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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有评论家说卡尔维诺是一位“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的作家,这不无道理,从他早期的《通往蜘蛛巢的小径》,再到中期的《我们的祖先》,以及后期的一系列后现代主义作品,都体现出他惯以虚构幻想的形式来关注现实与存在的独特写作方式。卡尔维诺的作品大都有一种“轻盈”美感,这个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有提过,而这种“棉花陷阱”式的美感是卡尔维诺独有的。
《树上的男爵》是一部关于一个小男孩树栖生活的小说。十二岁的柯希莫因为家庭环境比较压抑并且缺少自由而爬上了树,从此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勇气建造了一个树上的王国,终生没有再返回地面。小说描述了柯希莫异于常人的人生,他的热爱、眷恋、坚守,以及生活、理想和品质。这部小说中,卡尔维诺的想象力和智慧令人叹服,他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树上视角,也隐喻了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主体性的方式。
我们需要先了解下写作背景。《树上的男爵》出版于1957年,50年代冷战开始,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爆发,导致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思想受到了打击,组织开始涣散。意大利知识分子振兴社会和改革文化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许多对意大利的前景充满幻想的知识分子心灰意冷。我们的卡尔维诺面对纷繁变化的社会现实也感到失望和迷茫,他需要一个出口,得以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并且建构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这个出口就是《树上的男爵》。
不远的远
主人公柯希莫生活在启蒙运动与旧势力激烈斗争的时代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王位继承战争时代的遗老,他们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父亲满脑子是家谱世系,妄想着公爵的爵位,一心考虑的只是贵族家谱和继承权,母亲整天除了幻想军队和战争场面就是抱怨自己嫁了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姐姐巴蒂斯塔名义上是个住家修女,总是用令人恶心的材料制作外表精美绝伦却难以下咽的食物,夜里则夹着猎枪举着烛台在家里四处捉老鼠。小说一开始就展现出全家人围坐一桌共享午餐的情景,向读者展示了柯希莫的生活处境:
一只火鸡端上桌,父亲就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按照宫廷里的规矩切割和剔骨,……我们的母亲女将军不管这一套,因为她在进餐时也使用生硬的军人方式:“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好!(德语)”我们谁也不觉得好笑。她对我们不太讲究那些繁文缛节,但讲究纪律,她用练兵场上的口令助男爵一臂之力:“擦脸!(德语)擦鼻子!”唯一能够怡然自乐的是住家的修女巴蒂斯塔,她用她独有的外科大夫手术刀式的一些锋利的小刀,孜孜不倦地将鸡肉从骨头上一丝一丝地剔净。男爵本应将她树为我们的楷模,却不敢朝她看,因为她那在浆过的女帽宽边之下瞪大的眼睛,她那黄瘦的耗子般的小脸上咬紧的牙齿,也令他害怕。
柯希莫无法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那种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在令人不满的现状面前,柯希莫开始寻找出路。爬树可能是全世界的孩童童年的必修课,而柯希莫无疑是这个课程的资深专家,柯希莫决定在树上生活。
在柯希莫上树之后,原本只是一时赌气的他发现,树上的世界是如此广阔,这坚定了他生活在树上的念头。文中提到:“由于树木如此繁茂,他可以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地走上好些里路,不必下地,有时,一段无树的空地,迫使他绕很长的圈子,但是他很快就熟悉了一切必需的路线,他计量距离不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而是根据他在心里记得的他必须在树枝上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轨迹。在有些地方,奋力纵身也难以跃上最近的枝头,他就会想到别的手段。”
柯希莫有像地上那样生活的基本保障,他用猎获的各种动物的毛皮做帽子、裤子、鞋子,他在山毛榉交错纠结的枝丫间造起一间小屋,还用动物皮毛做成皮囊过夜。他借助自然条件,建起了一眼悬空的泉水解决了喝水和洗浴的问题,他还找到了无须下树就可以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办法。他同农民换水果蔬菜,与母山羊交朋友,同母鸡定协议,每日喝鲜奶,隔日吃鸡蛋。他连大小便问题都解决得很体面…… 总之,柯希莫在树上始终文明地生活着,遵从地面上邻居和家人的行为规范。
柯希莫上树之初,就有几次险些下树的遭遇,先是被农民当成小偷驱赶,又曾因为树枝突然断裂险些跌下树,还被父亲派出的人抓捕…… 这种种险情动摇了柯希莫在树上生活的决心。“他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失去了他的痴迷,他被不断面临的问题所困扰,并且有一种因远离熟悉的地方而产生的恐惧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只凶恶的野猫出现了:
它是一只虎斑猫,比一般的虎斑猫更壮硕,但这不说明什么,它的可怕之处是那像豪猪刺一样挺直的胡须,是那既听得见更看得出的从两排像钩子般的利齿间通过的呼吸,是那双除了听觉之外还有别的用场的耳朵,是伪装着一些细细的软毛的那两团力量的火焰。
它准备压落到他身上来。柯希莫来不及考虑,就以一个准确的动作跳到一根更低的树干上。……我的哥哥来回跳动,可是他最后跨在那棵山毛榉树最低的枝干上了。往下去,直接跳到地面上还有一定的高度,但是宁可往下跳也比等着看那头野兽停止那又像呼吸又像猫叫似的刺耳叫声之后会做什么要强。柯希莫几乎要往下跳了,抬起一条腿,可是两种冲动——天生的自卫本能同宁死不下地的决心,在他心里发生冲突,他又用双膝夹紧了树干。
柯希莫下树的冲动是人类在面对危险时本能的求生反应,然而他终于以一个儿童能有的所有坚强意志战胜了恐惧,取得了与野猫战斗的胜利。一只小小的野猫,无论作者将它描绘得多么可怕,其实也不会有多大的杀伤力,但是对于年幼的柯希莫却可以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与野猫的这一次交锋,是柯希莫树上生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他初尝胜利的滋味,并且获得了树上生活中的第一个战利品——用野猫的皮亲手缝制的皮帽。更重要的是,这次战斗让“他明白自己从此踏上了自己所选定的道路,在这条征途上失败者是无退路的。”这是柯希莫最后一次有下树的冲动。
在姐姐的订婚宴上,他的缺席让父亲伤心,让母亲痛苦,也让一直与他作对的姐姐想念。与此同时,躲在梧桐树顶挨着冻的他,心中也很不好受。他从始至终地陪守着晚会,直到蜡烛一支支熄灭,没有一扇窗口发亮为止。
柯希莫的母亲由于常年的气喘病加重而卧病在床,他在母亲房前窗外的树枝上照顾母亲。他用渔叉从桌上取水果递到母亲的手上,关心着母亲每次吃药的时间,用渔叉把扔在椅子上的披肩送到母亲的面前。清晨是气喘病患者最难熬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分散她的注意力。柯希莫用一支自制的竖笛吹奏小调,或者逮些蝴蝶,把它们送到屋内飞舞。后来柯希莫的母亲还是去世了。对于母亲去世的这段描写充分的体现了卡尔维诺式书写的轻盈感:
那是一个大晴天。柯希莫在树上拿着一只小碗,他开始吹肥皂泡,把那些泡泡吹进房间里,吹向病人的床头。妈妈看见彩虹色的泡泡飘动,飞满了房间,她说:“啊,你们在玩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她总是不赞成我们的游戏,觉得太无意思和太幼稚。可是现在,也许是破天荒头一回,她喜欢我们的玩意儿。肥皂泡飞到她的脸上,她吹气把它弄炸,微笑起来。一个泡泡落到了她的嘴唇上,停留在那里不动了。我们大家俯身趋前,小碗从柯希莫的手上掉落下来。她死了。
在作者的笔下,树上世界仿佛无边无沿,各种树木都在主人公柯希莫脚力所及的范围内,如圣栎树、橄榄树、花椒树等等,柯希莫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想法任意选择不同材质的树木进行加工使用,树上的世界可以满足柯希莫的一切需求。柯希莫看似疏远了家庭生活,但他却用自己的方式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家庭责任,甚至使得家庭内部曾经的矛盾走向和解。
柯希莫离家出走,同这个世界疏远,但并没有因此而孤独、颓丧、沉沦,尽管他的心中也一直存留着“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尽管也有为父母送葬时只能远远地在树杈上观望一眼这样的酸涩存在,但更多时候,柯希莫在这疏离状态下是自我完全得到解放、个性充分高扬的自由愉悦的状态。
他在树上与薇莪拉陷入疯狂的爱情,亲吻,做爱。他在树上狩猎,修建水利设施,读书,与伟人通信。柯希莫的疏离状态不但不是消极的、令人厌恶的,反而因其对完全的个人空间的童话世界的营造,很轻易地便可以引起为数众多在现实世界压抑下无所遁形的人们共鸣。在日常生活的种种规则制度的天罗地网下,人们又何尝不想拥有一个避难所和隐居处。
就像卡夫卡想要拥有一个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地窖一样,柯希莫与世界相疏离的树上世界也作为一个隐居处为人们所羡慕,它为现实生活中无处藏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地。
不近的近
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尽管再未曾踏足陆地,但他并非遁世,也从未逃离地面的生活。换了个生存环境,柯希莫与家人的关系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父亲原来只关注自己的爵位问题,对孩子的成长总是漫不经心,现在因为柯希莫上树,他也开始关注柯希莫的举动,开始关心柯希莫的生活和教育问题。
柯希莫也不再像在树下那样满口体面话,说些拉丁格言来伪装正人君子。而是可以摆脱自己贵族身份的限制,像真正的父子那样放松地与父亲说些心里的真实所想,父子俩开始尝试沟通、交流。
柯希莫也最终用自己的勇敢执着打动了父亲,让父亲接受了他上树的事实,并把自己的男爵称号传给了他。母亲则用自己军人的思维理解了儿子上树的举动,并以自己女将军的风格开始了对儿子的关心,她动用了所有的作战装备,用望远镜追寻儿子在树上的活动,用小彩旗的旗语与儿子交流,下雨时她会给儿子送去雨伞、油布和热苹果汁。
父母的这些改变,都是在柯希莫上树以后发生的,因为他上树这一超出常规的举动,让父母发现了自己曾经忽视的很多值得关注的事情,比如自己的子女的成长和教育。在树下时,柯希莫被父母忽视了,等到他上了树,过起自己不受限制的生活,父母似乎才意识到他并不只是作为他们的儿子而存在,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个体。当柯希莫的父母把柯希莫作为与自己平等的对象进行沟通和交流时,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儿子。
柯希莫虽然离群索居,但却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人的社会性。他在树上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见,为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业。对此他的弟弟评价道“他是一个不回避人的孤独者,甚至可以说他心中只有众人。”他对大地及地上生活的人仍是充满热爱的。只是他的热爱,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遭遇森林火灾之后,他没有因为胆怯而下树躲避,而是与叔叔一起研究森林里的水流分布情况,修建蓄水池,组织消防队。因为他在人民中间的良好人缘以及他组织民兵和领导群众的出色能力,他很快征集了人员,团结了民众,使大家在一种热烈的团队精神中,在维护共同利益的行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报偿,直到火灾的危险结束。
这些行为都让我们看到柯希莫的上树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行为,柯希莫渴望融入这个社会,他对集体生活一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可以说他越是坚决地躲进他的树枝里,越是感觉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必要。”但他却又害怕社会对个体的巨大同化力。
通过上树,柯希莫找到观察社会的另一种视角,得以更为客观地观察和参与复杂的社会生活,使自己在参与过程中,既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又不会失去自我、丧失个性,成为社会的附庸。他曾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他在树上和地面上的人做得一样甚至更多,但他因为找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点,没有因为自己参与社会事务的行为而丧失自由和个性,因而保持了自我人格的完整。
岁月如歌,转眼间柯希莫已经是一个行动迟缓的垂垂老人,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拖着病体爬到树顶极高的枝头上,地上的人们撑起床单,准备接住掉落的他。然而,柯希莫最终也没有与他深爱着的大地达成妥协,他抓住路过的一只热气球垂下的绳子,飘然而逝,消失在天空。在他的墓碑上写着:“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叔本华在其《人生的智慧》中说:“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就越少,他人能给予他的也就越少,所以人的智慧越高,就越不合群。” 卡尔维诺在这里描绘出这样一种循环:柯希莫远离旁人,完善自己;而对自我的完善,智慧的提高,又推动柯希莫与他人保持距离,执着于构建自己的自由世界。这种远离使得柯希莫有了全新的视野审视社会和他人,并且使得他更合理的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
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同外部世界隔离的环境中,但又同外部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即在独处的状态下同世界有距离的亲近。并非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也不是一种对外界怀有敌意的、对抗的状态。卡尔维诺在描写主人公的状态时,并没有让主人公沉浸在在同外界疏远过程中的失落、孤独、颓废之中,而是描写出主人公在这样一种免除外界过多打扰的环境中获得自由与自洽的理想状态。
这更多的像是一种温和的反抗、平静的坚持,一面消散于江湖,一面又记挂着人世万象。柯希莫的逃离之所以显得超脱和不凡,不在于其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在于能运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削弱欲求和消解羁绊,始终以观察或参与的姿态,揣摩出保持独立性的正确方式——一个不回避人的孤独者。
我想
叔本华阐述过一则既保持个体独立性、又融入社会的生存法则的寓言:“一群豪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它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于是不得不分散开。可是寒冷又使它们聚在一起,于是同样的事发生了。经过几番聚散,最后它们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相当的距离。”
这与《树上的男爵》的意旨不谋而合。豪猪身上的刺是每个个体所特有和固有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把令人吸引的特质排除开外,具有客观性,既难以察觉,也难以根除。他们在相互接近的过程中会互相刺痛,彼此之间构成很大的生存阻碍。同样,在《树上的男爵》中,柯希莫的性格比较叛逆和任性,他与家人、社会相处不和谐,这些对他的自由生存方式形成了障碍,后来他赌气爬上了树,并为这个一时赌气的决定而坚守了一生。这个一生的坚持凝聚了他个人主体自由选择的隐喻。
《树上的男爵》的可贵之处在于,卡尔维诺给出的不是一种效仿的生活,而是一种深刻的反思与焦虑。它不仅警醒人们日益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和认知,同时也指出我们身处的社会的迷误和错乱。卡尔维诺不是简单地书写了一个童话故事,在表面温和奇丽的画面下,蕴含的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深忧虑。主人公同树下世界看似分离又丝缕相连的描画,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态度。
在卡尔维诺所处的20世纪,适逢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欧洲资本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对金钱的无限崇拜使得人逐步为物所奴役,工业文明肆意侵吞着自然景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带来的绝望、惊恐情绪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发酵。在这种背景下,欧洲非理性的、对人类命运怀疑绝望的观念始终不绝。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与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更好的了解事物本身。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茧房被越锁越紧,每个人的思想都很容易被外界所左右。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经历的是短暂、碎片、无意识和对大众化的过度关注,而个体的自由和完整被忽视和淡化,人们生活在一种受各种观念和思想诱惑与牵制的状态中,个体自我存在变成了束之高阁、耽于想象的空谈。虽然每个人都难逃时代洪流的裹挟,但正是因为如此,自身思想的独立才显得尤为的重要。柯希莫的树是一个空间上的表现,但其实是一个内在的意向,柯希莫借用这个意向来和社会相处。
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也是本书的主旨之一,不过很少被拿出来讨论。卡尔维诺的父亲是植物学家和农艺学家,母亲则是植物学教授,卡尔维诺在2岁时,全家就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他们住的那幢别墅既是栽培花卉的试验站,又是热带植物的研究中心,因此,卡尔维诺自幼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大学时期卡尔维诺也主修的农学专业。成长的经历深深的影响了卡尔维诺日后的写作。
卡尔维诺笔下的大自然与人说话,同人交流,被赋予了鲜活的人性、灵性,呈现出无穷无尽的魅力。小说通过柯希莫的遥望和聆听,不仅建立起人的心灵与自然万物的息息相通,同时还特别展示了大自然给予柯希莫的智慧、力量和幸福。在这里,作者无疑在向我们传达着这样的一种情感和认知——与自然融合,能够治愈人的精神创伤,能够使人重新找回久己失落的天真纯洁,更能使人获得充足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
柯希莫善良、富有智慧,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勇气和坚持的精神。对于现代人来说,生命的美好更多在于对往昔岁月的缅怀,而不是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这就是现代人命运的最大悲剧。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供放在祭台上的祭品,成了他们无穷的思念和痛苦的化身。当倍感孤寂时,他们就用短暂的物质满足和娱悦来填补精神上的空白。鲜有人尝试在人群熙攘之外去寻找自己的真实感,找到一条通往个人主体完整和自由的道路。
我们也应该找到自己的那棵树,尽可能有一个更高维度的角度审视周围发生的事情,不要被裹挟其中,在这棵树上我们能更好的了解自己和社会,也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