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晋江网颁布的一则“禁杀令”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要求“小说文案中必须标明立意”之后，晋江再次因为新规定出圈，引发舆论热评。
面对晋江这次“让四大名著都变成了禁书”的新规，网民的反应倒是相当一致，叫好声寥寥，骂声不绝于耳。
甚至很多媒体也带着#晋江不让“自杀”，这是要了文学的命#的微博话题对此事件进行报道，引发了舆论的进一步发酵。
面对大规模的质疑和批评，晋江随后发布了补充声明，认为目前的舆论存在过度解读或理解偏差的情况，晋江虽然不鼓励，但基于情节需要的自杀桥段描写也并非不可以。
但何为“正常涉及”、何为“客观描述”、何为“宣传鼓动”，这些概念都很难理清和把握。
晋江这套语焉不详、边界模糊的说辞显然还是不能让大众满意。
对自杀的描写不是写作者的原罪。
不过为了反对”禁杀令”把小说中的自杀情节美化成对读者的挫折教育、抬高到以绝望反抗绝望的境界倒也不必。
网络文学发展至今良莠不齐，有大量低俗作品存在的同时也不乏佳作。但能与《安娜卡列尼娜》、《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提并论，以对死亡的书写具备某种震撼性精神力量的作品，应该并不多见。
笔者今天不打算过多讨论文学可不可以描写客观存在，是不是只能表现伟光正这种老生常谈、已有共识的话题，也无意探讨与“自杀”这个命题相关的哲学问题。
而是想把视线聚焦到沦为众矢之的的晋江身上，并非跟风讨伐，而是试着分析一下晋江此次制定新规背后的行为逻辑。
所谓“禁杀令”，到底有几分是吃饱了撑的矫枉过正，又有几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顺势之举？
我们不妨先看两组数据。
2019年1月，国内领先的数字阅读平台掌阅发布了2018年数字阅读报告。
根据报告显示，目前掌阅平台90后、00后用户已经占据总用户的7成，00后用户已达28%，正式超过80后成为第二大阅读群体。
针对数字阅读新趋势，掌阅副总编马艳霞表示，无论是出版类书籍，还是悬疑、言情小说、漫画，亦或知识付费内容，年轻人都是最活跃的群体。
也就是说 90后和00后作为数字时代的“初代移民”和“原住民”，已成为网络文学的主要受众。
而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儿童自杀第一大国，学生自杀率一直在逐年攀升。
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自杀，还有8个自杀未遂。在自杀者的年龄排列中，12岁占第一位(40.3%)，其次为14岁(22.7%)，11岁和13岁(13.6%)。
日前热播的网剧《隐秘的角落》也让大众意识到，儿童早已不再是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的代名词。
网络文学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的发展趋势，以及当下社会心理疾病低龄化的现象，或许可以理解为促成晋江发布“禁杀令”的现实背景。
为了不带坏小孩子，对小说内容进行严格把控，听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仔细想想似乎又有些不对。
人对死亡有出于本能的恐惧，未成年人也不是猴子，纯粹是出于模仿动机的自杀，哪怕在心智尚不成熟的小孩子身上也很难成立。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青年进行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可以发现，经济、职业、学业是青年的三大压力源。
如果说网络小说中的自杀情节的确对儿童自杀现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也至多不过是作为诱因。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背后，更多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要网络文学为此买单，属实有些避重就轻的意味。
这个道理，晋江不可能不懂。
但与此同时，晋江显然也明白另一个道理。
那就是在当下环境中，文艺作品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对创作的鼓励和对作者权益的维护上、而更多是对其创作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的警惕上。
作为一个知名网络阅读平台，晋江要求生存就必须对时局有清晰而长远的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晋江此举不是自我阉割，而是一种自我保全。
只是晋江给自己发的这张好人卡，显然是以“背叛”作者和“得罪”读者为代价。
而写作者们反对的或许并不仅仅是“禁杀令”本身，而是”禁杀令”背后的某种倾向，他们所争取的也并非是有关“自杀”的权利，而是有关“自由”的权利。
而这种反对和争取能有多大的现实效用确实难讲，毕竟对创作者来说，这种写作上“戴着镣铐跳舞”的危机感，不是从“禁杀令”始，也不会就“禁杀令”止。
写到这，不免想到周作人先生有一篇题为《沉默》的文章。
他在文中写到，“沉默的好处之一是省事。古人说：‘口是祸门’，关上门，贴上封条，祸便无从发生。”
不知道贴上了封条的晋江是否能就此免祸，但能够确定的是，沉默的确省事，但如若彻底沉默，也便没有文学了。
文字丨青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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