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文学中的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建安年间（196~220），以曹氏父子三人为代表的诗人承继了汉代乐府诗歌现实主义中的写实精神，在文学上开创了被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一代文风。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的诗歌，这一时期的诗歌以情辞慷慨，格调刚健为共同的风格特征。“建安风骨”的名称最早出于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风骨》篇中道：
《文心雕龙》中的《时序》篇中说道：
这说明在历史上的建安时期诗歌是以它立足的浓厚的社会内容（“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和厚重有力的风格（“雅好慷慨”、“故梗概而多气”）而形成了自己刚劲的“风骨”。建安文学其实详细来说并不仅仅是只限于在建安年间，它应该还包括了曹魏黄初、太和（220~232）这一段时间；总体上来说大概有37年（196~232）。
（刘勰《文心雕龙》。）
建安文学是中国的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灿烂的时间节点，它是在曹氏父子的倡导与带领下壮大起来的。他们的诗歌体现了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不再是把文学当作“阐发经义”的一种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的生活以及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感，这就使文学产生了新的面貌。它以五言诗为首，突破了从两汉以来空洞华丽的辞赋章句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它以浓厚的社会内容和刚健的写作手法铸就了自己的“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描写了当时五言诗的盛景：“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这说明了建安诗歌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建安文学中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蔡琰等人。
曹操不仅是在政治和军事上有非常高的才能，在文化上也有着卓越的贡献。可以这样说，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军人而十分辛苦，但他却毫不费力地成为了文化巨人。他酷爱汉乐府民歌，并且努力学习汉乐府的优良传统。曹操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二十二首，而这些诗歌几乎全是以乐府诗歌的形式为主。它们质朴、刚健、情调悲凉，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其中的代表作便是《蒿里行》：
这首诗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控诉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诗的风格朴素又不失刚健。只有对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刻的同情心才能写出这样的好诗，例如老杜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曹操便是当时民间疾苦的现实的目击者，像这样的好诗还有《苦寒行》等。
（曹操画像。）
曹操在诗中也常常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他在《对酒》、《度关山》等诗中写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龟虽寿》一诗也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这种“老当益壮”的英雄气概给当时的他所带领的集团产生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在《短歌行》中，虽然前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样的消极情绪在里面，但结尾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却表达了自己一统中原的雄心壮志。
曹操在取得冀州率军途经码石山时写了一首《碣石篇》的乐府，其中的《观沧海》写出了大海的汹涌以及诡怪壮伟的景色:
这首诗通过描写大海的辽阔和波涛汹涌显示出了一种瑰丽之状；反映出了曹操雄壮的思想感情。这首诗也是中国的写景诗中最早的佳作。
曹丕字子桓，他承继了曹操的魏王位，后逼迫汉献帝退位自己即位，史称魏文帝。他也比较喜欢文学，并且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诗和文学论都非常出名。他的诗和曹操同样也是受汉乐府的影响较大。但在风格方面他们却有着显著的区别。曹操的诗内容偏多在叙事，诗风质朴、悲凉;曹丕的诗则偏于抒发情感，写作风格较为华丽，且更多的是体现伤感的格调。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言诗《燕歌行》：
这首诗通过主人公的肢体动作和自然环境来刻画人的心理，细节刻画十分到位。如收尾部分，写那个妇女见到:“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里生动地渲染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感到十分富有生活情趣。
（曹丕画像。）
曹丕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窄，这是和他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成长经历分不开的。他的《上留田行》一诗，把“富人食稻与梁”、与“贫子食糟与糠”的社会现实，归因于“体命悬在苍天”。这首诗反映出来他思想中的落后成分，与曹操和曹植相比显然要逊色许多。
曹植，字子建，和曹丕是兄弟。他从小就受到了浓厚的文学熏陶，“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他在几个兄弟中表现得最具才华，曹操曾经考虑过要把他立为太子。后来曹操因听信谗言，认为他“任性而行，不自雕伤，饮酒不节”；从而动摇了对曹植的信任。
这个想法最后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还因此引起了曹丕对曹植的猜疑与忌恨。在建安二十五年(220) 曹丕即位以后，他便不断对曹植施加监视和迫害。于是曹植的处境便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藩王，跟囚徒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他在曹丕和曹叙(即魏明帝)的统治下，悲惨地生活了十二年，在四十一岁那年郁郁而终。曹植在诗歌的创作上比曹操、曹丕更加注重对乐府民歌语言的加工与提炼，所以他的诗在描写上细节更加到位，形象描绘更为具体，抒情气氛也更加浓厚。
（曹植画像。）
他的作品，根据他平生的经历，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分界线就是在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时。在前段时期，曹植的生活是优渥的，所以诗作情调比较乐观积极，主要以表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名都篇》以及《白马篇》。前者对整天只知斗鸡取乐、虚度大好年华的纨绔子弟做出了深刻的讽刺。后者则描写了立功沙场的游侠们的武艺高强，和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两首诗一经对比便体现了曹植的抱负。
曹植后半期的作品，由于地位的往下变动，所以他的生活经验也更加丰富，对人民的所遭受的苦难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因此作品的选材也更加广泛，概括的生活内容也更丰富，风格上呈现出了沉郁的新气象，艺术成就也提高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便是《呈白马王彪》一诗。这首诗描写了自己所遭受的伤害与压迫，并且抒发了他与兄弟白马王曹彪离别时的骨肉分别之痛。其中不仅有悲愤的呼声和凄惨的倾诉，还插入了生动的景物描写，情感真挚而亲切。《秦山梁甫行》则描写海滨人民的痛苦生活：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海武人民深切的同情。后来曹丕为除掉曹植这个眼中钉，以曹操死后曹植不来奔丧为借口，派人把他抓到洛阳兴师问罪。曹丕以“兄弟”为题，要求曹植在殿上走七步做成一诗，否则便立即斩首。曹植却出口成章:
诗中以箕豆相煎来比喻骨肉相残，表达了他对曹丕这种做法的不满与悲愤。
曹植在辞赋方面的成就也同样突出，《洛神赋》便是他的代表作。他把神话中的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当作写作素材，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形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神女的形象，写得十分细致和生动。比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要更加细致和完整，并且更加生动形象。
（曹植《洛神赋（局部）》。）
除曹氏父子三人外，建安文学中的代表人物还有“建安七子”，他们是孔融、王璨、刘祯、陈琳、阮璃、徐斡、应场。 其中王粲的《七哀诗》便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之一。
（建安七子画像。）
王粲《七哀诗》的第一首，描写其随汉献帝迁都长安，董卓死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 避李催、郭汜之乱，从长安南下荆襄道中的见闻和感受:
作者在这里控诉了造成“白骨蔽平原”惨象的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
建安时期还有一位著名女诗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陈留園县人，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她的一生遭遇十分不幸。年轻时嫁给河东卫仲道，因夫死无子，回父家寡居。汉末大乱，为董卓部下的胡骑掳去，居南匈奴十二年，嫁给甸奴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把她赎回，改嫁给同郡人，屯田都尉董祀。
（蔡文姬画像。）
蔡琰的代表作是五言《悲愤诗》。这首诗叙述了作者自身的悲惨经历，把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长诗从蔡琰被凉州军的乱兵所掳写起:“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且则号立行， 夜则悲吟堂。微死不能得，微生无一可”。揭露凉州军的残酷和被城者的悲惨、非人生活。接着又写她在何奴地区的思乡之情。当写列青操赎她回权，母子借别的情景时把与亲生骨肉别离时的痛苦心情、矛盾心理深刻、细致地刻画了出来，具有强烈感人的力量。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在文学方面的另一项成就便是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曹丕是文学批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曹丕的《典论》中的《论文》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著。曹丕在《论文》中强调了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价值，认为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还分析了诗赋、奏书、铭诔等文体各自的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质，诗赋歌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由于体裁不同，写作技巧就不能一律。 一个作家往往只能擅长一种或几种文体，正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他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后以其发”，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各有其个性和风格，不可强求一律。他们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他历数了当时“建安七子”的长处和短处，指出“文人相轻” 的作风是有害的。 曹丕的这些论述，对于提高作家的地位，以及清除“文人相轻”的恶劣风气，促进创作自由的发展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后世的文学批评著作， 如晋代陆机的《文赋》、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陆机《文赋》。）
纵观“建安风骨”的文学成就，我们可以发现曹氏父子在其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不管曹操在人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奸雄”；单从文学上来论，曹氏家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正是“天下三分月色，两分尽在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