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0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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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的巨镜》

如果把十七世纪定位为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的起源，十八世纪为现代价值在西欧的普及以及西方核心地区社会的现代转型，那么十九世纪则是全球化展开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全面推行的时代；这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化、弊病开始呈现的时期。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1820~1895) 曾明确指出过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它们分别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今日看来，这三大来源恰恰刻画了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对现代性 ( 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现代民族认同这三大价值 ) 的怀疑以致否定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来源 (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 ) 代表了对工具理性的否定，第二个来源 ( 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 ) 则记录了对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以致形成全盘颠覆性的理论，而第三个来源则刻画了对社会契约论和民族认同的批判和取代。

《纯粹理性的批判》用哲学分析指出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 ( 道德 ) 与理性 ( 科学 ) 二元分裂 ( 也是为工具理性提供正当性 ) 的现代哲学体系，故康德是属于对现代性进行阐述和论证的哲学家。

显而易见，只要把外部世界视为人控制和改造之对象，世界就可以看做精神之实现。黑格尔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他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说。当理性和信仰都作为绝对精神的表现时，上帝的存在亦得到证明。

黑格尔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回到新柏拉图主义，但它是一种和托马斯主义完全不同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它之所以产生，这是因为德国在宗教改革后一直没法建立统一的现代社会，唯有文化民族主义才能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耦合，一旦精神成为先于世界之存在，民族文化作为精神之载体，民族国家也就可从作为理性之最高实现了。

如果允许在一个理论系统中存在悖论，即同时有着自我矛盾的Ａ和非Ａ，那么在这个系统中任何想要的结论均可推出。这一点 ( 后被马克思主义继承 ) 使得理论体系可以抗拒证伪、具有巨大的随时代需要而应变的能力。

唯物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组成的，不承认上帝存在。但朴素唯物论不能回答理性在物质世界的位置，十七世纪前只是辅助性观念系统。只有黑格尔唯心主义产生后，一元论才具备与心物二分论理性主义抗衡的力量。故一旦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就立即可以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系统地把黑格尔对工具理性否定之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建立了辩证唯物论哲学。

以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根据有一个基本预设——自主的个人总是可以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的。但是当人无财产时又如何维生？为了保证个人自主性这一价值是人人可欲的 ( 即使对无产者也是如此 ) ，必须假定一个人只要具有劳动能力，必定可以在市场中生存。劳动被认为是一切价值之来源，故自洛克到亚当 · 斯密，都主张劳动价值论。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四个要素并不是自洽的。它们之间的互动会导致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产生，从而推出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也就是说，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本身就隐含着对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和否定。

众所周知，随着贫富差别拉大，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因为金本位制，货币的供给量受到限制，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允许国家用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有效需求，其结果必定就是同时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和大量工人找不到工作。这时，如果仍坚持劳动价值论，就只能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即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工人的收入不足以购买他们创造出来的社会产品。

为什么基于个人权利的自愿交换会是不公正的呢？唯一的解释是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也就是说，个人权利再也不是普世价值，当然亦不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最终标准了。整个自由主义的基础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本来根据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合理的社会不是有机体，而是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当社会契约失去了正当性之后，随着现代经济危机出现，重返社会有机体的呼声日益壮大，这就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来源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第三个核心观念的否定，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的，未来社会必须对自我认同的第二个层面重新界定。或者说，现代社会整个认同结构都是被商品社会异化了的，民族更是无意义的。人类必须形成全新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解放。这里，既存在对传统认同的否定，也是对现代民族认同的批判。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将对西方现代性否定之诸因素组成一个互相说明的整体，故它构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深刻的批判体系，我们可将其视为全面反思现代社会巨镜的树立。正如伯林 (Isaiah Berlin) 所说：“这一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攻击，它包含了意在对付敌人拥有的已知的每一件武器的材料。它对朋友和敌人一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对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它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类思想的历史，即自有了这个体系后，某些东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转化为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实践？我们认为，它通常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另一个为存在用意识形态 ( 或准意识形态 ) 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在轴心文明中，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和以儒家伦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

由于中、俄社会整合三层次结构的相似，使得这两个社会现代转型过程表现出某种类似性，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会发生社会整合危机。而且，因两国都缺乏 ( 天主教传统社会具有的 ) 法治传统，意识形态或宗教本来在整合传统社会上、中、下三层次中就具重要功能，注 154 当社会整合被摧毁时，都可以用新意识形态建立党国，重新实现社会整合。然而，中、俄社会结构三个层次中每个子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巨大差异，又使得它们的社会现代转型方式、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以及社会整合危机发生的原因都有极大不同。

晚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目标正是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推行国防现代化，但国家汲取能力太低，中央政府只能拿到农业剩余的百分之四还不到，建立现代国防如无根之木。

早在十七世纪末，俄国已感受到西方最早现代社会的军事冲击，因米尔可以向国家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业剩余，俄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国营工业，这是中国洋务运动可望而不可即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刚产生时，就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论》的翻译。《资本论》出版后一年，即 1868 年秋天，第一个俄文本就在圣彼得堡出现。马克思知道后大吃一惊，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英译本，但直到去世，这个期望都没有实现。而俄国读者则频频地和马克思通信，成为他的信徒，询问在俄国有否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俄国内部社会整合危机越深重，沙皇越需要在捍卫泛斯拉夫主义的对外战争中凸显民族主义，为社会整合提供凝聚力。这使得俄国更深地卷入欧洲国际纷争，这些纠纷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建立民族国家引起的。我们在下一章将指出，它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沙皇权力崩溃源于基层社会暴动 ( 层出不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 ) 和军队的不服从。前者出于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后者则表明当战争失败时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再也不能给沙皇以正当性支持。

与德国签订单方面丧权辱国的和约，为俄国民族主义所不容；因此只有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时，退出战争才是可能的。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涉及社会整合具体模式，但既然反对社会契约论，就只能回到社会有机体。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时，必然和各式各样传统社会原有的整合方式结合。

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建，在相当程度上受列宁哥哥的影响，即继承了民粹主义的遗产。注 168 列宁将民意党改造，提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革命的想法。 1902 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该书为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根据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这样写道：“掌握科学利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目前的首要急务是把工人革命转变成以党活动为主的知识分子革命 ( 我们特别强调‘以党活动为主’，否则的话，这种转变就没有意义 ) 。

当个人权利 ( 自主性 ) 之间发生冲突时，唯有法律才能保证社会秩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亦必须依靠国际法，而在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很难做到。我们不要忘记，国际法本来自自然法，它是天主教现代转型的产物，国际法的权威原则上只在基督教世界才有效。随着越来越多非天主教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法不再有约束力。

在泛日耳曼主义中，德奥有着比一般民族国家同盟更深的关系。德国远没有估计到泛斯拉夫主义对保持帝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反而以为俄国内部不稳定不会参与支持塞尔维亚的战争，于是就给奥国开出无条件支持的空头支票。在此条件下，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早在十九世纪初，全球化刚开始时，人们就发现了一个表面上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贫困问题，大量贫民流离失所无法维持其生计。

一旦工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便没有什么可以保障他们有吃饭的权利。

当自由而享有权利的个人无法维持生存，终生劳苦而没有一点尊严时，现代价值的意义何在？个人权利还值得留恋吗？

当在现代市场中相当多人找不到工作，想出卖劳动力但无法维生时，无疑宣布了市场谋生能力对他们已没有意义，如果再追下去则表明个人权利观念的虚妄。任何一种价值的有效，其前提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可欲的。经济自由主义既然把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也就宣布了该价值的不可欲性。

如果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不是人人可欲的，它亦不再能无可怀疑地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根据，现代社会基础也因之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