一位，其次是对儒家经义的掌握，再其次是实际政务能力，最末才是文学技巧。
司马光对文学表达了足够的轻蔑，明明可以写得有文采，却偏要写得朴实无华。
《资治通鉴》第一卷《周纪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烈王七年（前369年），三十五年，发生了太多兴亡成败，天翻地覆。古人过的显然并不都是慢生活。
20220801
Day 7 西周/东周是时间概念还是政权概念
周显王在位48年（公元前368年-公元前321年），世界继续风起云涌，天翻地覆。最醒目的几件大事：秦国商鞅变法；中原诸侯纷纷称王；兵法名家孙膑出场，上演“孙庞（庞涓）斗智”。
初中历史课背过的朝代口诀：“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古人把夏、商、周三个朝代合称为三代。周朝分前后两段，西周是周朝的上半场，东周是周朝的下半场。
周显王二年（前367年）开始，周天子的直辖区发生了一场分裂，也就是西周和东周。
所以说，西周和东周不仅是时间概念，有可以是政权概念。
20220802
Day 8 以人头来算军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周显王五年（前364年），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
值得怀疑的是，秦国这一次的战国，大得有点惊人，会不会被夸大了？
历来最受人推崇的作战方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少也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然而要让军队有旺盛的士气，就得给足将士们立功的机会，最直接清晰的方式，就是拿人头计件提成。这样一来，战争中就很容易杀人过量。
事实证明，只有标准明确的提成制度，才是最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管理制度。
春秋后期，算首级计军功的做法就已经正常化了。到了战国时代，更是越打越频繁。要让军队保持斗志，推行计件提成制度，技术上简单易行，难的是跨过心理上的障碍：不再把人当作人——敌人只是猎物。
其实岂止是战国乱世，竞争永远如此残酷，高尚终归只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20220803
Day 9 战国是怎么提高人口规模的
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到底有多少人口经得起大规模的战斗减员？
每一个老百姓，在自己眼里是人，在诸侯眼里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力”分为两类：生产力和战斗力。诸侯们盼望人丁兴旺，为的就是打仗，这就意味着，人口增速必须足够大。
秦献公改革中的废除殉葬制度，就有节约人力资源的意义——与其杀掉殉葬，不如上战场。
提高人口增速，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实行惠民政策，吸引外国移民；二是鼓励生育。其他生产、分配、军事、徭役等政策都以人口为基础。
到战国末年，大型战役不知打了多少，到处是孟子所谓的“杀人盈野”，私人以几万、十几万、几十万计。战国时代的惊人死亡率，竟然还是输给了出生率，输给了各国鼓励生育的政策。
20220804
Day 10 “逾年改元”的意义
周显王八年（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一年后，改元年并推行新政。
古代的继位，有所谓“逾年改元”的传统，新旧国君交替，理论上国家和新君都还停留在痛失老国君的悲伤气氛里，所以年号还要沿用老国君的年号，政策也不会轻易改变，等把这一年熬完了，才开始改元，算作新国君的元年。新国君想要搞新政，最好从自己的元年开始。
在秦孝公的执政生涯里，重用商鞅，推行变法，把秦国推向了一往无前的富国强兵之路。
清朝学者易佩绅有一个观点，说圣贤豪杰的发愤，是自我激励，而奸雄的发愤，势必荼毒天下。圣贤之学和英雄谋略不能两全。
司马光说起这一段，描述为“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弱化了《史记》中秦孝公“招战士，明功赏”的扩军强兵举措，为秦孝公披上了儒家的外衣，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司马光自己的政治主张。
20220805
Day 11 刑名之学是怎么变成管理学的
周显王八年（前361年），秦孝公改元后宣布推行新政，广招贤才，富国强兵。卫国的公孙鞅前来秦国，成为商地的封君，所以叫商君。商鞅意即“商地的鞅”。
商鞅的特长是“刑名之学”，其核心方法论就是“循名责实”：根据事物的“名”考察事物的“实”。并且凭着这种纯属概念思辨的学问，走下象牙塔，变成很实用的管理学。
循名责实，就是根据“名”来要求实，本质就是建立考核制度，把“对人不对事”变成“对事不对人”，这在当时可是完全反传统而为，是标新立异的邪恶新事物。
秦孝公以及继位的秦惠王都是法家信徒，与商鞅没有理念分歧，这从商鞅被车裂后魏惠王没有废除商法就可以看出。商鞅之殇，是权力争斗的悲哀，也是法家人物的悲哀。
2022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