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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 ? 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 ? 那就一定要杀。
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 ? 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 ? 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
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 这有什么不好呢 ?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决议说:“以前用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过去五六个月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 ? 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六届三中全会,指一九三 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了安排,使他们逐步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是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在逐步变为国营企业。资本家要比封建地主有用得多。对地主我们只给一些土地,让他们自己种地,变为农民,现在不给他们选举权。但对资本家就不同,他们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
有一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的中国人在巴西吧。对于在外面的中国人,我们的方针也是争取,争取一切愿意回头而不帮助美帝国主义的人,不管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的罪,我们都可以赦免他们。我们希望他们回来,回来看看再走也好,回来找工作也好。蒋介石如果愿意也可以回来,但他很顽固,不肯回来。
听说同志们在这里都很认真,肯钻研。认真学习是很好的,这是战胜敌人取得成功的一种保证。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我们应当把中国的这两个方面都给外国人看。你们已经看到了好的一面,还应该再看看不好的一面。
犯错误是难免的。谁不犯错误呢 ? 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 ? 算账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的话。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刚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团的负责同志商量,觉得可以增加少数人,如果通不过,也可以减少几个人。七大就是这样,有两位同志,几次在候选名单上提了他们,最后就是没有选上。这次也可能有个别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
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 ? 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 ? 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这是合乎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