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奇人
冯骥才喜欢写奇人。
他笔下的人物个顶个的一身绝活儿。
名医大家伙儿见得多了，可《神医王十二》是独一份儿。
王十二到底怎么个“神”法儿，冯骥才犹如茶馆里的说书人，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把王十二急中生智、随机应变悬壶济世的两件趣闻，讲得是跌宕起伏，令人拍案叫绝。
这就是冯骥才讲故事的魅力。
寻常的人物，普通的市井传闻，到了他的笔下，就像相声一样好听。
就算是对写作一窍不通的人，读完他的故事，一咂摸也会明白，能把故事讲得这么妙、这么巧，绝非一般的功夫。大巧若拙，大象无形。
曾有人评价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因其文字含蕴老庄，飘逸闲适。我却认为冯骥才是“中国最后一位说书人”，因为他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发自内心地热爱津门的老传统。
民国时期，曾是中国北方门户、商贾政要云集的天津，正是百般精彩轮番上演的大舞台。天津，最不缺乏的就是故事，而能把这些故事记录并完美重现的，至今为止只有冯骥才一人。
因为这种热爱，成就了冯骥才文章独一无二的魅力；也因为这种热爱，在审美价值单一的时代里，他这块美玉，始终不被认可，还遭受过无情的打压。
可贵的是，他始终未曾改变。
在他的故事里，始终没有岁月碾压的戾气，也没有刻意迎合风潮的媚俗。
他始终老老实实地讲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普通小人物的市井故事。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呢？
二、说书人
冯骥才自己也是个奇人。
学美术出身，办画展，本应一意朝着艺术家的路途前进，却成为了小说家、保护古村落的学者。
或许艺术门类有些相通之处，他将画人的本事，悉数用在了写人上。
无论是学国画还是油画，在下笔之前，先要做好的一件事是——观察。
福楼拜指导莫泊桑如何观察人物的典故，学写作的人大多知晓。且看冯骥才是如何观察人的：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苏七块》）
冯骥才善用短句，这句外貌描写，四字一顿，节奏分明，仅37个字就把一个人从头到脚的样貌都写得通透，还写出了人物的精气神。就如作画之前的打草稿，没个静心观察几个小时、做到烂熟于心的程度，断不会写成这样的。
除了能用寥寥几笔塑造人物外形，冯骥才还特别擅长抓住人物的特点。再品一品这段：
“大回姓回，人高马大，手大脚大嘴大耳朵大，人叫他大回。叫惯了大回，反倒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大回》）
短篇小说，篇幅有限，人物的名字、来历、人际关系若一一交代，开头都不会有读者愿意读完。必须要在有限的文字中，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该怎么办？冯骥才的方法是只给读者提供人物最大的特点，他把线头放在你手里，你就可以一提溜，扯出一个鲜活的故事。
这也正是绘画的写意手法。不需要浓墨重彩，疏竹几笔，禅意自现。
如果仅止于此，冯骥才不过是写人的快手，算不得好手。
真正让我佩服的是，他对笔下人物的命运始终保持冷静的旁观态度，不吹捧，不嘲讽，只是将人物得意之时铺陈，失意之处交代。
就像是一部纪录片，从空中俯视的角度切入到人物的日常生活，待到应该结束时，只是一个运镜，转向天空白鸽、浮云苍狗，从人物的生活彻底抽离，绝不留恋，绝不回头。
太难了。
哪个作家笔下的人物，不是他殚精竭虑、锐意营造的心血结晶呢？大多数作家，都要让人物说出他心里想说的话，完成他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
作家这个职业，就像一个疯魔的造物主，既要打造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人物，又借由这个人物来救赎自己。
想要让人物完全脱离自己的控制，就像是让父母完全不管自己的孩子，会被视为不负责任、心智昏乱。
所以，初看冯骥才的故事，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黑头》中狗死了，故事就结束了？为什么《老夫老妻》就讲了朋友重聚，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语焉不详？
不为什么。对于冯骥才来说，他刻画人物的任务完成了，作品就应该结束了。
画已勾形上色，意已借由载体传达，为什么还要把所有留白都填满呢？
有的时候，不讲的，比能讲的，更值得琢磨、更有趣味，不是吗？
这才是说书人的最高境界：点到即止。
惊堂木已拍，预知后事如何，留待诸君自行分解。
而这本薄薄的小书，冯骥才这本传奇的大书，到底有何趣味，也是留待每位读者自行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