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贵在能疑，但不能为了质疑而质疑，更不能为了夹带私货而质疑。学问一途，最容易歪曲摧折，又往往由于权威、公认而歪曲摧折。
也许，我们读书求学，上不可攀附，下不可媚俗，必定要执中立而不倚的态度，或者终有所得。
孟子名言的背后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孟子的名言，不过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尚书》的一篇，记载武王伐纣史事，说两军会于牧野，战况惨烈，“血流漂杵”。
孟子认为，以仁胜不仁，就像水灭火一般势不可当，怎么可能闹出血流成河的激烈搏斗？于是，他主张将《武成》大部分内容删去。
秦火之后，伏生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已无《武成》。汉景帝时，鲁恭王扩建宫殿，损坏孔子旧宅，从破壁中得到《古文尚书》四十四篇，却有《武成》。
不幸的是，孟子之说影响太过深远，马融、郑玄、王肃等经学名家无人愿意注解、传授包括此文在内多余的十六篇文献，最终，《武成》在东汉初年佚亡，余文也在西晋“永嘉之乱”中失落。
其后，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一直流传至今，但从南宋到当代，始终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如今，随着清华简等一批重大考古成果问世，梅氏所献基本被证明是伪书。
伪《古文尚书》的《武成》篇写牧野之战，纣王的部队“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既想宣扬“殷人倒戈”，又不得不承认发生了残酷的杀伐，生硬地揉合在一起，可信度又有多高？
牧野之战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很多历史学家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但如果正版《古文尚书》能够完整保存下来，它的价值又远非种种考证可比。
先立起一个观点，再鼓吹要把与之矛盾的典籍删改，致使商周迭代的决定性战役经过莫衷一是，如此“质疑”可以休矣。
司马光与“红颜祸水”
《资治通鉴》煌煌三百余万言，司马光和他的写作班子下笔严谨，细致到了字字讲究的地步。
例如，一个“饥”字，按《说文解字》，写作“飢”时，意为“饿”；写作“饑”时，意为“谷不熟”，指年成很差或颗粒无收。细看《通鉴》，记述荒年，基本用“饑饉”“大饑”等词；讲到饥饿的人民，基本用“飢民”“民飢”等词，泾渭分明，几乎一毫不爽。
这一史学巨著，又对众多史料加以戡正，可称公允。例如，《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合纵六国，使“秦兵不敢窥函关谷十五年”，《通鉴》正确地改为一年。
然而，严谨公允如此，司马温公还是选用了一则本应大加质疑的史料。
西汉成帝荒淫，微服过访阳阿公主家，迷恋上了歌舞女伎赵飞燕，将她和姐姐赵合德二人召入宫中。《通鉴》记载，姐妹“姿性尤醲粹，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此事不见于《汉书》等严肃史籍，而取裁自《赵飞燕外传》这一杂传小说，后世众多学者大不以为然。
纪昀等人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飞燕外传》条目下评论，“而后汉人作《飞燕外传》有祸水灭火之语，不知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汉为火德者，盖其误也云云。”
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等五行代表五种德性，认为每一个王朝都代表一种德运，“五德”循环往复，推动历史变迁。
《三国演义》等小说以两汉王朝为火德，称为“炎汉”“炎刘”，但并不符合史实。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王朝为“水德”，是取“秦水克周火”之意。汉高祖开国，立北畤祭祀黑帝，后来丞相张苍说“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可见西汉初期以是“水德”自居。武帝太初元年改制，将“水德”替换为“土德”，从那时起直至西汉末年，王朝法定德运一直是“土德”。汉哀帝建平二年，曾尝试改“土”为“火”，但没有成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推论本朝为“火德”，但《汉书·郊祀志》明确说“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实行。”一直等到东汉光武帝登基之后，“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由此看来，汉成帝时代的淖方成，怎么可能说出“祸水灭火”这种话？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说：“又有《飞燕外传》一卷，记赵飞燕姊妹故事，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司马光尝取其‘祸水灭火’语入《通鉴》，殆以为真汉人作，然恐是唐宋人所为。”
司马光是史学巨擘，难道真的不了解西汉德运的变迁？真的发现不了“史料”的漏洞？
《资治通鉴》固然是巍巍昆仑般的史学巨著，也是献给皇帝御览，有资于治道的“历史教科书”。司马温公不辨真伪，不加质疑，为了劝诫君王远离女色，竟堂而皇之将“披香博士唾骂赵氏姐妹”事件加入书中，使“红颜祸水”这一贬斥、歧视女性的恶词谬种流传近千年，实在太不应该。
《红楼梦》解构之争
讲到解构最多、众说纷纭、疑云迭起的中国小说，恐怕非《红楼梦》莫属。
这部高山仰止的巨著问世以来，各种讨论蔚为大观。以“五四运动”为分界，划成旧红学与新红学两大类，旧学包括评点派、索隐派、题咏派等等，新学又有考证派、探佚派等等。
越是名著，越经得起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赜，不论评点、索隐也好，考证、探佚也好，其实都有它们的价值。然而，倘若因为研究的方法、所谓的“派别”不同，相互质疑攻讦，为了自圆其说不惜大钻牛角尖，将原本生机勃勃的红学研究带进死胡同，岂非得不偿失？
胡适先生是新红学考证派的开创者，一部《红楼梦考证》是红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他率先提出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份、事迹、家世、时代，研究不同的版本，这的确是解读全书的正途之一。
蔡元培先生受到前人影响，撰写《石头记索隐》，说此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带起一股新风气。著作论证细密系统，被视为索隐派理论的典范之文。
然而，蔡先生之所以要提炼、突显《红楼梦》的“明清矛盾”，实在与清末民初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他也曾积极投身革命的经历分不开。胡先生之所以提出考证之法，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里说道：“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积极的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两位大师未免都有先执一个态度，再去做学术的嫌疑。以二位先生的学问，固然能研究出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也引起了两派不必要的纷争。比如胡适就毫不掩饰地攻击索隐派“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未免有失学者风度。
后来的红学家或有学养欠于深厚者，或有品行不端者，先存了门户之见，相互揭批，自说自话又难自圆其说，对红学的发展实在有害无益。百年前的蔡胡之争，也许开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头。
话说回来，种种纷争难道不仅仅是解读角度相异吗？考证与索隐，加上评点、探佚等等，难道不能互为补正，殊途同归吗？无谓的论争，岂不是将《红楼梦》伟大的思想性、文学性弃之不顾，买椟还珠吗？
读书贵在能疑，但切莫为了非学术的原因选择疑与不疑，甚至生出无谓论争，大大偏离了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