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弥留之际

此为终稿,已发《南方文学》2023年第4期。


她当时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掐算时间,等他洗完澡出来睡觉。其实表盘就在电视机上方,但她不习惯用它来计时,而是听着从光阴里传来的脚步声,切菜刀咔嚓咔嚓的声音,苹果核丢进垃圾桶的“砰”……磕哒磕哒,几十年的房子,老家具,老物件,在她的操持下,都留下了自己固定的声音,卡进时间的槽穴。往常,他洗澡时的水流声停下之后,就该起身钻进卧室睡觉了。于是,当她终于察觉到等待被拖拽得太长太远之后,他的鲜血已染红了一条“小河”。他白花花的身体倒在瓷砖上,脑后一摊血,随着水流蔓延,丝丝缕缕,拴紧了她的眼睛。她感到一阵惊慌,加快脚步,往隔壁赵桂增的房间跑过去,说了句:“你爸昏倒了。”

赵桂增将他从卫生间拖出来,擦干身体,套上衬衣、裤子、鞋袜,然后塞进卡车车厢,驶出铁门,消失在昏暗的街道上。

那晚她失眠了。在她漫长的八十年人生中,这是头一次。她弯着腰走到了柜子面前,取出一个白药瓶。三十年前,他开始吃这药瓶里的药,当时他还年轻,站在医院主楼跟前,食指和拇指捏着医院诊断结果:神经衰弱,他在她身边发出试探的声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儿子回答说:“一种影响睡眠的病,按时吃药就没事儿。”后来一切如常,这件事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大的影响,只是在立柜里,多了个塑料白瓶。它被团团围住,几乎消失在物品的影子里。只有每天傍晚,他们坐在被两块长方体木头夹住的印花海绵沙发上,望着窗户中的天色坠入灰白时,药瓶才会凸显在中心位置,反射出一点揶揄的,白色的光,显示出它在他们生活里的分量。

立柜摆在客厅的东南角:彩色的丹顶鹤图案在玻璃罩下鲜艳无比。那是他们结婚那年请木匠做的。她年复一年往里塞东西,不用的床单,碎布料,他破了的裤子,被沿着线缝裁开,叠成大大小小的四方块,摞成一摞,顶端东倒西歪。柜内中上方位置,有一片木头挡板,之上,散落着许多杂碎物品:一块鹅卵石。隔着红色塑料袋被砸碎的冰糖,断裂处棱角苍白,碎屑围了一圈在周遭。两个线团,白色与黑色,各插一根不锈钢针。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金黄色的顶针,几颗扣子,玩具手枪里的红黄绿小子弹。还有其他一些柔软的,不起眼的,细碎的,隐藏在暗影里。几十年的生活像蘑菇一样从柜子里蔌蔌生长出来。她扶住柜门,身体费力地直起来,难以分辨的味道融合在一起,随着她将脑袋往里探,从四个黑暗的角落汇聚而来。

在他随着儿子的卡车离开之后,她在被吊灯雾蒙蒙的白光填满的房子里,看到了许多他的身影,甚至比他留在那儿时还要多。一直以来,她的头脑里几乎从没有关于回忆的影像,她在灶台前,洗衣盆里劳作,将记忆阻拦在她的手边,脚尖,和眼角之外。她从没有想过,也不相信,有一天,影子的重量竟会战胜那些实际的物品。在那颗白色小药片里,她看到他沿着三十年的光阴走过,步子艰难但均匀,小心翼翼,尽量不被绊倒。遇到挫折了,就将它揉碎,掺进每一天的行动里,就像他将白药片撒进每一天的傍晚一样。她不知道疾病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什么样的感受。但另一个大麻烦,他的耳聋,她却感同身受,因为她的耳朵也渐渐无法捕捉到声音完整的轮廓了,只能在一团嗡声中寻找熟悉的词汇,并与眼前的画面组装或者拆解,将意义拼凑成大大小小的谜团。她还看到他的身影在与她争吵,拖地时,餐桌前,甚至翻身躺在床上,鸡鸣声中睁开眼的瞬间,这两处时间夹缝里,都大声叫着颠三倒四的句子,碰在她困惑或者气愤的表情里。每天下午三四点,他的身影会坐在沙发上,旁边是带柜门的茶几,上面摆着茶壶和杯子,她举着暖水瓶往茶壶里添水时,看到自己的脸浮在茶叶上方的水波中。她不喝茶,但非常喜欢那样的下午,白瓷杯,从暖壶中吐出的片状水流,和被砸碎了扔进水面的冰糖,“扑通”一声,溅出的小水珠……他的身影在她等待他回家的那几日从未中断过,层层叠叠,将她裹进它们之间的夹缝中,她觉得自己正在被光与暗影消化成一粒粒分子,粘附在过去,所有与他有关的画面之上。

她的意识在两幅画面之上周旋,没办法匆匆掠过,像掠过那些已被时间沥干了眼泪与声音的身影那样。他拉开弹簧门,鞋子先探进来,黑色布鞋鞋尖,粘着一块泥巴。她的目光里,泥巴变大了,成了一块背景板,他慌乱的表情,走来走去的背影,计算器不断发出的“归零,归零”声,被土黄色遮蔽着,浑浊不清。只有偶尔透出的一星落在深井中,想要寻找一线生机的目光,与黑色中山装衣角,在后来常常划过她的瞳孔,无比清晰无比沉重。他像是在水中前行的缓慢动作,“银行老板跑了,七万块钱被骗走了。”这句话,声音,语调,搅动着室内空气,比往常浓稠了,她被挤压着,说出口的劝慰,从回忆中听去,尖细、缥缈、失真。他从柜子里取出残疾证,社保卡,养老保险,攥着拳头,食指点在计算器的按钮上……后来,下雨时他常常爬上屋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绕着房檐来回转,她远远望着,担忧下一秒他就将踩空坠落。凌晨,他从飘荡着冰冷星光的黑暗中,爬起来,套上衣服,弯腰的那一瞬间,微风拂过了她的脸颊,于是在醒来之前,她听到了衣襟的摩擦声,还有吱扭拉门的声音。后来,院子和房间里,一块块长出了生锈的铁针,铁钉,塑料瓶,废纸箱,它们渐渐蒙尘,布满污渍,如房子里斑驳的疤痕,腐蚀着她,让心脏,眼睛,皮肤,暴露在蒸腾着沼气的河流。她手握着拐杖站在客厅里,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弯着腰,背超前伸,面庞布满水波一样的皱纹,层层叠叠将两个眼珠朝头骨中挤压。她闻着身体散发出的苍老的味道,感到自己正一点点被光阴叼走。

儿子的断指紧随而来,它日日出现在饭桌上,占据着记忆中一个角落。在最初,儿子还有着完好的手指,它们交叠着,搁在膝盖上,穿一件父亲改小的棉布衬衣,腋窝和袖口都缀着补丁,头发很短,发黄,一溜脊椎在背上突出来,两个肩胛骨耸着,上半身呈拱形,薄薄的一片。他坐在对面,说着什么,她抱着女儿来来回回地走,传来的声音时轻时重,在她的耳道中拉扯。儿子起身进了厨房,蹲下,往灶台里扔木片,火焰不时钻出来,舔着他的手背,膝盖,额头。如过去的每一天,未来的每一天一样。后来的一日,火焰钻出来时,舔着的是他裹着纱布的手了,又过一阵,便是那几根参差不齐的指头了。夜晚,儿子朝卧室走去的背影,旧旧的,像是已压在箱底太久的一块布料。

有一日傍晚,孙女背着书包蹦跳着跑进院子里,她想起儿子七岁那年,也是这样背着书包冲进院子的,小手里举着作业本给她看满满一页的“一”“二”“三”,然后趴在茶几上写作业,脑袋快要掉进作业本里去。儿子当时可能是想继续上学的?察觉到这件无可挽回的事之后,她埋怨他,不该让他辍学的,他回答,干别的就轻松吗,男孩子,吃点苦头,对他好。他的话安慰了她,或者是她自己宽慰了自己,后来便不提了。直到他摔倒在血泊里,被卡车拉走,回忆重又被翻出。她有些不解,院落里儿子的背影,是不是转过头来说了什么,请求她什么,但她却没有听到,或忘了。她实在无法从浑浊扭曲的记忆中分辨出,是他真的开了口,说不想去做木匠,还是自己被漫长的光阴干扰,添加了本不存在,但总是隐隐翻滚出来的梦一般的内容。如今过去已成一团乱麻,边界模糊,她感到无力和迷失,不明白自己是如何生活了这么多年,抓着哪条无关紧要的线索,滞留在这一天。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她错了,她没有把儿子从不幸中打捞上来,也没能在不幸来临之前给他裹上一件体面的新衣服。

独自等待的那几日,她就是这样地回想着,生活着。她一遍遍告诉前来探望的亲戚邻里,他没有福气享用子女的孝敬,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又一遍遍将从医院赶回来探望她的儿子女儿轰出去:别来看我,都去医院守着他!然后,她站在铁门前,卡在门内门外空间的接缝中,目送他们离开,再将自己一点点抠出来,独自一人回到房间。


昏倒在浴室那天,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骑电动车,也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在商店里小偷小摸。那天下了雨,路上的泥坑一块块,明晃晃的,挂在电线杆上灯泡的光落在街道上人们的脸颊,夹克或衬衫的肩膀,随着褶皱缝隙游动、消失。在他后来零零散散的记忆图画里,当时路灯昏暗的光变得强硬,挤走了其他颜色,将街道染色成黑白,房屋、植被像“模型”一样漂浮在一段时空的表面,等待他通过梦与回忆,将它拽回自身,或将自己缩小,塞进其中狭长的角落。他在这一“模型”中,骑着一台黑色的掉漆电动车,车前一盏裂开的塑料灯在生锈的螺丝钉上晃荡,灯丝燃起熄灭,剩下稀少能量,在他的眼睛前方几厘米处形成一团苍白。路上坑坑洼洼,电动车碾过去,泥点子薄薄飞溅出一层,给车轮安装了两扇半透明的翅膀。他耳朵几乎聋了,所以没有听到路边玩泥巴的小孩大喊了一声:“你看那个老头的帽子飞走了!”他也并不知道,那个“帽子飞走”的老头就是他自己。

他的周围有高高的红砖墙,二层“别墅”,两家商店,安装着绿色玻璃窗,窗上贴着塑料红纸:“海敏商店”、“友校小卖部”……还有细细的草,爬满竹架的豆角和丝瓜藤,核桃树,梧桐树,香椿树,它们在向他扩张时,从根部向末段汇聚,延长,将他绕进毛绒绒的叶梗,和轻飘飘的叶片之间。他被它们举起,抛向空中,植物缭绕的轮廓,成了他浮在土地表层的根。他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也嗅不到它们散发出的泥腥味与植物断裂处流泄的丝缕状,粗细不均的甜味。他的嗅觉已所剩无几,在逼仄的茶色掉漆圆桌上,她的白发与皱纹跟前,才能顺利地闻到一些什么。来自那口用了二十年的铝制锅,铜勺,发黑的案板的,破旧粗大如一块块渣滓的味道。来自那些年代久远,仿佛永远也无法与过去分隔开的物品。它们变形的轮廓是时光拿小铁锤敲击形成,它们附着其上的黢黑表皮或斑点,是时光的汗液渗透进去,留下的污渍。她在那方矮矮的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弯弯的腰与镰刀没什么两样,是时光从背后抱住了她,往后拖拽。她感受不到它的力量,却用全部的气力,迎合了它。所以,他闻到的不是陶瓷碗里米汤飘来的热气,不是丝瓜炒鸡蛋,酱油炒白菜,黄瓜汤的油烟味,而是时间在他的身体里发酵后散发出的味道。他闻到的是他的记忆与过去,看到的听到的也是如此,他已将自己一点点塞回了那里。而他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当他骑上电动车来往于窄窄的,被植物与路灯包裹的街道时,以为自己正面对着全新的一天,一个能将他的生命再向外扩张一厘米、甚至一分米、一米,的二十四个小时。

那天回到家后,他钻进卫生间洗澡。他每天都要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鞋底也刷干净,房间里物品统统擦拭一遍。他讨厌灰尘。第一次出门捡垃圾回来,他把每个指甲缝都洗了三四遍,搁在鼻孔旁,仍酸溜溜的。但第二天还是早早起床出了门。弄丢七万块之后的那阵子,他总以为房子要漏雨,总觉得地板上多出个不认识的脚印,他把仅有的毛票按大小摞成一叠,睡觉前数一遍,才安心。他听说清晨时分,有老人去公路上捡瓶子,一天能挣十来块钱,就跟去了。他捡来了满屋子满院子的纸箱,瓶子,钉子,摞高……

但今天,他没有机会像往常一样重复那几件事儿了,因为洗到一半时,他向左歪斜了一下,头磕在热水器的铁管子上,又被缠在上面的铁丝挂伤,额角破开五厘米长的口子,鲜血顺着花洒喷出的水花,流走、分叉,钻进下水道里。被儿子背进卡车车厢后,躺在堆满杂货的座椅上,有几秒钟恢复了意识,看到了前窗玻璃外白茫茫的光,还有儿子乱蓬蓬的后脑勺。儿子搭在方向盘上的右手,指头断了一半,参差不齐。有一年做木活时,它不小心被涂着机油飞转的轮槽咬住,血肉搅为粉末飞了出去。他稍微侧了一下身,发现脑袋旁边有一把沾满橙黄色锈块的铁铲子,映着它的,是红色塑料桶边沿。当他将目光费力拧向自己身体时,看到了衬衣上排成一队的白色纽扣,中间有一颗是红色的,那是她在一个夜晚为他补上的。她坐在灯泡下往针眼里认棉线,两条腿叠在一起。她“呸”几星唾沫在手指尖,然后捏住线头搓两搓,再对准那个小小的孔,让线头顶端细细的丝先通过它,线身总是东倒西歪,折在针孔旁边。她不得不一遍遍重复。他坐在床沿,面朝着她。她在一根针一根线面前,露出的坚定表情,他看过几十年了,但并没有因习惯而弄丢这一时刻。此时,这颗红纽扣让当时情景如扬起的帆,从雾气弥漫的海面,升起了方向,她,坚定表情,线,针孔,坐在床沿的自己,变得无比清晰,他感到一种滋味,苦涩,透明,冰凉,接近最浓重的感伤。他知道那是留恋。车厢窄窄的窗子,被灰尘覆盖了一层,困住了闪过的景色。他感到憋胀,但不来自伤口。他不清楚,只是似乎看见了平时看不到的一些事物,它们正扭曲成尖角的形状,刺向他体内本已结成块状,长出铠甲的部位。他用自己布满褶皱的皮肤,和比其他时候都更硬一些的骨头抵御它们,却没有成功。他闭了闭眼睛,一滴泪濡湿眼角,擦着太阳穴滑进发丝,凉还是温热也没了区别。再次睁开眼时,他脑袋里的铁锤将目光砸进了车顶,那儿用胶水贴着儿子几年前从市场拉的一匹布,花纹是一粒一粒的,随着车子颠簸,掉在他的身上。他伸手去抓,抬高胳膊,拨开,落下,再一次,抬高,拨开,落下。他感觉到在身体上方,还有一个自己,他的手是在另一个他的身体中搅动,要清点,并丢掉那些尖锐,刺伤他的东西,它们在他一次次的抓挠中,被抚出柔和的轮廓,或被掩埋而至消失不见。尽管一旦将手掌拿开,它们就会立刻恢复原状。

被抬上手术台后,他失去了意识。醒来时,身体平躺在一张窄窄的铁床上,鼻孔里插一根管子,他想让它能够在体内摩擦一下,于是侧过了头,桌上摆着不锈钢饭盆,一把香蕉,还有几条账单,他试着伸手抚摸那些物品,用它们的触感抵消身体里不断晕染开的温热不适。但他发现自己很难抬起手臂,只能稍微卷曲手指,腿也无法动弹。他和床褥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令他每一次起身的努力都失败了。但并非床褥抓住了他,而是他的肉体,他的每一个细胞,将自己狠狠按在了上面。只剩一双固定在床板上的眼睛,努力辨认自己身处何地,周围面孔属于记忆中的哪一幅画面。他看到了赵桂增。

赵桂增从中学辍学后,他把他送去木匠那儿做学徒,然后在城镇边缘为他置办了一间破屋子,几套机器。他在那儿砍呀锯呀的,造出的桌子、椅子、床、柜子被运到镇上新婚男女的住所,并自学了浮雕技术,给每一个床头都雕刻了彩色水蜜桃或者荷花。但这些曾令他觉得自豪的“成就”,这时在心里却隐隐泛出伤感和尴尬,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厉害的木匠,只是一个瘦瘦的孩子的背影,手指上总是裂开大大小小的伤口,铅笔滑稽地夹在耳朵上,手里举着折叠成四方块的七八个馒头,蹲在木厂外的阴影里,脚底爬满蚂蚁,蚰蜒……就着正午刺眼的白光,将馒头塞进嘴巴。有天,儿子从木厂回到家,右手举在脸颊旁边,上面缠着厚厚的白纱布,告诉他他的手指绞进机器中去了。说完就进了厨房,坐在折叠木桌前,端起了饭碗。他稚嫩的脸庞看不出痛苦神色,也没有恐惧和抱怨。他盯着儿子的手看了好一会儿,觉得异样,是那种撞上一直隐匿在暗处的恐怖真相时,被浇了一盆冷水在头上的滋味。儿子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此时此刻,变成了他倒影在过往时光中的,从各种不幸中坦然走过的身影。他少年时代曾在严冬光着脚底板修缮冰上的断桥,冰凌刺穿皮肤,鲜血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粘在冰面上。他第二个孩子在一周岁时去世了,是女孩,他像葬一只小猫一样葬了她。小小的坟堆,垫在手臂上轻轻的重量,指甲缝里留下的土,稀薄的烧纸灰,只影响了他一阵子。他在迷宫里钻来钻去,躲避着坚硬寒冷的墙壁。但终究还是钻了出去,且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从未因不幸而感到剧痛,无法自拔的,充斥着撕裂,哭喊,永远扎一把刀在心脏上的剧痛。直到看到儿子所遭受的,他才知道,生活的面目,一直以来在他们身前呈现出来时,并没有留下多少空余,供他们去为自己感到遗憾。它将那些遗憾一股脑都丢了出去,用日复一日的惯性,碾碎了他们的认知,留下一路残骸,而当他回顾时,只在孩子的不幸中找到了它破碎的影子。儿子现在正和从隔壁城镇赶来的女儿一起,坐在旁边的白色病床上,他眼圈凹陷,嘴巴抿在一起,掩藏着龅牙上方的牙龈。他闪过一个念头,他这一次将要失去的,是他的父亲了。

女儿已经老了,但并不缺乏活力,龅牙让她看起来总是微笑着。他想起她被蝎子蛰伤的童年,下午,尖利的叫声扎进他的耳朵。他冲过去背起女儿前往诊所。女儿一直在哭,脸贴着他的脖子,眼泪鼻涕都流在那儿。他头一回觉得她的脸颊那么细那么软,小小的身体那么轻,他扒紧了她的两条大腿,小心往上托了两把……女儿这时候站起来,隔着棉被捏他僵硬的腿,它们因一种失血的怪病变成两根枯柴,每被捏一下,肉皮便向两侧抻开,滑在锋利的骨头上。那天一共发生了六次,他嘴角和左眼像被线提着,往上扥了又松开,他知道自己的模样非常滑稽,于是开始抽噎,眼泪连成线。他听到儿子在跟医生说着什么:五次,六次,七次,没办法纠正他们,是六次……肺里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喉咙和眼睛都被痰堵住了,他不得不张大嘴巴呼吸,一颗颗碎牙看上去摇摇欲坠。他漂浮的目光,试着望向女儿,却被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挡住了视线,女人的身体四四方方的,坚硬,挺直,像墓碑,青白颜色。儿子一定记住了他的日叮夜嘱:“死后我要一个墓碑,刻上我的名字,行不行?”他总是点头,眼睛从不看向我,回答也模棱两可:“咋不行,咋不行。”总之就是这三个字转着轱辘说个没完。他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在知道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萦绕不散的念头,竟然是为自己争取一个墓碑。

祖坟没有墓碑……他们的坟堆在一片麦田里,几个毛茸茸的土馒头,他想要一个墓碑,白石头,唯一的一个。有一根针扎进了他的胳膊,他没了意识,又一次醒来后,他把眼珠艰难地转向四周,没有找到她。于是闭上了眼睛。他想做梦,回到过去的那种美好的梦。比如,他在路边摆地摊卖花生时,遇到了她,领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扎着粗长的辫子,龅牙被努力藏在嘴唇下边儿。他追上去送了她一包花生豆,她就嫁给了他。他还想回到父亲去世的那晚。一九七五年,一向强壮的父亲突然病倒了,没一年就走了。他盯着吊灯向他道歉,说拖累了你们。他想回去告诉父亲,没关系,他们过得很好,没受拖累。他想回到母亲唱豫剧的那些年。小时候,他们住在一个土坷垃一样的破房子里,他每每听到母亲尖亮的嗓门就要捂着耳朵躲出老远。母亲眼神中流露出的伤感,他人到中年才理解。他想回到当时,站在母亲面前,煞有介事地鼓掌,惊呼。母亲去世的那天,儿子上前摸奶奶的头发。他想梦到母亲的白发,根根分明,被穿堂风吹得浮动起来。

他又睁开眼,儿子被推到了很远很远,几乎看不到他的脸了,女儿也不见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听见耳朵里吱吱啦啦的音调,不知道那来自哪里,他想张口说话,可是脸上的肌肉很酸,很胀,意识向四面八方溃散,绵延开去,那些广阔的画面,那些他难以忘怀的往事,一些在时间里淅沥不停的句子:“爸爸!我上学去了!”“吃饭了!”“咱们睡觉吧!”“上几年级了?”,一些物品,他的两顶黑帽子,每天他都要戴着它们出门,摆在暖气管上的几个酒瓶,电视机上的桃核杏核,一个扫床的小笤帚,他和她结婚时订做的柜子,上面印着两只彩色的丹顶鹤……但越往外延越无力,物品与画面,向远处飘去,他的枝蔓疲倦地松开了手,颤抖的末端,松垮垮地延展着,像溶于水的液体,没有形状,没有方向。

他确定在最后的时刻,没有看到她。那个在每个画面中都存在的身影,没有真的出现。他觉得不甘,但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所有的画面,坠入一片无依之地。

赵桂增

那晚,赵桂增正躺在隔壁房间沙发上打盹。嘴巴里残留着下午喝的酒味,嘴角亮闪闪,沾了些油花。他听见母亲的声音:“他昏倒了”。他从沙发上翻身下来,把脚塞进那双多年前父亲从集市上顺回来的拖鞋里,蓝色塑料凉拖,质地轻盈,标价两元,父亲喜欢从商店集市捞摸这些便宜玩意儿。他一直没有忘记那天的阳光,照在父亲的侧脸上,他小小的眼睛反射出狡黠的光,然后嘴巴往上一扯,拖鞋就溜进了口袋里。几年前,父亲被骗了钱,从那之后,便开始偷东西。有次去商店里买烟,老板小声告诉他,你爸顺走我们几个夹子。他赶忙道歉,把钱还了。他从没责怪过父亲,甚至还帮他打过掩护,让一个小小的转笔刀溜进中山装前襟的口袋里。

他赶忙翻身从沙发下来,跑去了卫生间。父亲缩成一团,倒在鲜血和水流中。他将父亲拖出,毛巾擦干,半抱起来,用她递来的黑衬衫裹住,袖口两次卡住了他的胳膊肘,他使劲儿扥了一下,父亲的脑袋便跟随那一用力,向水泥地板倒去。他用手掌接住了它,他觉得自己在接住一颗篮球。他感觉不到那是父亲的脑袋。在将他的脚塞进裤腿之后,抬起了眼,看到父亲搁在地板上的上半身,被衬衣皱皱巴巴地裹住,脑袋向左侧窄着,伤口流出一线血液消失在耳后。他觉得自己与父亲就像舞台中央的演员,被聚光灯束打亮,父亲通体黢黑,头顶一片血红,自己半蹲在他的脚边,在和身披黑袍的死神争夺他的袜子,鞋子。那布鞋不知怎么的,怎么都套不进脚丫里去,总是刚裹住前头,后头就溜出来了。他想哭,觉得自己要被打败了,死神巨大的轮廓压下来,扯住他的衣领将他扔到另一个时空,而他的父亲将永远地留在这儿,纹丝不动地躺在昏暗的卫生间,湿漉漉的水流中,脑袋旁散着一团沾血的卫生纸。他闻到自己手上沾染的鲜血味道,混杂着鞋袜洗衣粉清香,这些日常的味道让他觉得冷。

他背起父亲,塞进他平日运输家具的卡车车厢,轮子滚动在刚下过雨的街道黑暗的泥浆里,泥点被稀薄的路灯灯光吞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注意她在干什么,好像,除了站在那儿,递来衣服、鞋子以外,她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声音,没有表情。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她站在他们身边时,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像个沉重的钝器,将目光扎进他们的动作里,并向前弯曲身体,钩住他们,钩出血肉来。那晚,他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抱着自己的父亲,塞进卡车车厢,然后穿过小镇昏暗的街道,驶进黑暗中。

在医院陪护的那个月,赵桂增睡过病床,也睡过病房的地板,在父亲第二次脑溢血,被推进重症监护室之后,他在旁边楼道里铺了条褥子,睡在那里。他躺下,两手搭在肚子上,左手搓着右手的断指。当年去木厂做工,是父亲提议的,他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话,“你成绩不好,上几年,也考不上大学,不如学个手艺,早早有了出路,好找媳妇儿。”母亲抱着妹妹在院子里转悠,嘴巴里念着摇篮曲,他回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似乎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他朝父亲点了点头。他的手伸进机器卡槽中的一瞬,眼前是旋转出去的血肉,四溅如水滴,红红的,反射着下午的阳光,他听见心脏深处“噗通”一声,但并不是剧烈的惊恐或悲伤,而是:刚刚发生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还能避开,弥补吗?然后,“噗通”,尘埃落定,但他依然心存侥幸,似乎那个时刻,那一瞬间,将永远定格在发生与结束的分界线上,他永远有机会选择从右边迈向左边。那是他一生中最接近漫无边际,无法释怀的痛苦的一次。那阵子,父母对他很好,母亲每天都会给他煮一个鸡蛋吃,父亲给他买了一件全新的腈纶衬衣,可穿上那衬衣后,他站在镜子前,看到了袖口处洇着血的白纱布。他的皮肤感受着布料摩擦,像冰窖一样,扎在身上无数根铁钉,又硬又冷。

而当他慌张地把父亲从血水中拖出来,塞进卡车车厢,或者手术室外等待的时候,占据主导的,却是与死神决斗的紧迫感,掺杂着必不可少的兴奋。父亲的眼睛变成两个洞,像他儿时在土地上抠出的,打弹珠玩儿的小土坑,头上裹着纱布,嘴巴半张,向后伸展脖子。这些画面,被剪成一团团破布条,父亲的脸,身体,支离破碎,他亲眼目睹,可四肢和心脏都有些麻木,悲伤的通道被堵住了,体内淤积着暗涌的河流。他每天定时用最大号的塑料针管往插在他鼻孔里的胃管中打流食,尿袋里的尿液排泄到一个带柄的容器,像医院里随处可见的护工一样。那个他血肉横飞的下午,特有的,立体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望过去,都没办法接受的,在后来,每次想起时都同样鲜活的感受,情感。没有。然后,它发生了。赵桂增确定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等这个时刻,可它来临的时候,他就像听到了一个约好前来的老友的敲门声。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都无法释怀的,痛楚,痛楚里包含了层层叠叠的情绪:悔憾,悲伤,侥幸,还有一些他无法命名的复杂的,转瞬即逝的,真实感悟。

那天下午,父亲昏迷五个小时后,又一次被推进了手术室,出来时头上多了个管子,插进脑壳中。管子外坠着一个医用塑料袋,里面是浅红色的血,装满了半袋。他盯着父亲的头颅和那个塑料袋,想起了家里的红色塑料水桶,也插着个管子,往外排水,一天就排空了。他忽然间真正地意识到,父亲漏血了。父亲早就开始漏血了,他的胃癌扩散到了全身,到处都是漏洞。但他过去只是知道父亲在流血,一些小小的,没什么大碍的伤口。而当那袋子坠在父亲的头颅旁边,管子插进去,血流出来,他才知道,父亲的身体已经像一个筛子一样,四处漏血。肺部,胃里,骨头缝里,脑袋里,有一块薄薄的棉布,裹着内脏,脑仁,然后,渗出血液,先是密密麻麻的血珠,后是大颗的血滴,再连成一线,铺成一面血的瀑布,顺着身体中窄窄的通道,流淌出去。

而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在过自己的日子,偶尔帮父亲做些不费力气的活计,仅仅如此。他直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做。还是一样的,过自己的日子,做些不费力气的活计。这一刻,他突然抓住了一直在身体里荡漾的逃避与歉意。在最初发现父亲骤然消瘦的时候,就应当采取行动,而不是听信他所说的:“瘦了好啊,腿脚利索。”然后飞快地爬上梯子,捡起铁锹翻玉米堆,一边冲他笑着。那天的太阳很灿烂,在父亲的脸颊上留下红润健康的光。他没再提去体检的事,直到几年后父亲因胃出血被送进医院,查出癌症晚期。他不应该这么无能为力,什么都不插手,暗自躲在一个角落。他应该堵住那些伤口,用满满的爱意,用往日所有时光里,都没有发生过的爱的表达,他应该将父亲弄丢的七万块,偷偷塞进他的衣柜里,假装这一几乎毁灭了他的打击没有发生。应该在父亲抠唆几毛菜钱的时候,帮着他跟老板吵架。应该每天早晨陪他去公路上找旧纸箱,饮料瓶子,让他知道他在做的这件徒劳无功,费尽力气的事,并不是孤独无依的……他应该真的理解他,而不是事到如今,仍然在做无关紧要的事,说无关紧要的话。甚至连心痛的滋味都不曾唤醒。他明白自己已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做到,也没有机会领悟真心的力量,那注定结局也是失败的,另一条路的力量。

在父亲被宣布脑死亡后,赵桂增开着那辆卡车将她从家里接了过来,陪她穿过昏暗的台阶,玻璃门,长长的通道,最后是一扇铁门。护士从里面推开一条缝,她走了进去。那里有五张排成一溜的监护床铺,中间那张躺着一个女人,脖子上割开一条口子,插进一根软塑料管,隔壁,有一个老人,头上裹着纱布,像顶过分合体的白帽子,他的身体被夏凉被压紧,硬邦邦,岿然不动。

她走过去,坐到了他一旁的床上。从开始到结束,除了那句像试探、定论、又像询问的话以外,她什么都没有说。“这回大概是回不来了。”赵桂增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她一如往常静谧的模样,让人以为她对眼前的一切并无感触。她能够接受。失去,死亡,沉默的离别,已错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面,她统统能够用自己苍老的躯体抵御。所以当泪水缓缓出现在她的眼睛里时,赵桂增有些惊慌失措,赶忙将母亲的悲伤拦腰斩断:“看过了就行了,我送你回去吧。”于是她站了起来,在他的身体前站了会儿,微妙的一会儿。

在赵桂增记忆中,他与她之间,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停顿。他们的每一次别离都是匀速行进的:提起背包,穿好外套,把车戥子踢开,包压在后座上,她扶一把晃动的包,扭头跑去北屋找来一根红色的长塑料绳,勒住包绕上两到三圈,在后座一侧绑个活扣。她眼睛盯着那个包,以及他踩在撑子上的脚,眼睛跟着转一周。他晃悠悠地转动车轮,找到平衡,脱离她视线,她转身回到房间。从来没有的时间的缺口。他在想,也许在父亲还未“死去”之前,她来了,他们之间不会有这一停顿,他们的别离会如往常一般流畅。

她跟在赵桂增的背后,走出了监护室的铁门,穿过楼道,楼梯,来到医院黑黢黢的院落,水泥地面上落着一些半黄半绿的叶子,边沿卷曲着,她步子小,踩在树叶上,细弱的咯吱声仿佛是从耳朵里钻出来,飘落在地面上的。像他与她一起的日子里那些没完没了的龃龉呢喃的回响。回忆与时间巨大的轮子,在停止转动后,车辙依照惯性反而会转得更快,更具破坏力。赵桂增开车带她回了家。当推开房间薄薄的木头门,看到了正对面摆在暖气管上的酒瓶,贴在镜子旁的地图,电视机上方的钟表滴滴答答地走,声音脆生生,冷清。他看着她走进去,脱掉外套,坐在被两块长方体的木头夹住的方形海绵上。赵桂增感到她将自己塞进了一个卡槽中,粘稠如固体的时光与他,咬住了她,所有的她。她单薄的影子在这段等待的日子举步维艰,将来也是。

房间

最后的时刻很难描述,但房间显示出了一切的踪迹。

他在七十岁那年被骗走七万块之后,失去了用一生的时间与谨慎搭建起来的对于生活的安全感。但那时候他仍相信自己有能力弥补,彻底地弥补,于是每天凌晨五点半,他穿过又凉又硬的柏油马路,前往城乡交界处,边缘位置,人迹罕至的那片土地。水泥与黄土的,夜与黎明的分界线上,他的身影像是一颗弱小的螺丝钉,正在费尽力气拧进这个世界中去。一个瘦瘦的背影,把蛇皮袋像洞穴一样拖在身后,往里面塞上沾染着自己手掌的温热,以及心中转瞬即逝的雀跃的塑料瓶,废纸箱。返回房子的过程中,洞穴变得很长,锋利,从他心脏中最有力量,勃勃跳动的角落,刮下一些组织。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点瓦解,即使日复一日的劳动,修补,也没有办法阻挡它的发生。得了胃癌之后,他便没再捡过废品了,房间很快被掏空,卖光,而后杂物侵入。赵桂增从出院回家的父亲手中接过那一沓废品换来的毛票,听他说,“这是住院费,养老金下来再给你余下的”时,不知道该怎么缩回手,怎么拒绝,也无法接受这样的馈赠,亏欠,或者说,这样的绝望。父亲仿佛已将房间变为坟墓,将关于钱的执念与尊严变为日日通向坟墓的道路。

她伸手取出那个白色的药瓶,表面被手指抚出光滑细腻的痕迹。已是久远如污渍一般的事物了。是他用离开将它递进了她的手中,在黄昏降临的时候,她看着夕阳的光一层层退去,听见自己心中的潮水,砸在沙石的巨响,她抚摸它,就像抚摸他从每一个黄昏伸来的手。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看黑暗中的天花板。床很大,她躺在左边,右边空出一大片,搁着一床叠好的被子,被子旁边,有一个眼镜盒,床脚有一本万年历。窗台上,是装着铁钉,铁针的塑料瓶。桌子上,一盏用了很久的台灯,台灯下面有一根掉漆的钢笔,一沓信纸,最上面一张写着今天的开销,一块豆腐,两元,一斤面条,两元……她被这些物品包围着,缩在被子里,白发散落在枕头上。

过了几日,救护车从敞开的铁门开进来,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跳下来,拖出担架,他躺在上面,脸颊瘦得像刀,颧骨折射正午的阳光,微微发着亮。他被摆放在一张单人床上,旁边是刷红漆的衣架,顶端挂着几个输液瓶。除床头之外,三侧床沿都被木板围着,支撑身体,防止脚底漏风。挡板是赵桂增钉上的。木厂倒闭后,他多年没做过木活,但依然熟练。他在客厅角落用断了指头的右手手掌使劲儿卡住锯柄,几根指头胖胖短短,朝外支棱着,木屑哗啦啦地洒落在脚边。断指没有一次落进他的眼睛里,它们被他物填满了,他曾经的痛苦被淹没在渺无边际的遗憾之中,像被投进海洋的一块小石子。她当时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扭头看着儿子。地板上的木屑散发出的气味和多年前,他们结婚时,从市中心拉回的柜子散发出的木头味几乎一模一样。

丧葬用品在他昏迷不醒的那段时间里,一点点被运回了房子。赵桂增开着卡车去了市场,将车停在入口后钻进了密密麻麻的商铺里。他买了几十条“云烟”,几十捆粉条,还有半卡车大白菜……赵桂增没有像父亲那样,和商店老板计较几毛几块的零钱,但他两手攥着裹住毛票的塑料袋,站在门框里,用几乎聋了的耳朵,分辨对方的拒绝,努力地争吵,临走再从门边或者塑料桶里拽出一把葱,一头蒜的身影在赵桂增的背后紧紧尾随,甚至穿过了他的身体,挡在他面前,大声地控诉着些什么。在他将卡车开回家的路上,经过了自家的一大片坟堆,长草的土馒头密密麻麻,一棵棵小树苗,在之间浮动。赵桂增朝着家的方向踩油门,路面并不平整,他很担心背后的物品会滚下车兜。

沙发角落摆着一个黑色塑料袋,绑着活扣,寿衣一角隐约露出来,亮黑色,光斑随着太阳东升西落在上面游移。茶几上,整条的烟高高摞起。棺材贴墙停在院子里,刷着棕黄色的油漆。阳光越过砖墙,照亮了一角,一条分割线,右侧是明晃晃的阳光,左侧沉没在阴影里,泛着微微的蓝。旁边有一棵冬青树,长得茂盛,许多天没下雨,蒙了一层灰。他躺在床上,鼻孔里插着一根塑料管,眼睛半睁,正对着的,是被尘埃污渍侵染的屋顶,一团团,云彩一般。稍微偏左,一只小小的蜘蛛被细丝吊在半空中,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赵桂增坐在椅子上,父亲旁边,眼睛不时地看向输液瓶,塑料管里,液体一滴滴往下掉,与表盘上秒针速度一致,滴滴答答,流逝的声音,环绕着他们。

他死去的时间是夜晚八点四十五分,赶来的亲友发出哭喊,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寿衣边角在起伏的风里浮动,似有回应。入棺时间是清晨六点。棺材前,香楼里插着三炷香,一缕缕白烟向上升腾,在半空中绕个圈,然后散开。孝服披挂在他们身上,哭声一阵阵响起,许多双鞋底摩擦着地板,留下脚印。吊唁的音乐,从早唱到晚,古琴声水滴一样清脆,流泻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暮色降临,蝙蝠飞到院落上空,兜兜转转,来来回回。星光太稀薄,照不亮它们黑色的翅膀,于是,便如一团团碎布,在暗夜里,扯着风移动。守夜的烛火在穿堂风里摇曳,倒影在框着他遗照的玻璃上。他的瞳孔被点燃,有了生气。最后,棺材被抬出房间,一下下起伏着,穿过院落,钻出了铁门。她的身影在弥漫的烟雾与灰尘中显得朦胧不清。

之后,太阳爬起、落下,朝阳或余晖砸在房间的地面上。卧室床下有根针,卡在瓷砖缝隙中。他们的脚印从地板上被抹去。墙壁似乎被剥落了一层,随着他生命的消逝,远去,变得稀薄。留下的是日复一日平铺在上面的,灰尘,地图,神像,福字,台历。表盘蒙了尘,阳光照在上面时几乎穿透了它,将他们的房间,时间,向遥远的地方,过去推衍,直至近在咫尺的黑暗与死亡,那如麻袋一样的坟墓,将房子装入其中,紧密包裹。

她依然日复一日过着生活,起床,洗脸,吃饭,打扫房间。凌晨的鸡鸣,穿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耳侧。弯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很轻。菜刀落在黢黑的案板上,发出时快时慢的磕达声。笤帚刮过水泥院落,吱吱啦啦的声音。水流声,拧毛巾时,滴滴答答的声音……它们有规律地响起,停下。度过了这一天,她便坐在床沿上,独自一人等待夜色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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