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序
189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维新变法六君子被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孔子有云 君子和而不同，六君子亦然。
六人依次是：
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并非一路人。
2 党
先来说说排名第一的康广仁。他被名列“康党”之首，说不冤也不冤，说冤，也冤。因为他是康有为的胞弟。
康广仁，1867年生人。1898年春，31岁的康广仁随梁启超一起入京，协助康有为做一些文书整理工作。作为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自然是站在康有为这一边的，支持维新变法。不过，康广仁除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八股文”之外，他的政治主张比康有为要温和许多，甚至有不少地方并不同意自己哥哥康有为的做法。
康广仁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哥哥康有为：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广仁用五个“太”来形容康有为，冷静分析出一个“而上又无权”的大背景，眼光还是比较精准的。
康广仁其实已经看清了维新派在顽固势力面前的孱弱，所以一直在劝康有为先离开京城，广开学馆，培养维新人才，再等待下一波维新变法的时机。但康有为一直不听。
维新失败，慈禧下了逮捕令，康广仁一度认为自己是不用逃跑的——我又没干什么，无非也就是帮忙协助起草文书之类，打个酱油而已。
但他毕竟是康有为的弟弟。在康有为已经率先逃跑的情况下，他是必须被用来“垫刀头”的。
按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记述，康广仁被捕后，一直是坚贞不屈的。
不过，按当时看守他们的狱卒刘一鸣回忆，康广仁被关在狱中时以头撞壁，痛哭失声：
“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
这段回忆是汪精卫说刘一鸣转述给他的，真实性待考。
不过，从康广仁代兄受剐这个角度看，确实有点冤。
然后来说说排名第二的杨深秀。
杨深秀名列“康党”第二，其实也有点奇怪：他并非像康广仁那样和康有为有亲戚关系，也不是像剩下四人那样，都是光绪帝亲手提拔的“军机四章京”。他就是一个御史而已。
他被列入“砍头”名单，一方面因为他确实力主维新，但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一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
杨深秀1849年生人，是“戊戌六君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杨深秀是标准进士出身，在1897年担任了山东道监察御史，大致相当于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和纪委书记。
1898年春，杨深秀认识了康有为，由于他本身一直主张要“维新变法”，所以很快与康有为互引为同道。
光绪帝虽然久思变法，但正式下令变法所依据的折子，就是杨深秀上的折子（“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在“百日维新”中，杨深秀一共上折17件，全力维护维新变法，甚至不惜弹劾阻挠变法的人——必须承认的是，他不少折子背后策划人乃至起草人，其实是康有为。
其实杨深秀并非康有为的“无脑传声筒”，只是因为康有为的主张和自己的主张是一致的，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赞成维新变法的。
然而，尽管杨深秀在“六君子”中年龄最大，却颇为激进，他的一些言谈举止，已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当时另有一名御史叫文悌，初与康有为互相欣赏，后因观点不合交恶，上奏折攻击康有为，其中提到杨深秀受康有为“蛊惑”，“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
究竟是什么“万不敢出口之言”？据载，有一日在宫中值班，杨深秀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 “骆丞”就是骆宾王，当年骆宾王帮造反的徐敬业写了一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声讨登基称帝的武则天——在当时的朝廷上，谁是“武则天”，大家心知肚明。
不仅如此，待到维新变法陷入危局，慈禧准备“秋后算账”之时，杨深秀非但不愿像其他人那样做鸟兽散，反而还要上书请慈禧“撤帘归政”（《清史稿》引康梁叙述），甚至还四处联系愿意“勤王效忠”的军队，深度参与了“围园杀后”计划。
事情到了这一步，杨深秀就算有一百个脑袋，也是保不住了。
关在狱中的时候，杨深秀倒确实是铮铮铁骨，曾在墙上题诗一首，最后一句是：
“缧绁到头真不 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敢在狱中题词留诗的，只有他和谭嗣同。
接下来说说“六君子”中年龄最小的，叫林旭。
1875年生人的林旭其实是少年得志，且按当时的眼光来看，应该是前途无量的。
林旭是福建人，自幼就以“神童”闻名，聪慧好学，博闻强记，一直被众人看好。到了婚娶的年纪，在长辈的主持下，林旭迎娶了沈鹊应——沈鹊应的祖父是晚清名臣沈葆桢，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被追封“太子太保”。
作为沈葆桢的孙女婿，林旭在随岳父沈瑜庆游学武昌的时候，又结识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可谓是拥有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显赫的家族群和朋友圈。
林旭18岁那年乡试高中榜首，入京会试，两年不中，遭遇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遂投身维新变法。
至少在1897年的时候，林旭对康有为还是有点“刻意保持距离”的，因为论家世人脉，林旭并不缺，论维新思想，陈宝箴等人的洞察其实要比康有为更为老到和深远。但到了1898年的时候，林旭欣然拜康有为为师，成为了他的学生。
这倒也并非因那一年康有为已深得光绪帝赏识，林旭有“投机”之想法，而是林旭发自内心是支持变法维新的。
林旭当时其实还有一大优势：他后来又成了当朝权臣荣禄的幕僚，受荣禄举荐才担任“军机章京”的。
“军机章京”，被称“小军机”，可以说是军机大臣的跟班，但官衔虽不高，位置极为重要，在慈禧控权的背景下，这套幕僚班子堪称是光绪最倚靠的，做得好的话，谁都知道前途无量。
荣禄把林旭放入“军机章京”的班子，自然也有“安插”眼线的考虑，而光绪愿意接纳林旭，一是他也需要照顾慈禧的情绪，在自己班子里平衡一下满汉关系（荣禄是慈禧的亲信，也是满人），二是林旭也确实是有才华的。
林旭的一大问题，就是出在虽年少有才，但有些急于求成了。
由于颇有才华，林旭常常自己拿主意，对军机章京里的一些老前辈颇不尊敬，有一次甚至指挥自己的前辈继昌拟稿，结果继昌不堪受辱，大闹军机处，最终还靠荣禄出面，两边说和。为此，荣禄还专门写信劝林旭要“虚怀下问”。
虽然林旭对于变法很有激情，但由于锋芒太露，他在军机处以及一批老臣面前落下个“年少轻狂”的评价，这种氛围对他而言其实是很危险的。
变法事败之际，林旭对于是否应该逃跑，还是有犹豫的：自己只是参与变法图强，并无造反之意，甚至他在与同乡郑孝胥商议对策时，自觉未必算是“康党”。
最终还是没有悬念：林旭和其他三名“军机章京”一起，被捕入狱。
按那位狱卒刘一鸣的回忆：在被抓进来的六个人中，林旭年纪最轻，相貌最俊，在狱中依旧时时面带微笑。
他倒不是对自己的家世或人脉有什么信心，而是已经准备平静接受自己的结局。
确实，作为荣禄的幕僚，荣禄自始至终没有为林旭来求过情。
接下来要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说：杨锐和刘光第。
之所以要把这两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俩有不少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受人举荐进入军机处的，而他们在当时很多人看起来都颇为冤枉——一是他们进入军机处时间很短，二是作为“康党”的他们，其实都不太认同康有为的观点和做法。
杨锐1857年生人，四川人，和哥哥杨聪素有才名，被称为四川的“苏轼和苏辙”。他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学生，很早就进入了张之洞的幕府，深受赏识，成为张之洞最信赖的亲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之洞递上去的奏折，都是出自杨锐之手，有很多事情，张之洞甚至是“托锐不托子”。
1895年，杨锐开始长期在北京工作，其实就是充当张之洞的“驻京办主任”，了解朝廷的动向，负责沟通和协调。“戊戌维新”开始后，张之洞希望他能进入核心层为自己掌握最新进展，所以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让杨锐进了“军机四章京”的小班子。
杨锐是支持变法图强的，也带头参加过“公车上书”，但他看不惯康有为，反对他的很多观点，一度曾写信给张之洞，称康为“缪妄”（张之洞曾欣赏康有为，后称康为“贼”）。
即便对自己的同事班子，杨锐也是有看法的。他曾私下里评价谭嗣同为“鬼幽”——谭嗣同与康有为等议事，总是要避开他和刘光第；称林旭为“鬼躁”——认为他年少毛躁。杨锐曾和谭嗣同有过多次公开的争执。
变法事败，杨锐被作为“康党”逮捕，急坏了张之洞。
与荣禄不同，张之洞为自己这个亲信幕僚几乎是拼上了身价性命：托上了自己所能托的所有关系为杨锐求情，并在9月27日晚亲自致电荣禄，愿意以自己百余口家人的性命作保：杨锐不是“康党”。
不过，由于问斩速度太快，张之洞还是没能刀下留人。
再说刘光第。
刘光第1859年生人，自幼家境贫寒，发奋苦读，最终也中了进士——他和杨深秀是“六君子”中唯二的进士出身。
不过，由于刘光第清廉刚正，不喜钻营，所以一直过得两袖清风，官运也很一般，在刑部担任六品官员很多年，一直得不到提拔。
变法开始后，和杨锐一样，刘光第也是张之洞请托陈宝箴举荐进入军机处的——不过，刘光第并非张之洞的亲信。
在进入变法核心层后，刘光第渐渐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帝党”和“后党”的争斗，他认为“变法”其实正在蜕变成为一场“新旧党人”的党争，而他自己自认并不归属任何一派，只是想参与变法图强。
刘光第也不认同当时光绪帝把所有改革措施绕过军机处大臣，直接和“军机章京”商议的做法，认为这会加深矛盾，但自己却又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方法。
至于康有为的不少观点和做法，刘光第也是不认同的，但他有一件事做得颇为磊落：
当时湖南有一批守旧分子罗织罪名上奏，请求诛杀康有为和梁启超。那天正好是谭嗣同和刘光第在军机处当班，谭嗣同逐条批驳那个奏折，并最终愿以自己全家百口签名作保。刘光第虽然平时不全认同康有为，和谭嗣同也有过意见不和，但他主动申请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一起作保，当时让谭嗣同刮目相看。
变法事败被捕后，刘光第并非张之洞亲信，所以并没有人大力营救他，但他还是比较泰然的。这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刘光第在刑部做事多年，深谙大清律法：
他认为，就算要杀头，之前也必须要提审的，没有审问，不可能处刑。
为此，他还专门安慰过康广仁。
却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不审就杀的处决。
事后，朝廷派人去“康党”刘光第家抄家，发现了一封刘光第之前还没有写完的奏折。
那是一份弹劾康有为的奏折。
最后轮到我们最熟悉的人，谭嗣同。
如果站在慈禧的视角，那么在“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确实是最“不冤”的：从头至尾，他就是要改革，甚至是要革命。
谭嗣同1865年生人，是“戊戌六君子”中家境最好的——他的父亲是堂堂湖北巡抚谭继洵。
关于谭嗣同的故事，大家其实很熟悉了：这名“官二代”没想着好好继承家业，顶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缺，办学堂，倡维新，求变法，直到1898年8月，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光绪征召入京，成为“军机四章京”中的一员。
如果仅仅是参与维新乃至鼓吹维新，谭嗣同不至于落到人头落地的地步，关键还是在维新运动进入艰难时刻时，以谭嗣同的豪情和胆魄，直接参与了“围园杀后”计划——尽管袁世凯和相关人士之后的回忆和叙述对这段过往含糊其辞，但从多方证据来看，这段历史越来越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
谭嗣同秘密找到了袁世凯，希望他能够起兵杀慈禧勤王，而袁世凯权衡再三，最终向荣禄告密，东窗事发，谭嗣同和整个维新党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按梁启超著《林旭传》，当初林旭曾劝谭嗣同勿信袁世凯，写诗给他：“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本初”是东汉末年枭雄袁绍的字，而“千里草”意指董——林旭的意思是宁可去求助当时统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也别相信袁世凯。
但谭嗣同还是孤注一掷了。
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通过中学课本都很熟悉了，谭嗣同做了两件让人感慨不已的事。
一件事，就是他原来明明有机会逃走，但却拒绝了，留下了那句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另一件事，就是谭嗣同在狱中泰然自若，在墙上留下了那两句著名诗句：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注：据历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原句应是“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为梁启超后改）
事实上，谭嗣同虽然是“戊戌六君子”中最铁杆的“康党”，但他的思想其实比康有为要更进一步：
康有为至死捏着一张“保皇”的底牌，而谭嗣同的眼界早已超越了所谓的“大清”，放在了“中国”这个层面。
3 刑
行刑的时间到了。
北京有一家药店，叫“鹤年堂”，掌柜王圣一素来暗自敬佩维新派，他出于人道，配了会让人服用后周身麻木的“鹤顶血”，让人分发给这六个人。
但六人无一人接受。
第一个，是32岁的康广仁。
他似乎想向监斩官刚毅喊上什么，但因为喉咙被绳子勒得太紧，没喊出来。刽子手手起刀落，头颅落地，热血喷涌。
围观百姓中有感叹的，也有大声喝彩的。
第二个，是33岁的谭嗣同。
他走下囚车就质问刚毅：
“变法何罪？为何不审而斩？！”
刚毅不答，下令刽子手动手。
谭嗣同的最后一句话是：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23岁的林旭。
林旭因为是沈葆桢的孙女婿，得到了唯一优待：可以穿官服受刑。行刑前，林旭希望刚毅能让他说几句话，刚毅不允许，林旭便不再坚持，脸不变色，从容就义。
第四个，是49岁的杨深秀。
杨深秀一句话也没说，慨然赴死。
第五个，是41岁的杨锐。
杨锐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审问？”刚毅不答。杨锐随后说了句：
“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
最后一个，是39岁的刘光第。
临行前，作为原刑部官员，刘光第还是发出了之前大家反复提出的质问：
“按祖制，就算是强盗临行前喊冤，也要重新审讯。我们死了没关系，国体怎么办？祖制怎么办？”
刽子手让刘光第下跪，刘光第坚持不跪，临行前高呼一句：
“吾属死，正气尽！”
至此，“六君子”全部就义。
4 葬
最后还有个尾声：“六君子”的遗体是怎样收殓的。
康广仁就义后，暴尸两日，最终由广州的“广仁善堂”为之盛殓，在荒郊立一义冢。直到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带光绪“西狩”，才有人在原先的无字碑上刻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杨深秀的遗体，由其长子在山西同乡的帮助下收敛回乡，缝了八大针才将头颅和身体缝合。由于杨深秀为官清廉，杨家也无力厚葬，最终在老家将他草草安葬。
杨锐和刘光第的遗体，由四川老乡、时任四川矿务商务大臣李徵庸以及御史树楠代为买棺材收敛，并出资让人一路送回四川老家。
林旭的遗体由叔父运回老家福州，因当地习俗，暂时停放在东门地藏寺，结果却遭遇福州不少民众围攻，更有人把烧红的铁条捅入棺木。他的遗孀沈鹊应终日以泪洗面，最终在1900年抑郁而终。她的父亲最终将沈和林的遗体合葬。
谭嗣同就义后，尸首分离，但双目始终圆睁。他家“浏阳会馆”的管家刘凤池一直在现场，趁午夜无人之际悄悄将谭的遗体扛回会馆，买棺木收敛。第二年，将谭嗣同的遗体运回湖南浏阳老家。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儿子被捕期间，没有出头做任何事情，只是最终为儿子做了一幅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