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进入战国，就如同方程式赛车驶入了赛道，除了武力上的比拼，更多的是谁有更强大的经济油料,谁能支撑得越久。
哪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更高效的财政系统用于战争，它就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于是，各国进入了一个竞相变法的时代，所谓变法，本质上就是改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
秦国改革其实相对比较晚，这源于秦国落后的制度，因为它在诸侯国中资历浅薄，又地处六国的西部，孤零零地在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隔绝，并与北方和西方的蛮族接壤。
然而，在所有不利因素之外，秦国的隔绝和落后却又变成了它最大的优势：由于六国发展过早，国家内部已经有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艰难的兼并和整合，国君仍然无法将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统一战争中。秦国由于发展较晚，国内的利益关系简单，更容易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将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
秦孝公时期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商鞅变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把秦国打造成了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一指派。并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郡县制度彻底破坏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上完成了集权化。
2.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
3.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提高军人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是秦国战争机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4.秦国由于发展晚，因而土地充足，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有没有当年美国鼓励移民到西部拓荒的感觉。
在与六国的战争中，地处偏远的秦国可以组织起六十万人的大军，并调动足够的资源供养他们，把军队送到数千里之外去打仗，可见当年商鞅建立的制度是多么高效。
然而，当战争结束后，这套高效制度却只维持了十五年，就彻底瓦解了。强大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应付六国的正规军，却最后败倒于起义者的杂牌军呢？为什么帝国在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失败了呢？
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一样，问题仍然出在同一个困局上：为武力征服而建立的财政制度无法及时地转换成政治征服的工具。
为了统一六国，秦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导致了崩塌。
纵观历史，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
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
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
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都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却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建立制度，发展经济，使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制度。
然而，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化为政治征服是很难把握的。原本的军事征服刚结束，因为惯性，军队的利益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被拿走的，因为容易让军队不稳定，同时又无法把更多的资源用在政治民生上，导致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于是，依靠军人打下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和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在这里就不得不感叹于老毛三湾改编人民军队思想建设的高度啊。
当秦横扫六合之后，秦始皇曾经考虑过以何种模式进行统治的问题，放在他面前的选项有两个：
第一，学习周代，分封一批王室子弟做诸侯，来取代那些老诸侯；
第二，彻底建立中央集权的模式，将秦国的模式向六国推行。
秦采用了第二种，向六国土地派驻大量行政管理人员；没收天下兵器，防止各地反抗；强迫六国的贵族迁往关内，并辅以严刑峻法对待那些不听话的人。
同时，统一之后巨大的战争财政消耗还在继续，集权制官僚们还在按照战时的模式从民间榨取利润，将军们失去了对手，只好将武力强加给异族，并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整个帝国在战时经济中消耗巨大，却没有人能够将这架战争机器停下，民间无法重建社会经济。
本来六国的民间经济要更加自由一些，秦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六国，给六国的经济也戴上了紧箍，加入到战时经济之中，严重破坏了民间经济的积极性。
最后，这架机器终于失控，庞大的帝国死于自己的制度。中国人第一次尝到了中央帝国带来的巨大的统一成本。
贾谊曾经在《过秦论》中感慨秦因“仁义不施”而亡国，我们不能只看到所谓的“仁义与否”，而应该从更深层次背后的制度中去寻找原因与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