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夏商周三代竟然只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并且一贯战乱不断？
两千多年来被奉为信史的《史记》竟然被证明很不正确，连天下观是大错特错？
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的真实身份竟然是注重勇武的游侠？
大名鼎鼎、身挂六国相印的合纵大家竟然是苏秦的弟弟苏代？
一贯相互攻讦的诸子百家竟然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不得不说，笔者在过往多年的历史学习中，对于诸多批判性的论文论著多有涉猎，但平势隆郎先生的这部书仍然让我惊愕不已。上述的观点在几千年中早就是定论，虽然随着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考古文物的发掘、古文字的解读，不少史实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修正，但是如上述这样全然推翻过往史学定论的史书还是相当少见的。更何况，平势先生的这部著作根本不是一部通常意义的通史，而是一部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论文集，读懂需要很强的耐心。不过，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平势先生这部书相当程度上集中了日本学界的诸多看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自身历史的新视角。更何况，平势先生热爱中国古代史、具有极高的古汉字造诣，对于许多艰难深奥的历法天象了如指掌，这就更值得我们敬佩了。笔者在此不打算按照章节进行概述，因为作者的论述已经极为概括了（甚至略显简略），而是重点讲述本书最核心的内容，并展示平势先生独有的研究思路与史学思考。
一、幻影般的三代
长久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我们国人内心对王朝的固有认识。虽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夏王朝的存在或有疑问，但商周王朝是实打实地留有文字与实物。虽说商周王朝领域不能与秦始皇统一版图相比，但依旧拥有庞大的国土面积，在中华领域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已经是刻在国人心中的常识了。
然而平势先生开篇就颠覆了这个常识。在他看来，商周王朝是“不清楚的时代，春秋之后则是“清楚”的时代。平势先生根本就没有从传统角度去论述夏、商两代的历史，而是认为这两代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战国时代列国构建出来的，用以说明自身政权以及疆域的合法性。《史记》的历史更是站在汉王朝的角度去思考乃至构建历史，同样是说明自身的合法性。“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基础上产生的战国列国在所处的文化地域范围内寻求与先朝的历史传承关系，而统一天下的汉王朝则在被统一的天下范围内寻找与先朝的历史传承关系。”换言之，两千年来影响至深至远的《史记》只是站在汉王朝角度叙述的古代史，并非真正的历史。
在这里，作者引进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在他看来，战国时代的国家正是建立在这种文化地域之上的领土国家，而春秋时代则是建立在这种文化地域上的城市国家。核心国家不断扩展，吞并周边小国，加以文书行政的扩展，汉字的普及以及铁器的使用，城市国家便发展成了领土国家。这些国家都从自己的立场上去构建历史，尤其是构建夏商王朝的历史，而每个国家往往都有自己的经典。
如三晋中的韩的经典为《左传》，力图证明韩对商朝故地之统治的正当性；秦的经典为《吕氏春秋》，力图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夏，而将东方之地称之为“夏”；齐的经典为《春秋》与《公羊传》，力图证明自己对商朝故地的统治权等等。正是在战国列国的构建历史的过程中，本不清楚的夏商历史才越来越清楚。这与顾颉刚老先生的“历史层累说”是不谋而合的。至于夏商两朝的真正史实，作者讲得就非常少了。
周王朝
二、魔幻的汉字
除了“新石器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外，汉字是贯穿全书的第二个核心概念。在平势先生看来，夏王朝并无汉字的流传，汉字是商王朝的祭祀文字，为周王朝所继承，铭刻于青铜礼器。这些礼器也赏赐诸侯，汉字随之广为流传，这便是春秋时代的特点。汉字本是用于祭祀，然而自从文书行政制度（文书行政制度可以理解为官僚政治）开始后，文字成为了行政工具，之后便有了史书。正是因为春秋时代汉字广为流传，这个时代才变得清楚了起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史书，每种史书都在构建自身的历史，这使得本不清楚的三代变得清楚了起来。进入战国之后，汉字进一步扩展，史官逐步变成了各种专业性的官员，文字成为统治国家的关键工具，文书行政是领土国家的必备条件。最后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大一统的要求既要求汉字的统一，也要求文化的统一，原本各国构建的历史被融合于《史记》，从大一统的角度去论述三代政治，极力地抹去本身关东诸国历史的独特性。如此一来，三代政治更清楚了，当然距离实际历史也就更遥远了。正因如此，商周王朝才不能视为一个拥有四海的王朝，因为此时汉字圈还是非常狭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时代汉字大规模的扩展，深深地扎根在了广袤的国土之中，而其内容往往都是颂扬周王朝的威德。这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特点：“从军事力量的角度而言，周王朝的势力是日渐衰弊，但是从青铜器铭文表述中读取的内容来看，周王朝的权威反而越发崇高。这就是春秋时代的特点。”或许正因如此，春秋时代的人们错以为过往的周王朝是和平强大、威加四海，而现实情况却是相互吞并、战争不断，美化过去便成了一种潮流，退步史观因此产生了。
三、错位的人物
平势先生认为，周公旦与太公望完全是后世理想化的；孔子的真实形象与后世流传的是大不一样；苏秦的诸多事迹实际上来自于其弟弟苏代等等。这些人物的错位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真实历史的判断。
作者认为，周公旦是周克商后被委任统治雒邑的人物，而其一族时代担负着镇守此地的义务，其族长都称为周公。随着平王东迁雒邑，周公因此降为辅佐者。至于太公望，作者更是认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诸侯，“太公望坐拥山东，他与周同时发兵，对商进行两面夹击”。如此一来，周王将周公分封于鲁正是为了制约太公望的齐国。
至于孔子，作者则认为《史记》、《公羊传》、《左传》的记载统统不能直接参考，真正能够参考的只有《论语》。而他从《论语》称赞“勇者”出发，认为孔子的实际形象应为游侠。
至于苏秦和苏代的问题，作者则认为关键原因是战国时的史书将其写为苏子，而《史记》、《战国策》基本都写成了苏秦，这就使得诸多苏代的事迹移植到了苏秦身上。
四、诸子百家的真相
首先，平势先生认为诸子的真相是战国时代的官僚，其特点则是掌握国内舆论。其次，他认为诸子之间的学说是相互补充的，对此他还引用参照了王充、刘向父子的言论，“同样是对人性的理解，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孟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上，而荀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下，他们注重的阶层是不同的，即便是在统一国家，这两种学说也可以并立存在，也就是‘分栖共存’。”
问题的重点终于凸显了。作者认为诸子百家的学说是针对不同阶层而产生的不同要求，因此才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并且还能相互共存，彼此补充。作者在历史关键词解说上进行非常详尽的论述：“每个独霸一方的诸侯国为了其统治的需要，对上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以及下人都做了详细论述。虽然儒家阐述的是政治思想，但是孟子却是主张以中人以上阶层为论述对象的‘性善论’，而荀子则论述了以中人以下阶层为对象的‘性恶论’。法家思想则主张制定法令以统治中人以下阶层的国民。道家的哲学思想只是集中在上人阶层，强调‘无为自然’……”后人从中寻觅出各种各样的学说，只好认定战国时期的诸子倡导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这与共处共生的诸子状况便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诸子百家
五、笔者的思考与感想
我想，当读者读完上述论点后，心中一定会有诸多疑问，甚至存在些许反感的情绪，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笔者在读第一遍时同样有着这样的感受，只有再次反复阅读后，才逐渐接受作者的诸多观点。不过事实上，平势隆郎先生的诸多观点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此书本意是通史性论著，本应按照正常时间顺序表述历史。但是作者将周王朝放在夏商之前，而且都是从各国的史书中去寻求两代事迹，这就使得表述非常支离破碎，难以形成连贯的史学印象。其次，夏商两代的事迹当时的记载是非常稀少的，但是却存在大量的考古遗迹以及青铜器，理应帮助完善诸多历史空白，作者应用的却很少。最后，也是最让人困惑的是，关于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自民国以来就非常丰富，作者具有极高的汉学造诣，为何不多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过于强调自身见解的独特性，反而容易陷入以论代史的陷阱之中。
第二，作者极端强调汉字的力量，认为商周汉字圈非常狭小，中华的范围也应非常狭小。但是，我们古人认定中华之所以区别于夷狄，不仅仅是文字以及典章制度，更有文化层面上的优越感，即我们是礼仪之邦，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范围事实上比作者认定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要大很多。其次，作者通过《史记》反复强调，汉朝人认为商周的天下等同于秦汉的天下，这就又误解了时人的看法。太史公对于三代领域的变迁是有非常详尽的描述，而且秦始皇统一天下之际，群臣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又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可见，在秦汉时期，士大夫的眼中古代三代领域本是有限的，秦始皇的统一是空前的，而且中华领域同样是不断扩张的。
第三，作者对诸子百家的解释是非常让人难以信服的。根据作者的理论，诸子是各诸侯国的官僚集团，是各国意志的体现。若如此，诸子就不应该游说各国，屡择君主。子曰：“鸟择木，无木择鸟。”这样的流动正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最突出的一个保证。我们通读诸子百家的言论，不难发现其思想背后有特定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文关怀与统治政策，但认为其主观目的就为各国发言乃至谋求合法性就值得商榷了。再有，作者认为诸子百家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人（上中下三等），因此有着互补的特点。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是独具慧眼的，确实不同阶层的人需要不同的治理手段，诸子学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补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忽视诸子之间的相互攻讦，互相批判，这就完全违背经典原文与历史事实了。庄子云：“夫谷虚而川竭，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此明言儒家推崇圣人将导致天下大乱。孟子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此明言儒家对杨朱学说全盘否定。韩非子云：“欲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此明言法家对儒家政策的深恶痛绝。诸子百家之间相互批判见诸各篇之中，不反过来说明各家奔走各地，竞相兜售自己的政治学说以提高自身地位与施展治国方案的历史事实吗？至于平势先生对孔子身份的判定，仅仅依靠《左传》的一条材料，而文中又讲明研究孔子不能靠《左传》，岂不是自相矛盾、孤证不立吗？
最后，笔者还想谈一下“制造历史”的问题。克罗齐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又有人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胡适本意并非如此简单）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杨天石老先生曾在《寻找真实的蒋介石》序言中慷慨激昂地论述道：“历史毕竟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无可改变的事，只有正确地、全面地记载它、评述它，才可以使后人知兴替、明得失，总结或接受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平势隆郎先生也反复在书中阐述其寻找真实历史的决心。的确，笔者自从北大历史系本科开始便被教育：我们的任务是发掘重重迷雾背后的真相，揭开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一面，从而褪去后人添加的种种色彩，将真正的历史还原出来，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是我们治史者的本分。然而，历史绝非如此简单，它与现实、未来有着不可切断的因缘，既有着时代的烙印，又有着政治力量的影响乃至直接干预。后人制造出来的历史往往能够混淆乃至泯灭真实的历史。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放眼世界，有多少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又有多少是未曾发生的？恐怕这是永远不能精确解答的谜团。然而，即便是构建出来的历史也同样起到历史的作用，这才是历史的巨大力量。许多构建出来的历史往往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对现在乃至未来产生无穷无尽的影响。或许，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构建历史、制造历史就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