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件文物说党史（001）】南湖红船：一大究竟哪天结束会议？
如今，这条游船，安静地停泊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湖心岛东侧，接受无数朝圣者的瞻仰。
换个角度看：
中国革命就从这里启航：
一大会址碑：
“红船精神”：
南湖革命纪念馆
烟雨楼
许多人可能最早是从课本里知道，浙江嘉兴南湖有个烟雨楼：
“微雨欲来，轻烟满湖；登楼远眺，苍茫迷蒙。”
同时知道的，还有革命老人董必武的诗。
——这是革命者的南湖。
此后，又在金庸小说里见到了烟雨楼：大侠们就是在这里豪饮、约架。
——这是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南湖。
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公元936—947年，当时此地属吴越国），初建于南湖之滨。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8年)，疏浚市河，所挖河泥填入湖中，遂成湖心岛，次年移楼于岛上，从此这里被称为"小瀛洲"。
乾隆下江南，爱此处美景，几次驻跸于此，甚至将此楼复制到避暑山庄，所以留下乾隆身世的传奇。
中国的古楼，很少有原物留存至今的，因为木质建筑，多半会毁于战火。
烟雨楼也是如此，屡毁屡建；今天看到的这个楼，乃是1918年所建。
看楼多半是为了印证历史、凭吊古人，所以楼不在高，有故事则灵。况且，即使是近人所建，也是有一百年历史的文物了。
烟雨楼内的匾额“湖天一览”：
烟雨楼的西北侧有一亭，号“来许亭”。这是为纪念一位勤勉的地方官所建，俞平伯先生题写的匾额。
造福一方，自然有一方百姓纪念。据称，清嘉兴知府许瑶光颇有政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任期已满，进京觐见皇上。嘉兴士绅在烟雨楼西北建一亭子，在许知府离嘉兴前在此亭设宴为其饯行，将亭子取名为"来许亭"，意为希望许瑶光再来嘉兴。
许知府进京赴朝廷述职后，果然应了嘉兴士绅们"来许"的口订之约，仍回嘉兴续任知府。那时地方官和士绅之间的关系，有时沆瀣一气，有时则是君子坦荡荡，总之是接地气得多。
烟雨楼背面，是一处精致的小花园：
在烟雨楼上俯瞰，前面就是这条著名的红船：
究竟哪一天在红船上开会呢？
一大的开幕时间是2021年7月23日，已有定论。但究竟是哪一天结束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资料记载都不一样，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8月4日、8月5日等六种说法。
2013年2月，嘉兴市委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和单位组织《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课题，开展跨领域、跨地域攻关。
2018年，《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重大课题成果正式发布，确认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时间，即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为1921年8月3日。
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在广泛收集海内外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收集和考证了法租界巡捕侵扰后中共一大代表的行踪、嘉兴南湖会议前后的气象资料、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王会悟及一大代表在嘉兴的行踪等大量事实证据，形成了完整“证据链”（以下内容均来自该书）。
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踪
7月30日晚上，本应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因侦探的闯入被迫中止。之后，经商议决定，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在那种突发事件慌乱情况下，会议组织者不可能在当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别是五位临时在其他地方落脚的代表，做什么举动。
1921年8月下旬《广东群报》连载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详细记载了法租界巡捕侵扰会场当晚的经过和第二天的所见所闻，佐证当晚陈公博没有接到第二天“停会”或去外地续会的通知。
7月31日，陈公博夫妇乘坐傍晚7时15分的快车去杭州之前，曾经找过李达和张国焘，告假去杭州游西湖度蜜月。而李达、张国焘告诉陈公博“打算停会”，说明这一天他们是见过面的。这个事实佐证李达、张国焘等会议组织者31日还在上海。
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嘉兴刮巨风的事实
据1921年8月初《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的报道，8月1日下午4时半至晚上8时，嘉兴刮了一场巨风，南湖边的裕嘉缫丝厂新盖38间厂房被吹倒了36间，南湖中的游船被吹翻四五艘，还淹死3个人。
所有代表和王会悟等相关人员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这场巨风。这可以确认嘉兴南湖会议不是在8月1日这一天召开的，也佐证了王会悟8月1日不在嘉兴。
新宁轮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的事实
据《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回上海第二日我们便附新宁轮归粤”。
研究人员查阅1921年7、8两个月《申报》商务版刊登的新宁轮进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确记载新宁轮于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而陈公博就是乘坐这班新宁轮离开上海、于8月10日抵达广州的。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到：“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
如果这一日他还在嘉兴召开南湖会议，周佛海与陈公博不可能见面。因此，有关新宁轮的证据排除了8月4日及以后时间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8月4日说”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记载。经过查考，这一记载缺乏史实依据。
“8月5日说”的主要依据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尔基斯的信件。这封信件明确记载“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有学者认为，这封信距离中共一大闭幕仅60多天，记载的开幕时间是准确的。课题组认为，信件所说的闭幕日期很可能是嘉兴南湖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成员回到上海后，“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
斯穆尔基斯有可能把嘉兴南湖会议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统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便把8月5日当作了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
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等事实
厘清代表和王会悟是分两批还是同一批、是同一天还是分两天到嘉兴，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在8月2日或3日召开的一个关键。这里有一天的时间差。
根据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嘉兴火车站到鸳湖旅馆再到狮子汇渡口的实际距离、丝网船需要“先期雇定”等事实，可以确认代表是分两批、分两天乘坐早班车到嘉兴的，从而排除“8月2日说”。依据有三：
一是从会务准备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事先做好续会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准备是提前雇好开会所用的船。会议组织者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后，就商定由王会悟“回去布置”“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根据《鸳鸯湖小志》记载，丝网船也需要“先期雇定”。而且，王会悟提前一天到嘉兴，也没有雇到开会所需要的大船，只好雇了一艘中号船，进一步证实了丝网船需要提前“雇定”的记载属实。
二是从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两批到达嘉兴，王会悟等人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到嘉兴，其余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时的106次慢车，而这趟慢车到嘉兴的时间是12时20分。如此，会议就只能在下午开始，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两批到嘉兴不符合实情。
三是从一大代表和王会悟到嘉兴的行踪看。王会悟和一些代表回忆，她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到嘉兴后，先到鸳湖旅馆开好房间，委托雇船，然后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数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代表们到嘉兴后，“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王会悟所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这说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会悟到嘉兴的次日来到嘉兴，并直接从火车站到狮子汇渡口上的船，没有进城，也没有在嘉兴住宿。
上述四个方面的史料，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揭示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的经过：
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到了嘉兴后，入住鸳湖旅馆，预订好第二天开会用的船只，并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张国焘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进入南湖，于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在预定的游船上召开了嘉兴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会后，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8时15分的115次快车返回上海。
一大代表在嘉兴的行程：
仿制游船
为纪念这件大事，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前来嘉兴安排游船的王会悟（1898—1993年，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1918年到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1920年与李达结为伉俪）的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京，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认可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作为南湖革命纪念船，供群众瞻仰。
1964年，董必武重来南湖，他登上这条画舫，感慨万千，挥毫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1985年建访踪亭，刻有董老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