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札记（六十）

曾把人类从自然状态引向文明状态的那些道路已经被人遗忘和迷失了，如果细心的读者这样地去发现和追溯这些道路，并根据我刚才指出的那些中间状况，将我因时间匆促而省略了的、或者因想象力所不及而没有想到的那些状况一一用思考把它恢复起来，他们一定会惊讶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正是在事物的这种缓慢递嬗中，他们将可以找到哲学家们所不能解决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无数问题的答案。他们一定会感觉到：此一时代的人类，不同于彼一时代的人类，狄欧若恩之所以找不到人，是因为他想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也一定会这样说：加东之所以与罗马和自由同归于尽，是因为生错了时代。假使他在五百年前掌握了统治权，这位最伟大的人恐怕是会震惊世界的。总之，读者们将会说明，人类的心灵和情欲是如何在不知不觉的变坏中，变更了它们的本性。也就是说，为什么时间一久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乐趣的对象都有了改变；为什么在原始人逐渐消逝的时候，社会，在贤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失去纯朴本性的人和人为的情欲的集合体，而这样的人和情欲乃是所有新生关系的产物，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天然基础。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由思考而知道的东西，已完全被观察所证实。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内心和意向的深处是如此的不同，以致造成文明人至高幸福的东西，反而会使野蛮人陷于绝望。野蛮人仅只喜爱安宁和自由；他只愿自由自在地过着闲散的生活，即使斯多葛派的恬静自己。也比不上他对身外一切事物的那样淡漠。相反地，社会中的公民则终日勤劳，而且他们往往为了寻求更加勤劳的工作而不断地流汗、奔波和焦虑。他们一直劳苦到死，甚至有时宁愿去冒死亡的危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者舍弃生命以求永生。他们逢迎自己所憎恶的显贵人物和自己所鄙视的富人，不遗余力地去博得为那些人服务的荣幸；他们骄傲地夸耀自己的卑贱，夸耀那些人对他们的保护；他们以充当奴隶为荣，言谈之间，反而轻视那些未能分享这种荣幸的人们。一位欧洲大臣那种繁重而令人羡慕的工作，在一个加拉伊波人看来会作何感想呢？这种悠闲的野蛮人宁愿意多少种残酷的死亡，也不愿过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之可怕，纵然有施展其抱负的快乐，也往往不能得到缓和！而且那个悠闲的野蛮人要了解如此劳神的目的何在，在他的头脑中就必须先具有权势和名望这些词汇的意义；就必须知道有一种人相当重视世界上所有其余的人对他们的看法，而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与其说是根据自己的证明，毋宁说是根据别人的证明。

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至于从这样一种倾向中，为什么会产生对善恶的漠不关心，纵然我们有许多谈论道德的卓越文章；为什么在一切都归结为现象的时候，一切都变为人为的和造作的：荣誉、友谊、美德，甚至恶行也不例外，从这一切中，我们终于发现了炫耀自己的秘诀。总之，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哲学、仁义、礼仪和崇高的格言，为什么我们总问别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而从不敢拿这一题目来问自己。因此我们只有一种浮华的欺人的外表：缺乏道德的荣誉，缺乏智慧的理性以及缺乏幸福的快乐，要说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主题范围以内。我认为既已证明下列两点也就够了，即：上述情况决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使我们一切天然倾向改变并败坏到这种程度的乃是社会的精神和由社会而产生的不平等。

这一节相当复杂，不过总起来说，卢梭认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的精神和由社会引起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