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因历史上长期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几乎所有风俗习惯都带有佛教思想的因素。比如，藏历新年最核心的内容，未见得是家人团聚吃年饭，而是拜佛堂上灯供奉。
正因于此，很多人搞不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今天我们就用藏区葬俗这个切片，来给大家剖析一下。
目前，藏区所有的墓葬习俗无一例外的，都包裹着浓重的宗教外衣，并将其推高至“人生对自然的最后一次供奉”的层次。
但如果，我们剥开包裹在葬俗外面的缤纷的彩衣，就会发现藏区古已有之的水葬、土葬、火葬、树葬、崖葬、壁葬等墓葬习俗，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因地制宜”。
正是“因地制宜”的原因，加之藏区各地地形地貌差异巨大，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墓葬习俗，并带有非常明显的区域特点。
比如说水葬，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葬俗。
但这种葬俗有赖于江河径流，所以在河流丰沛的地方比较多，例如藏南、康巴、林芝等地区。
从环境因素的角度上说，水葬流行的地区一般都是山高沟深的地带，这种地区土地资源紧张，采用土葬方式显得太过奢侈。因此，先民们因势利导，借用河道资源来处理前辈们的遗骸。
与之相对，地面河流较少的甘南地区，便甚少实行水葬，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只不过一般对10岁以下的夭折的孩子行水葬。其水葬的仪式，也远比盛行水葬的地区简单。
很多人将藏族不食鱼肉的风俗归结于水葬传统，这个说法没错，但不完整。
因为，按照史料记述，藏族对水生动物的敬畏由来已久，甚至可能要早于水葬风俗产生的时间。
在佛教尚未到来之前，原生的苯教主导着西藏民众的信仰。苯教是一种自然多神崇拜，对天、地、山、河、石、树，都有崇拜祭祀。
他们认为，水中有一种称为“鲁”或“龙”的神，水生动物都是祂的子民，如果谁冒犯了“鲁”神便会生麻风病。
在与此相配合的传说里，松赞干布的曾祖父仲念德如赞普，娶了塔波美女琛萨鲁杰为妃，但原来美艳无双的王妃在吐蕃生活一段时间后，美貌急速衰减。
询问之下，王妃说：“在我家乡有一种食物，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吃，可是到了吐蕃后吃不到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仲念德如马上命人取来，王妃服用后不久再次明艳照人，赞普心中奇怪，便偷偷窥视，不成想看到王妃在用油烹制一种蛙（一说是鱼）。仲念德如心情郁闷，得了麻风病，最后被封在一座活死人墓中。
从这个传说，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与其说藏族不吃鱼是因为有水葬的传统，不如说最开始可能是因为敬畏“鲁”神。
与水葬相类似，树葬和崖壁葬也有明显的地域性，目前树葬几乎仅见于波密地区，主要用来安葬低龄夭折孩童。
而崖壁和壁葬则聚集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山南、阿里等地和横断山脉的康巴地区，是种将先人遗骸安置于崖壁洞穴中，避免野兽袭扰的葬俗。
其实，土葬也有一样有赖于地理因素。
在多石地区，土葬形式主表现为石棺墓或叠石墓，而土层较厚的地区则以土坑墓为主。
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回归葬俗本质便能发现，墓葬习俗的核心意义在于，“如何让先人有尊严的消失”。
既然最终目的是“消失”，那之前所有的仪式都是过程和包装，而这种包装性风俗，自然需要结合当地的特点，这便是“因地制宜”的由来。
由此可以反推出，藏北牧区（羌塘、那曲等地）和阿里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展出树葬习俗的，原因无比简单，“没有树！”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葬俗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宗教，而是更多依赖于环境，宗教的作用不过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心理安慰的作用。
但必须要承认一点，藏传佛教传入西藏，尤其是在占据了思想领域绝对地位后，佛教思想对西藏的风俗习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包装。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藏族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我们从两种葬俗地位等级的变化来分析一下，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影响力。
首先我们来说墓葬等级的问题。
公允地说，人是一种需要等级的动物，这种需求根植于人性之中。所谓众生平等的思想，不过是种乌托邦式的幻梦。
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政权、氏族、公司亦或是教团莫不如此，因为，等级制度是人类集群最有效管理方式，没有之一。
所以，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有等级概念，墓葬习俗也不例外。
现在，西藏最高等级的墓俗是塔葬。
高僧圆寂后，首先会用火葬的方式对遗体进行处理。经过火葬后的骨灰或舍利子，装入塔中或制成擦擦加以供奉。
因此，西藏地区的火葬基本都是二次葬的一部分。
或者用药物处理高僧的躯体，使其脱水而缩小，最后将遗体直接装入佛塔中，封闭佛塔进行供奉。也有一些寺院在处理遗体后并不装塔，而是直接供奉在香案、壁龛上供信众膜拜。
很显然塔葬方式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才出现的，因为“塔”（窣堵坡）本身，就是佛教的典型文化符号之一。
那西藏在没有佛教之前，哪种葬俗等级最高呢？恰恰是今天等级最低的土葬。
土葬方式是西藏最古老的墓葬习俗之一，目前保存下来的墓穴遗址可以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古代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提升后，定居于某地为便于长期祭祀而产生的一种习俗。
随着，吐蕃王室开始构建规模宏大的赞普陵墓，土葬在成了当时人们心中等级最高的安葬方式。
目前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的藏王墓，便保存着吐蕃王朝三十五代赞普的王陵。
另外，在朗县的列山古墓群则是吐蕃时期贵族“钦木氏”家族的墓地。
藏王墓
除了权贵们用封土建陵的方式安葬亲人，大富之家也会采用土葬的方式。
米拉日巴尊者的父亲喜饶坚赞是贡塘（今吉隆县附近）地区的大富商，他去世前在遗嘱上写道：“请亲戚们好生照料我的妻子儿女，不要让他们吃苦，我会透过墓道的洞口看着你们。”
米拉日巴尊者（约1052-1135年）生活在吐蕃王朝崩溃后，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时代。
从这两个时间节点可知，整个吐蕃王朝及吐蕃王朝崩溃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葬都是西藏豪门安葬先人的不二之选。
随着佛教思想影响日甚，西藏的土葬习俗也出现了和佛教结合的倾向。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前文提到的朗县列山古墓群中，出现了“墓丘外观如塔形，并由塔基、塔身、塔顶三段式组成”的塔形墓丘封土，这种典型的舶来品封土和吐蕃传统的圆形、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存在于一个墓园之中，形成了将其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对西藏葬俗的渐进式影响。
而后，因为藏传佛教弘扬的“生死轮回”以及“利他”主义的思想，保留遗骸的土葬变成了一种不利于灵魂转生的墓葬习俗，渐渐被人抛弃，成了最坏的一种葬法。
专门用于处理麻疯、炭疽、天花等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或者强盗、杀人犯、被刀杀死的尸体。
由此可知，墓葬习俗与佛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一整套完备仪式时间，不会早于公元1000年，既不早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早期。
最后，我们要来说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了。
很多人在看待西藏文化现象时都存在一个悖论，既用已有的结论来推导原因。
因为，藏传佛教对西藏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便将几乎所有的现象都归咎于佛教。
很多人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西藏文化因佛教而起，因佛教而兴”。说真的，这句话下半句算是比较准确，但上半句就是妄谈了。
就拿墓葬的风俗来说，其出现的年代远早于佛教进入西藏。你很难想象，没有佛教之前，西藏的先民们会不知道怎么安葬先祖吧。
我们从分析葬俗的切口中，可以窥见西藏文化发展的脉络，即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的推手、集大成者，它提升了整个西藏文化的层次和内涵，但藏传佛教决不是西藏文化的起源。
换句话说，自从藏传佛教在西藏居于领导地位后，集中了西藏所有的精英，它不是文化的集大成者，谁还能是集大成者？
或者我们再换个说法，假设佛教没有传入西藏，那西藏文化是不是就不会发展了？
当然不是！没有藏传佛教也会有别的思想体系来做这件事。
从葬俗的层面来看，佛教不过是借助了固有的风俗习惯，加入了佛教思想之后，将其系统化、神秘化，打磨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可以自圆其说，充满仪式感的墓葬方式。
这种结合各地习俗，逐渐形成自己仪轨的方式，其实就是佛教传播的过程。
藏传佛教能够发展成迥异于南传和汉传的独立思想体系，有赖于西藏独特的自然和风俗。
因此，藏传佛教之所以会是今天这个模样，绝不是某位或某几位大师天外飞仙式的想法导致的，而是根植于西藏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
从这个角度上说，是西藏文化风俗塑造了藏传佛教，而不是相反。
综上所述：
首先、包括墓葬在内的风俗习惯更依赖环境因素，而不是宗教影响，即所谓“因地制宜”；
其次、风俗习惯形成在前，宗教信仰作用在后，二者的前后次序不能弄错；
再次、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不能因信仰表现为显性、风俗习惯表现为隐性，就误以为二者是强弱主次的关系。
最后、藏传佛教发扬光大了西藏文化，而不是创造了西藏文化！或者换句话说，西藏的文化特征是全体西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中也包括不信佛教的西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