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关系的格局是两大阵营的对抗，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随着上世纪末苏东解体，两大阵营的对抗结束了。
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是什么？
亨廷顿认为我们要重画国际政治的地图，这个地图怎么画？他说有一条“文化等高线”，每一个国家将重新认识自己属于哪一种文明，所以他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文明的冲突》。
如果说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是“我们站在哪一边”——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一边，还是站在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一边，那么21世纪主题改变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问，“我们作为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是谁”？——从“我们站在哪一边”转为“我们是谁”？
21世纪的开局很不妙，如果以2001年作为20世纪的第一年的话，这一年发生了911恐怖主义袭击。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似乎就证明了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所做的预言：文明的冲突全面展开。
文明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亨廷顿只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他当然会有一定的哲学修养，但哲学不是他讨论的主题，他认为文明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一定会带来冲突。
我不这样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差异，并不直接带来冲突，不同的文化还可以彼此欣赏，彼此交流。
冲突的根源是资本的全球化。
资本和科技诞生于欧洲，它属于欧洲民族的天命，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一旦诞生，其本性一定带来世界史。
为什么？
资本就是不断增殖的货币，资本一旦停止增值，它作为资本就死了，它成了消费基金，资本的生存就是不断增殖，这是它的一个内在逻辑。由于这样的逻辑，资本一定要突破，一定突破欧洲的疆界，要把全世界人的消费需要看成是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看成是它增值的材料，于是它要征服世界。
资本带来了世界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于欧洲之前并没有世界史，只有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资本的诞生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把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卷入了资本的运动，同时每一个民族又有他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他的生活方式，他曾经的精神家园，这样就一定会带来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在同一个区域中的冲撞。
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近代史，就是不断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势的西方文化挑战的历史。西方文化携带着资本和科技的力量，撬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我们无以招架，一败再败。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和冲撞的历史，或者我们更简明的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
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势的异族文化。在这之前，我们的民族每一次与异族的文化相遇，比较之下我们一定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远远高于异族的文化，我们甚至可能被异族征服，但是我们的文化反而会同化、征服这些征服者。
我们在历史上亡过两次国，一是元朝一次清朝，这些征服了我们的异族，它也必须充分进入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统治这个民族。我们虽然国家亡过了，但是文化没有亡，所以清朝满族入主中原之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修改了原来那句话。原来那句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现在国家亡了，他把这句话改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是文化的概念。我们中国文化亡不了，但是终于在近代史开端，我们遇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势的文化，这样就开启了一个中国人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
洋务运动----
首先学习的不是文化，而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和技术，那叫洋务运动。李鸿章亲手创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但是一次战役全军覆没，那就是甲午海战，于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就来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制度。首先想要学君主立宪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非常短命，才100天，叫百日维新。
推翻帝制---
中国知识分子继续探索，后来答案找到了：原来我们学的君主立宪制还不够先进，在西方还有更先进的民主共和的制度，于是革命派起来，认为中国的出路就是彻底的推翻帝制，赶走皇帝，建立共和的政体。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是章太炎，政治实践家孙中山，经过多少次的失败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的政体。1912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中华民国。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又认识这样到一点：光是制度的引进，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再好的制度也要看执行制度的人是怎样的，旧人执行新制度效果还是旧的。
国民改造---
于是就提出了国民改造，他们认为国民性的改造才是根本，于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就来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一个标志性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拿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思想来教导中国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的主题。
启蒙不是指“启不懂科学之蒙昧”，启蒙是指树立独立的人格，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位主将，一位是胡适，一位是鲁迅。
鲁迅先生说，什么叫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只有彻底的打破“主奴关系”，中国才有希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已经被鲁迅先生讲的非常明白了，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它的目标没有？我们真能做到拿西方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的国民吗？
我们向西方学，直到今天100多年了，我们在许多方面看上去是充分的西化了。别的不讲，就讲中国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乃至大学的基本课程体系是西学，只有少数科目有一点中国文化，比方说语文课总得讲一点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一点中国文化了，历史课总要讲一点中国的史学，也有一点中国文化，除此之外一律的西学。
那么我们问：经过100多年，我们虚怀若谷、认真勤奋的向西方学，我们成了西方人没有？我们还是中国人。
我们今天还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对话和冲突之中，他进入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中，包括家庭的亲人的关系——我们今天如何做父母，我们如何跟孩子打交道……我们骨子里有儒家的精神，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下一代来接受，但下一代在互联网上不断的接受许多西方的价值观念，于是就在难免在家庭内部发生中西文化冲突。
我们的孩子比方说80后，80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度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随时准备出国留学，他们以为中国人只是一个人种学概念。后来一部分80后确实留学去了，他们到了西方生活短短的一段时间就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叫遇到了“文化震荡”，所谓culturalshock，现在，在海外的80后90后的留学生，恐怕比中国大陆的学生更爱国，所以中国人不是一个人种学概念，是一个文化属性。我们如何获得中国的文化属性？——在汉语中。只要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的框架就是汉语给予我们的，汉语也给了我们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命情感和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