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许倬云先生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中谈到民族主义的兴起时说，“经过宗教革命，欧洲的政治制度摆脱了天主教会神权的约束。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瓦解，许多新的国家出现······许多本来在神圣罗马帝国之下的部落和族群，开始组织自己的国家。新教给了他们脱离教会秩序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所有的族群都应当平等，也给予民族国家自己存在的信心”。于是，以民族为认同的国家开始出现了。

要理解民族主义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的起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必读之书。

一、民族主义是什么？

安德森给民族主义下的定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怎样理解呢？

第一，民族主义是“想象的”出来的：一个民族再小、成员再少，其中的一个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他大多数同胞、和他们相遇、或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安德森列举了盖尔纳（Gellner）的说法——“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

第二，民族主义是“有限的”：即使最大的民族，哪怕有十亿人，他们的边界仍然是可变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已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

第三，民族主义“拥有主权”：“民族”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于是，人们都梦想成为一个自由的群体，而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一个主权国家。

第四，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但整个民族却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二、民族主义从哪里来？

那么，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为什么恰恰在哪个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的出现源于认识论与社会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

从认识论上看，安德森认为主要是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宗教改革后天主教的地位发生动摇，“世界性宗教共同体意识”逐步衰弱；二是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层级制的王朝观念也日益崩塌；三是随着前两者的衰落，原来人们头脑中那种“万世一系”的观念也渐渐改变。总起来看就是，宗教的束缚去掉了，王朝的禁锢去掉了，“君权神授”、“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意识淡薄了。这一切，给民族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而从社会结构上看，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刷科技的持续进步以及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这种“方言的共同体”，就成为后来“民族”的原型。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刷科技水平提高，报纸成为印刷业的重要产品，而报纸所采用的语言文字则成为关键要素——报纸采用什么语言文字，就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使用这类语言文字的人，使他们慢慢产生了“我们是一伙儿的”这样的感觉。尤其当报纸的主要读者是“贵族和地主士绅、廷臣与教士、平民出身的下级官吏、专业人士以及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等新兴的中间阶层”时，民族意识的凝聚就成为可能。按照安德森所说就是，“经由印刷品的散布，资本主义协助在欧洲创造出群众性的、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则从根本上腐蚀了历史悠久的王朝原则”。

比如，18世纪时圣彼得堡的宫廷语言是法语，而地方贵族却大多使用德语，只有底层的百姓才说俄语。而到了19世纪中叶，所有的君主都在使用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使得民族的理念在全欧各地迅速上升——罗曼诺夫王室发现他们是大俄罗斯人，汉诺威王室发现他们是英格兰人，霍亨索伦王室发现他们是德国人······

接下来，就如许倬云先生所说，“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这些族群纷纷从语言、考古、传说、神话和档案之中，寻找自己的过去，重建自己的历史······历史学的内容和过去截然不同，贵族的谱系不再属于历史的核心，而是以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过程，作为新历史的研究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就慢慢诞生了。

三、为什么民族主义会让人“慷慨赴死”？

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一书中说，战争的秘密及其悲剧性，就是一个人有权力叫另一个人去死。这种权力所依靠的基础是：人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可以赴汤蹈火。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只有不超过两个世纪短暂历史的民族主义，能够激发起人类如此巨大的牺牲精神？或者如安德森所设问的：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他从两个方面做了解释：

第一，关于本“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就是说，这种关于民族的想象，和出生地、肤色、语言等“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密不可分。尤其是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这样一来，一种生来如此的“宿命”思维，使得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产生了一种“有机的共同体之美”和“大我”思维，会诱发出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第二，安德森虽然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人造物”，但这个“人造物”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甚至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因为“民族”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被移植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和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使人们在被模塑、改编和改造的过程，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中，慢慢变得“模式化”，从而引发人们如此深沉的依恋之情。久而久之，民族主义就变成了一种与特定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相关的、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