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料峭寒风吹过奉天大南门城楼呼呼作响。
一位面庞清瘦的年轻人，匆匆走入大南门里路东一家南纸店后院。
27岁的共产党员任国桢，北京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关外的奉天。
他此行是受组织委派，肩负神圣的使命⋯⋯
1925年5月30日，上海两千余工人、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
下午当群众又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时，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
这便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英、日帝国主义的残暴行迳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
1925年6月初，奉天也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活动。
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奉天医科专门学校聚集了一批爱国青年学生。
两所有着日、英办学背景的学校成了矛盾的聚焦点。
6月5日晚，东郊小河沿附近的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学生男宿舍，
十几名来自奉天各大中学学生举行首次各校学生联席会议。
会议由满洲医科大学粟丰和奉天医科专门学校高启福主持。包括第一师范、文会中学、第二工科高中等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参加。
会议决定，将组建由各校学生代表组成的奉天学联筹委会。
实际上，在奉天筹备组建党组织的任国桢，一直秘密指挥着这场运动。
因为住所距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很近，任国桢便常去那里看报，
在这里结识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阎宝航、苏子元等一批进步青年。
五卅惨案后，任国桢找到苏子元，提出将学生组织起来示威声援“五卅运动”。
苏子元后来成为中共情报专家。1927年，组织派他赴海参崴学习。后被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情报科送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是另话。
苏子元很快找到奉天医科专门学校进步学生高启福、吴执中和满洲医科大学的粟丰，
同他们具体研究发起组织学联筹备会。
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上海工人的示威游行即将爆发。
1925年6月10日一早，奉天19所大中学校近两千学生汇集城内金银库街省公署门前。
学生喊着“为死难同胞复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挥舞旗帜散发传单。
上午9时，学生总代表毕天民宣读请愿书，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屠杀暴行，并向奉天省公署提出包括收回一切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七项要求。
要知道，学生是冲破重重封锁和困难到达这里的。
6月9日，省教育厅长祁彦树已召集各校校长开会，令各校长:“学生不得轻举妄动”。
女子师范学校关闭大门不准学生出校，学生们翻越校墙而出。
很多市民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纷纷加入请愿队伍。
面对学生请愿奉省公署电禀在天津的张作霖，张电示省长王永江调军队武力制止。
当局对学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立即调警察和宪兵前来镇压。
如临大敌荷枪实弹的军警，激起了学生的反帝爱国义愤。
他们“誓死不肯回校”席地而坐，非要省公署答复请愿条件不可。
当局只好请在学生中素有威望的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出面调解。
经几轮交锋，省公署答应了学生们所提的部分条件，请愿取得初步胜利。
当晚，奉天当局更是加强警戒，凡是学生一概不准入城。
参加请愿的各院校全被军警封锁，将学生们软禁于校内。
各校的电话尽被警方掐断，邮件被检査，学生被监视。
警察厅还下令警署严査客栈，如有外来学生，要“妥加保护”，
唯恐京、津、沪等地的学生来奉宣传串联。
之后，奉省当局提前一个月将中等以上学校“全体放假，以防风潮蔓延”。
然而，高涨的反帝斗争热情仍“猛烈地进行”，高压封杀不住爱国运动。
此时，中共北京区委和共青团中央相继派共产党员陶梁、吴晓天等人来奉天。
那时，中共北京区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机关。
1923年，中共先驱李大钊组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后因形势需要改组为北方区执行委员会。
陶梁来到奉天仅一个多月，又因工作需要调往外地。
1925年7月，任国桢等商议发动群众，苏子元提议在青年会办暑期学校。
7月下旬，暑期学校开班，以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社会科学，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任国桢与吴晓天充分利用这一阵地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培养靠近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推动建立党组织工作。
学校由阎宝航担任校长，聘请任国桢、吴晓天担任主讲教员。
任国桢主讲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吴晓天主讲学生运动等课程。
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还聘请美国留学回来的苏上达等人主讲银行与关税等课程。
学习的学员主要以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为中心，还有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部分小学教员、店员、职员等共40余人。
暑期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奉天地区的进一步传播，特别是促进进步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而加人共产主义的战斗行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任国桢和吴晓天还以暑期学校同学会的名义，在奉天医专召集进步同学成立了党团外围组织“革命同志会”。
参加同志会的有高子升、吴竹村、苏子元、阎宝航、张景珍等。
任国桢和吴晓天从中选择优秀者先后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建立了党员和团员联合小组，任国桢担任组长。
由于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一一中共奉天支部于1925年9月初正式成立。
中共奉天支部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书记为任国桢。
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奉天特别支部也正式成立，书记为吴晓天。
此后，为加强党在北满的力量，任国桢调往哈尔滨工作（后调回）。
到1925年末，奉天的党团组织共发展党员4名、团员12名。
1926年二三月间，中共奉天支部根据中央指示，将部分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至此，中共奉天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15人。
直到1926年5月，党的支部委员会开始建立，吴晓天兼任奉天党、团支部书记。
1926年9月，中共奉天支部改为中共奉天特别支部，其隶属关系由中共北方区委移交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同时，中共奉天特支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团员转党员的指示，将一批早期加入共青团的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党员人数由原来的15人增加到22人。
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基层党组织开始健全起来。从此沈阳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领导力量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