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悲剧心理透视

关键词：李商隐痛苦体验悲剧心理忧患情结

摘要：李商隐是晚唐特定时代一个悲剧性的生命意象，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以表现心灵世界见长的诗人。他47年的生命历程，充满着人生的痛苦体验。正是这些痛苦体验，主导了他心理建构的悲剧性意向，而这意向的核心就是贯穿在他一生心理和生命历程中的忧患情结。

无论是作为生命个体，还是作为诗人，李商隐充满着魅力。他一生中许多谜一样的情感经历，悲剧性的生命意象，以及用灵魂深处最隐秘的符号进行象征、暗示的诗歌创作，千百年来使无数读者驻足捧读，甚至沉迷其中。尤其是作为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以表现心灵世界见长的诗人，对他的心理研究所可能产生的价值以及研究的难度一直为学界所共识。长久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试图解读其心灵密码，以能够走进其隐秘的精神世界。然而，当我们真正面对那些境象凄清朦胧、情调感伤迷离的诗歌，以及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扑朔迷离的诗人的时候，深感如果没有很好的方法论作指导，是很难深入其里的。笔者试图借助现代心理学理论去观照李商隐痛苦的生命体验对他心理建构的影响，以透视其悲剧心理形成的深层原因，从而为他一生悲剧性的生命活动和诗歌创作寻找到心理依据。

我们知道，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昔日辉煌的李唐王朝气数已尽，呈现出没落王朝那种分崩离析、纷然坍塌的颓势。一种大势已去的衰亡时代的悲剧气氛笼罩着整个社会，渗透在人们的精神状态之中。感伤成为了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情绪潮，经由无意识浸透到了所有驻足在情感之岸的晚唐文人，李商隐也难以例外。然而，当我们走近李商隐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哲人狄尔泰的话：“任何世界观的终极根基乃是生命本身”。一个人心灵世界的建构是直接来自于他对生命的体验，尤其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人，他丰富的艺术灵感一定来自他丰富的生命体验。李商隐的精神世界即是以他对生命的种种体验为根基建构起来的，而体现着他的情感、想象、希望、冥思等心智活动的诗歌创作，更是他生命体验的结晶，是他把自己的命运遭际融合着内心的全部情感建树起来的显示着丰厚生命意蕴的形象世界。

寻访李商隐的生命轨迹，我们看到，无论是作为杰出的诗人，还是作为普通的官吏，抑或是仅仅作为本体的人，他始终都困扰在悲剧情境之中，以其复杂的人格面貌寻求着一条既能保住人的尊严，又想与现实和解的道路。如果用心体察，我们就会深切感受到他在承受种种具体而沉重的灾难与不幸时的痛苦与辛酸。也许仅仅作为在仕宦生涯中上下求索的普通官吏，李商隐的这些生命现象早已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不留痕迹，然而，当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被我们所认知的时候，他生命的每一个信息就都有了全新的意义。在李商隐短暂的一生中，几乎每个阶段、每个层面都有着不同的痛苦体验。幼年丧慈父，中年丧爱妻；虽以“王孙”自居，却生来家境贫寒、三代孤寡；爱情上时有所求，却又常无所得；虽有济世大志，却又仕途蹭蹬，一生费尽心力汲汲于政治，想要“安危与共主君忧”，却始终被拒之门外，虽然胸怀锦绣，才情横溢，却终生盘桓于幕府之间，以笔墨事人……人生最大的痛苦也莫过如此!正是这些痛苦体验，主导了他心理建构和生命活动的意向性，而这意向的核心就是贯穿在他一生心理和生命历程中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断出现在李商隐的心理中，以至于强有力地支配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使它带上了浓重的“情结”色彩。正是这种忧患情结作为诗人潜在的心理能量被频繁地投射在他创作的以反映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为主旨的诗歌作品中，使我们从中窥见到诗人深层的、悲剧性的心理意向。而这种忧患情结的生成背景，我们可从他人生进程中的种种生命体验，尤其是童年的痛苦体验中找到答案。

李商隐的童年经历了许多人生痛苦，幼年就曾两次目睹亲人死亡的悲剧场面。两岁时就有了对死亡的恐怖体验，他的裴氏仲姊殁于母家，他虽仅能“扶床泣面”，但当时悲哀肃穆的气氛给他稚嫩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他30多年后为这位仲姊写的《志状》和《祭文》里依然有着鲜明的反映；另外一次是他九岁时父亲被繁琐纤屑的幕僚事务耗尽了精力，在他乡异地寂然死去。父亲的逝去对于幼小的李商隐已不再仅仅是死亡的恐怖，更多的是失去父爱的悲痛以及随着家庭经济来源的骤然中断带来的生活困顿，使作为长子的他不满十岁就不得不帮助母亲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迫于生计，他一面“悬梁”苦读，一面还要做些抄写工作。如此严峻的生活磨难对于一个尚在弱年的孩子未免太沉重、太残酷了，其势必作为一种心理事实长久地影响李商隐未来的心理发展。他那忧郁感伤的个l生气质无疑在此时已定下了基调，使他较之一般孩子更早地去领略人生的艰辛，更早地走向成熟，也更易于形成自觉的责任感。如他居母丧期间为众多亲人迁葬，上自曾祖母，下至幼夭的小侄女，并为其写下大量哀祭文和行状。这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后来就自然发展成为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生抱有的深深忧患。童年的种种痛苦体验对李商隐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内在的。他的忧郁、多愁善感也许存在于他先天带来的素质之中，但童年情感经验的“基本选择”固定和强化了这种素质，使他在心理建构中形成一种明显内向、遇事易生悲感的情感倾向和性格特征，而他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心理结构的过滤和折光，从而主导并规范了他整个生命活动的悲剧意向。

李商隐在30年的仕宦生涯中，11次佐幕，在幕时间竞长达2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才郁郁地回到京城。值得玩味的是，李商隐曾三次面临京职与幕府的选择，然而仿佛他是命定要做幕僚的，竟然三次放弃京职而去幕府充当属僚。也许每一次的选择在他都有着客观原因，我们今天因资料或缺无从确知，但这种选择本身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乏耐人寻味之处。诗人对长安一直是怀着向往之情的，他也深知朝廷重京官而轻外职，因而也曾不断谋求在朝廷立足。他前期三试吏部而两人秘省，并为此颇为得意：“三干有司，两被公选，再命芸阁，叨迹时贤”。而幕府工作是寄人篱下、靠代人起草文章为谋生手段的，充其量不过是个文牍之才，与他“欲回天地”的凌云之志相去甚远。尽管任职于幕府在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像李商隐这样长达20年的情形也是少见的，尤其在著名诗人中。如此看来，李商隐的这种选择似乎是违背常理的，但仔细探究，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到来自诗人潜意识的冲击和困忧。心理研究表明，人在无意识中是压抑和反对痛苦的，生命无意识的选择是那些使自己乐意的、使本能欲望得以激动、奋发的对象，从而使能量发泄，以避免痛苦与焦虑。李商隐的选择在潜意识中是契合了人类这种趋乐避苦的天性的。事实上他三次去京职而就幕府，甚至终生盘桓于幕府．就是痛苦体验积淀而成的忧患情结的作用，使他形成了人生选择上的模式化倾向。

从史料看，李商隐在京城的生存是艰难而屈辱的，甚至是危险的。因而，潜意识中京城就成了痛苦记忆的符号。他在长安求仕期间曾经有过屡次应试屡次失败的挫折体验。其中几次重要应试中的惨痛经历，更是在李商隐心中留下了痛苦印记。开成三年，应试博学宏词科，李商隐寄予厚望，以期通过考试后获得官职。然而复审时被人目为品德“不堪”而遭斥未中，这是对他政治上的一次最严重打击。

满怀希望却意外被驳，致使他心情极为沮丧，甚至产生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深深担忧。第二年(开成四年)李商隐再应吏部“释谒”入选，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但席未暇暖即被外调为位低事杂的弘农县尉，这无疑又是一次莫名的贬斥。这在《别薛岩宾》中有所流露，“桂树乖真隐，芸香是小惩，清规天以况，且用玉壶冰”，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一朝入选一朝被贬的那种仕途沉沦的愤慨。即使在小小的县尉任上，诗人既要拜迎层层长官，又要做违背心愿的奴役百姓之事，心情的怫郁更是无以复加。不久，诗人因“活狱”而开罪于上司，愤然“乞假”回京。会昌二年，李商隐再次应吏部试而入选秘书省，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然而心情却未见得愉悦。这时的诗人在官场几度沉沦，颇有了几分沧桑感，此次重入秘省心情是复杂的：“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感叹自己就如同那飘转的蓬草难以自主命运。确实如此，他再一次地被命运捉弄了。供职不久老母去逝，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可见，李商隐一生最为得意的“三干有司，两被公选”的经历留给他更多的是痛苦记忆。虽然他想要在“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然而“君前”的长安却是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心，朋党倾轧，宦官乱政，使“九重黯正隔”，诗人一腔热血化作“涕泗空沾唇”。正是这些仕宦生涯的痛苦体验，使他忧祸避苦，潜意识中拒斥京城长安，从而影响了他人生选择的倾向性。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幕府对李商隐而言也并非理想的去处，实际上他是处在了二难选择之中。虽然，客观上幕府是一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但在潜意识中他对幕府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在李商隐的经历中，幕府相对于京城是一个愉悦的、安全的所在。这种感觉来自于诗人早期对幕府生活有过的愉悦体验：17岁的李商隐因文才得到令狐楚青睐而辟为幕僚，学业上备受府主的教诲和奖掖，生活上又被处处照料资助，政治上又不时扶植提携，“恩情之深，确非泛泛”，诗人对此深怀感恩戴德之情：“百生终莫报，已死谅难追”；第二次幕府就职也使他感受了知遇之恩的愉快体验。诗人22岁时到京城应举落选，正在苦闷时期得到华州刺使崔戎的特别赏识，深得器重。加之表亲关系，府主对他不仅悉心指教，而且格外“知怜”，聘金丰厚，使他心情颇为愉快；第三次入泾州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不仅文才被府主称赏而受到“殊遇”，而且娶得府主干金为妻，给了他爱情的愉悦。从心理学上讲，人在选择时往往将能量投射在使自己感兴趣、令自己愉悦的体验上。

李商隐早期的幕府生涯事实上是他人生中少有的一段愉快经历，尤其是在他长安求仕中频遭失意与幕府供职时屡被赏识形成很大反差，虽然幕府属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从属于府主的地位，但他所得到的尊重与赏识无疑满足了他作为诗人那敏感自尊的心理。更何况，在幕府由文章进身并非没有可能，李商隐的第一任府主令狐楚即是先例(令狐做幕僚十多年，因文章而被皇帝称赏，平步青云，官至丞相)。当然，李商隐对幕府的选择还是很勉强、很无奈的，大有“命压人头无奈何”的悲剧色彩。因而抉择后的诗人心情更加抑郁不平，我们从他这三次选择后就任幕府时的一些情形中可见其心态。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罢秘省正字而应被外放的李党给事郑亚之邀去桂州做幕僚，他撇下病弱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孑然一身背井离乡，心情颇为黯淡：“明年赴辟下昭桂，京郊恸哭辞兄弟。韩公堆上跋马时，回望秦川树如荠。依稀南指阳台云，鲤鱼失钩猿失群”，表现出了去国怀乡、孤孑无依的抑郁之情。赴桂途中诗人乘一叶扁舟出没在汹涌的江波之间，时时忧惧着前路之险，“一夕南风一叶危”，“洞庭湖阔蛟龙恶”。可见李商隐此次远赴幕僚之职已远没有前期那种愉快的心情了。甚至在未抵桂之前即致函与故交卢弘止，请求关照，以助早归故里，表达了急切盼望返回长安的心情。在桂幕期间，虽然深得府主器重，对自己的未来也曾有过“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的价值期待，但诗人自认以“出众木”的“高松”之才而沦落荒僻的“天涯”，加之党局时变，自己又投身于失势的李党门下，前路难料，想要由此进身的希望日渐渺茫，于是忧时伤己之情便时时流露于笔端：“有客虚投笔，无惨独上城。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诗人觉得自己虽有文才武略，却才高见弃，如同“失侣”之“沙禽”，在终日繁杂的幕僚生活中虚度光阴。

另外两次罢京职而远赴幕府也是诗人一种无奈的选择，虽然也都因为深得府主赏识而获得知遇之乐，但内心深处的忧郁隐痛依然投射在字里行间。这是因为忧患意识本是李商隐性格的底色，而当现实的苦难积累又将其凝成了“情结”的时候，无论作何样的人生选择，他都将沉浸其中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