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说命中》里有云"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传曰：“言知之易，行之难”。
当儒学被“孔孟之道”代称时，窃一直认为孔子名满天下，孟子是沾了延续孔子之道的光，就连孟子后裔都以“孔孟一家”来附庸圣裔身份，然深思孔孟二人的行事做人的区别，才深深体悟：
做孔子易，做孟子难!孔家与孟家，谁沾谁的光?
当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入太庙每事问”，“述而不作”，为人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父亲是“邹邑(今天邹城前身)大夫”的光环，弟子三千，名满鲁国及当世;而孟子，自小没有父亲，是母亲纺织为业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被称颂后世的“孟母三迁”其实是童年颠沛流离的美化。
孔子当世，尽管礼崩乐坏，但他“述而不作”，是有周代的“官学”教材供他删改，比如把千余篇的《诗》修减到305篇，比如把鲁国的史书改成有鲜明观点的《春秋》，鲁国保留了西周最全的“礼乐”，这一切是他被后世评价“集大成”的基础。
孟子当世，已经是战国，各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杨墨之言已经“盈(赢)天下”，这时记载孔子言行的标本《论语》还没成书，邹国还是鲁国的附庸国，再收弟子教学也盖不过孔子的高大。
再看后世，在汉代孔子就被尊为“先师”，后来孔子被尊为圣人时，颜回也被尊为“亚圣”。直到唐代孟子也是“诸子”之一。孟子有什么优秀的地方还没被后世挖掘到。
算啦，还是要从评价一个人的几个方面来鉴别做谁更难吧。
中国历史上评价一个人物，往往从这样几个方面比较：做人、做事、成效、后果。
做人，是圆通还是敢作敢为，是八面玲珑还是敢立潮头。
孔子做人，先以周公为准绳，知道规矩之道，尤其是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尤其是遇到“道”可行不可行时，孔子尽管知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立场，但是到真的“道不行”时，他选择的是“乘桴浮于海”;而孟子，则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
所以，到今天，孔子给我们普通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孟子却是“铮铮铁骨浩然正气”!
做事 ，就从他俩都从事过的教学说吧，孔子讲求的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实际就是素质教育的前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省也”(强调榜样的作用);“以友辅仁”(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不迁怒不贰过”(强调受教育者端正态度的重要性，不要迁怒他人，知错能改);“讷于言而敏于行”(强调严于律己)。
孟子的教育境界就大大的不同了：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其次，“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章句上)。尤其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天下英才，能够有机会有能力而“教育之”则更不易。孟子私淑诸人，“有私淑艾者”，用品德和学问留给别人私下学习的，可以说，孔子是“经师”，孟子则是“人师”。
忽然想起《北周书·卢诞传》里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的故事，孔子是在理顺六经方面成为经师，但在个人行为品德上，更是他所有学生的“人师”;孟子则不仅在“经师”的层次上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境界突破，更是在“人师”的“师范”中教导弟子滕文公把滕国治理成了历史上唯一被称为“善国”的荣誉。
可以这样说，终其一生，弟子三千，孔子教育的对象大多是平民百姓，他的弟子大都是在他的教育下逐步成为春秋各个诸侯国的栋梁而逐步践行他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孟子，在与各个学生探讨社会治理理念时，更是敢于与诸侯当权者进行对话，“予岂好辩在哉?予不得已也”。孔子重礼，讲礼就要讲谦让。所以孔子之与人相处，亲切和蔼，尊老者，抚幼小，对学生是循循善诱，即使对待不同意见或者有所厌恶的人，也往往委婉表达，不作直面交锋。孟子论辩之时，气势凌厉，咄咄逼人，并不避讳语言的尖锐，锋芒毕露，相当地张扬。一个“嫂溺不援”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孔子曾言：“非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无动。”而对于儒学的礼制，淳于髡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就故意设置一个嫂嫂溺水、小叔子怎么办的事例来作挑衅。他先不说出难题，却先以问题使孟子确认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礼制，然后再提出难题：此时救吧，小叔子违礼;不救吧，嫂嫂丧命;而当小叔子伸手之际，嫂嫂接还是不接呢?同样还是一个难题。淳于髡的难题设置得很高明，提问的方式则是先巩固阵地，要让孟子自己树好靶，却无法去攻靶，左右为难。
但是，孟子的回答毫不含糊，明确地说明要救生命，清晰地表明礼一定要遵行，但是不废权变，礼与生命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因此，当生命与礼制发生冲突之际，生命是第一位的。面对挑衅，如果是孔子，恐怕会用温和的态度与平缓的语言将道理说清楚，如此而已;可是孟子就不是这样，他在说明事理时，将“嫂溺不援”者斥之为“豺狼”，意思是：人之善也，如何有此歹毒之意!这样的设想，不仅不当问，想都不当想;人而有这种想法，就无异于禽兽。
那么，儒学被称为“孔孟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汉代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是把周公作为“先圣”孔子作为“先师”礼奉的。后来把孔子作为先圣时，以孔子时代的六经为主，后来到对经学一味的训诂、阐释，缺乏对文化创新的汉代经学，无论如何繁荣都已经撑不起汉代的文化脊梁，魏晋时期佛教的冲击，有文化使命的学者们把儒学、道学等中国原有的思想，结合佛教的有益成分，探求思索，开创了“魏晋玄学”的辉煌，但是魏晋玄学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思想。加上六朝佛教的泛滥，以六经为主的中国本土学问，无法在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文治)担当中承担有效职能，唐代韩愈以自己的影响力，发起古文运动，从孟子的学问中发现了道统，更在《孟子》里找到了对冲佛教冲击的“心”理学问，在《送王秀才序》中,他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汉代儒学建立的以纲常礼教外在力量制约人们行为的伦理政治体系,至唐后期在战乱和异端思想的双重打击下,已趋于解体。所以,韩愈稍前和同时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如杨绾、权德舆、陆贽等人,已开始从较重视个体内在修养的儒家经典中,寻求重构儒学政治体系的可能性,于是《孟子》、《中庸》、《大学》逐渐为人重视。《原道》中引用《大学》“修齐治平”的学说,以驳斥佛老为修养心性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的悖理,也同样表现了儒学的这种动向。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原道》中这段文字是“吾国文化史上最有关系之文字”,因为它把“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既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将外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建立在个体心性自觉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宋代儒学的发展方向。(《韩愈，尊崇孟子第一人》飞哥的博客)
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孔子寻求周公之梦，寻找到的只是礼仪之道，孟子却“开来学”，从“人心向善”入手，开创了后世之“人心向背”之道!当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任人解释时，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谁能乱解附会?
故而，在孔子为大旗的文化正统外衣下，孟子的思想撑起了儒家的脊梁。
到了宋代，孔子后人，做了兖州知府的孔子45代孔道辅，感恩孟子思想对孔子世家的支撑，遍寻孟子遗迹后人，曾有“诸儒之有大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之说。孔道辅知兖州，借机访求孟子墓于四基山之阳,并“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孙丑、万章之徒配”。访墓立庙。
是为孔孟一家的联谊之始。
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孔孟之道”的融合升华，应该是：
做人，平治天下，就该有孟子的“内圣”之道：“浩然正气、舍我其谁”，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做事，待人接物，应该持有孔子的“彬彬有礼、温良恭俭让”的“外王”之道。
孔子，让我们做个好人;孟子，让我们做个男人!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们能够做得到;
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我们，几人做到了?
非常期待，今后孔孟不再并称，省的在一些人讨伐文化之弊之际，针砭时儒，动辄孔孟，孟子无辜陪绑。
作者简介：
冯彬，“邹鲁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邹鲁圣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毕业于济宁师专中文系，山东省尼山书院首批讲师，济宁市乡村儒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