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袁宏道，可谓是作为公安派的领军人物,还知道他“独抒性灵、不拘”。
袁宏道是出奇的爱旅游，曾将将旅游称作刚需。在他一生中曾经辞官三次，从袁中郎中进士开始说，1592年，时年24岁的他中进士，3年后出任吴县县令。
工作1年，连续7封辞呈要求辞职，辞职理由：工作太累。辞职之后，游历东南名山大川，游山玩水3年，返京任职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工作1年，要求辞职，辞职理由：家兄去世。一辞6年返京，1606出任吏部验封司主事，1610年告老还乡。由于科举考试3年一期，他工作期间只主持了一场考试，告归后病重，同年10月辞世。
袁宏道在他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的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并在论证自己文学思想的过程中,自觉地探讨诗歌自古及今的流变过程和原因。
袁宏道不遗余力地反驳前后七子“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思潮,力图用自己倡导的“性灵说”为诗歌的发展找到一条光明之路。
《雪涛阁集序》前两段实际上是袁宏道对历代诗文发展的总结。初唐以“流丽”矫正六朝骈丽，却失于“轻纤”；盛唐以“阔大”矫正之，却又滋生“阔而生莽”的问题；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又出现“因实而生俚”的问题；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却陷入境界狭小的泥沼，从而使诗道衰微。
至宋代，“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雪涛阁集序》的后半部分则着重强调拟古之害，并为江盈科的诗文作辩护，反驳时人提出的“近平近俚近俳”的异议。
通观全文，袁宏道想表达的主要是以下几层涵义：第一，以时间顺序叙述并概括自《雅》到明代诗文，中间经历的是一个下一代文人对上一代诗文流弊进行矫正，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再由后代创作者继续进行矫正的不断重复循环的“怪圈”。
作者以时间为顺序概述古人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创造新的文体,并用类比的方式,以美丑的标准随着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审美观念而改变。
第二，明代许多文人推崇复古，使得有才者不得尽其才，滥竽充数者仅仅拾“浮泛之语”便可成诗。。
第三，时人提出江盈科的诗文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宏道辩护云不如此不足以“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
本文的不足在于:
1.作者为了呈示诗歌代代矫枉过正的现象,选取了各个历史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风格,但实际上这些风格只属于当时个别主要流派,不足以代表整个时期的风格。
2.没有正确解读诗歌史上的特殊时段——盛唐。盛唐成功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挟裹着雄伟时代赋予的豪情壮志,终于创造了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
3.把诗风转变,轻纤而至阔大,阔大而至情实,情实而至奇僻,简单地归因于矫正前代人的创作缺陷,没有看到其与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紧密关联的。
4.没有把诗歌看作一个有盛有衰的生命过程以及它的主体地位被其他文体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诗是一种长期占据文学主体地位的文学形式,经历了萌芽、兴盛、衰歇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某些阶段,呈现了一次次矫枉过正的革新潮流。这是诗歌发展的内部因素在起作用。但最终,诗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诗风的变化,诗的兴盛与式微,总要受到大的政治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诗歌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