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姐姐

母亲十六岁嫁给父亲，十七岁开始生育，到四十岁生我，一共生了十二胎，六男六女。可是到我降生的时候，只留下三个姐姐。

三个姐姐是我生命中的至亲至爱，是我成长过程的贵人。她们的陪伴、关爱和言传声教，照亮了我的一生。

一. 长姐为母

大姐杨爱忠，生于一九三二年冬，比我年长二十二岁。

民国时期，大姐在湘潭市市弘道中学求学期间，受在校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影响，积极追求进步思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刚刚进城，年仅十七岁的大姐瞒着父母自己赶到长沙投奔革命。时任民国政府省农业厅的堂伯闻讯把她叫去训斥一顿，说时局未定，不可妄动，将她逐回湘潭。大姐并不甘心，在仔细陈述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说服父母后，毅然重返长沙参军。在部队先后担任报务员、文化教员等工作，后与在红军长征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姐夫结为伉俪。

1953年，我的母亲身怀六甲不到半年，大姐也怀孕了，我和大外侄在次年先后来到人间。随后几年，外侄女和两个外侄又相継出生。

受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运动的冲击，父亲在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方面都处于底层地位，在家里生活极为困难时期，大姐和姐夫时常寄钱寄物。姐夫离职后，大姐全家迁至长沙东湖干休所定居，自此，她家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儿时的许多时光都在那里度过，那些日子也成了我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

由于年纪接近，我和外侄们虽有辈份之别，但是大姐一直把我和侄儿们一样当儿子对待。从我所居住的贫民区到大姐家居住的干休所，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这种差踞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的天壤之别，还涵盖了文明方式、教育程度、行为习惯等种种不同。吃的、穿的、用的，只要给侄儿们买的，就必然有我一份。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生活上无微不至，对我们的成长和教育也一样严格。大姐原本是个兴趣广泛的文学青年，也是我们家族公认的才女。她爱读书，爱写日记，思想单纯，感情丰富，性格豪爽脱俗，写字灵动飘逸，行文直述胸怀，一气呵成。大姐本人对物质生活没有任何要求，但是对精神生活充满向往，家庭观念浓厚到近乎执念。为了照顾在部队任职的姐夫和四个孩子，她在三十岁左右就申请退职当了全职家庭主妇。从此，她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儿女的成长上。我想她的内心深处必定是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望子成龙的期待。除了生活上的悉心照料，她对子女要求甚严。正常的学业之外，她还注重培养我们练习书法、美术、音乐等兴趣和爱好。当同龄的孩子都在外玩耍时，我们的厅堂却时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