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憾：西工失去了李书田
由于原先各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加之缺乏领导核心，西工办学过程中确实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驱李事件”。
“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蒋梦麟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评论说：“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
按照蒋梦麟的观点，西北联合大学的纷争是因为大家彼此“不客气”。
事实的确如此。西北工学院成立不久，校内流传着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例如传说焦作工学院的教师有抽大烟的，有加入青红帮的；东北工学院的教师年轻，没有教学经验；北洋工学院教师学术水平高，北洋学生程度高。
身为筹委会负责人的李书田，早年毕业于西化教育之北洋大学，后考取官费留美，毕业后回国30岁就任唐山工学院院长（1930年），后又执掌北洋工学院（1932年）。对教师，他只重教学水准；对学生，他只认学习成绩。办事多少有点独断专行的味道。他不与筹委会商量，并且不自觉地流露出轻视焦工、东工的师生言辞。加之北洋学生也有自高自大的表现，影响了团结。这样逐渐形成了三校师生与北洋对立的局面。
有人曾善意地提醒过李书田，但他不听，遂使对立的情绪与日俱增。
矛盾的爆发，是李书田未与筹委会其他成员充分商量就决定拿出北洋的“家法”：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其他三校的学生反对，北洋学生则表示赞成。
多年后，香港大学著名教授陈之藩（当年西工学生）对此事件作过调侃——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得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乱叫:“李书田，你出来！”
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史实是：1939年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办公大楼院内突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斯时，北洋的学生尚未起床，爬起来一看，院内密密麻麻挤满北平院学生，有的手拿傢伙。北洋学生本来对教育部拆散西北联大，取消历史悠久的北洋工学院已非常不满，此次他校师生又来捣乱，想轰走李书田院长，一个个气愤不己，也纷纷随处操起棍捧欲与之对抗。学生冲突起来时，恰好李书田不在。北洋教师潘承孝听说后与周泽书(潘与他均多西工教务委员会委员)商量后，急急去现场劝阻。
潘承孝去平大学生一边，周去北洋学生一边，劝他们回宿舍。正在劝导的时候，东北工学院的学生结队进入现场，一时砖石齐飞。北洋学生人数少、力量弱，在潘周带领下急忙退出，避免了一次械斗惨剧发生。李书田回来后勃然大怒。当晚，将北洋全部学生迁到离西工院部约四里远的左家湾居住，自己也迁到左家湾办公。同时下令全院停课，开除三名学生代表。
这样就激起了一场大风潮。从大局出发，北洋老教授刘锡瑛和潘承孝，都劝李书田息怒。但他坚持开除学生代表，学生不同意，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尔后，便发生了陈之藩描述的一幕。
“风萧萧兮易水塞，壮土一去不复还”。1939年3月，李书田率领北洋学生南下，扬言在四川成立北洋工学院，但北洋教师随去者很少。一行人南下到四川广元，教育部令地方断其水陆交通，阻止前进。不久又令赖琏与曾养甫(交通部长）来广元“谈判”，劝导学生回陕南上课。
李书田强烈要求复校北洋工学院。否则，坚决不回陕西。二人与学生协商数天，提出回陕两个条件，学生即返城固：第一，1938年北洋工学院毕业班学生不发西工文凭，仍发北洋工学院文凭；第二，回城固上课，但不去古路坝西工院部上课。曾养甫接受北洋学生回陕条件，北洋学生回到了城固，果然在七星寺上课，果然发的是北洋文凭。事实上，从1938年8月以后，原北洋工学院教师虽大部分留在西工任教，但在古路坝，已没有北洋的学生了。
李书田执意不返陕南。在四川广元成立北洋工学院的愿望落空后，他决心南下去新建的西康省，愿追随李书田的部分北洋教师，毅然出发，创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现西昌学院）。尔后，又赴贵阳创办贵州农工学院（现贵州大学）。1944年5月，李调任黄河水利委副委员长，又发动校友筹办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946年，他又毅然携西京学子艰难赴津，为北洋大学复名奔走呼号，再次出任工学院院长。
前些年，我曾为天津大学（前生为北洋）写过《李书田传》，对其人品十分崇敬：这个人，为教育而生，离开了办学便不可活。这个人，为办学而忙，忙得有目的和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讲，是“重质不重量”。严格地说，李书书在古路坝主持西工，是被他自己“重质不重量”的理念给逼走的。
李书田在古路坝留下大遗憾，实乃历史遗憾，也是西工之大不幸！
西工之继任者，一直坚持办学，自然是居功至伟。殊不知“驱李事件”后的师生们，对于当年这位严师，几人曾在内心作过些许检讨或发表过些许回忆文字？
行文至此，我向大家透露一组数据：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共有505名教授、1489名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9257名。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镕、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许寿裳曾写过这祥一首诗：“漂泊生涯亦自耽，忽从西北到西南。长安城固名何好，都是匆匆暂住骖”。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培养出师昌绪、赵洪章、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甘宇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试举几例：
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2010年荣获国家科技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后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多次接见时赞誉其“挽救了新中国”；叶培大，1938年毕业于西工(发北洋工学院文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尊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傅恒志，1950年毕业于西北，材料及冶金学著名专家、西北工业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史绍熙，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于西工，中国高校内燃机专业的创建者与科研开拓者，中国燃烧科学技术首席科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求学于西工的甘宇平，系为数不多的工科从政干才，曾任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
2013年1月18日，94岁的师昌绪仍对母样西北工学院耿耿于怀，亲笔写下这样的文字一一“古路坝：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
哦，出大师的“圣地”被糟踏成这样，情何以堪? 我很郁闷地口占一首诗，权当本文之结尾吧：
当年办学难，而今孤碑叹。
西北联大史，几人仰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