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多么渺茫
而况且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时，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
这短短几十字言，像焚烧的冥纸，随风残尽，送别了萧红，地理空间上跨越天南海北，从呼兰县到香港，孤雁一般；而时间上的字眼又隐现出了无尽的落寞和不甘。
关于萧红与她所的时代，仿佛乱世奔波时偶然遇见的一张深刻的脸，总也难以忘记。你很难想象在中国作家群落里，有这样一个女子，一生颠沛流离，饱经苦难，却又肆意昂扬，你总也不明白，这个女子的内心是怎样的密麻。
在中国，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既尝无限苦，爱字里不得心，终生漂泊无依，内心却依然像个明星一样闪亮的女子。
萧红像个不谙世事的江湖人，但她的情感又使得她是一个多情的江湖人。漂泊的经历造就了她的文学，但这种文学同时也是苦痛的，满身伤痕，作为一个女子，在抗日的时代，所有人书写抗争，铁一般表现着刚硬时，萧红却书写着为人不满的小说，但如今看来那些文字都是不死的花。
所以，萧红的文字是独属于女人的坚强和任性。萧红就像一道荧光，在漂泊中一点点失去光亮。
我热爱萧红的文字，但我却无法对其人产生爱。
萧红
萧红的一生是和文学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她的文学与生活几乎没有界限，两者共生在一起，这种在苦难中生存的惬意，和对生活独特的注视，是其他文学家所难以具备的。
“生活”在萧红的文字中，像是被嚼了无数遍，已经分解的物质，你可以看见千丝万绪。而对于萧红本身，这个江湖女子，野马一样，又如野花一般，扑面而来的凉意，来自于她的哈尔滨，来自于她的弃儿，这种风霜里的生活，使我感受不到温暖，只有难过。这种难过进而变异为一种恶心。
对于电影开头部分萧红所过的那种凄惨、决裂的生活，在寒冷的哈尔滨，抛弃孩子与家乡，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纠缠不休，我不钟情于这种的爱情生活，甚至于有点恶心，我不反感在困顿潦倒的生活中坚挺着的爱情，前提时这种相互扶持的存在是一种道义上的正确，绝非这种四处沾惹，小孩子一般。萧红最终的结果也应证了，这种缺少信仰，只是因为激情，就去义无反顾就相互缠绕的爱，尤其在那个年代，显得多么脆弱和可怜。
电影所表现的不单单是萧红的个人传记，更是一种群像，是以萧红为主体的以及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热血赤诚的时代，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黄金时代。
这种时代背景包括两个方面：抗日战争的时代，以及文学激情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在身体与灵魂的两个方面塑造了萧红。
在影片中，导演也意欲最大力度的寻找那个时代，于是昏黄深沉的色调，回到历史坐标的物件，文人的对话。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时代对于文学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热情洋溢的书写，讨论，夸赞。
萧红看似是一个很洒脱，很肆意的文艺女青年，她逃脱家门安排的婚姻，逃开故乡，甚至于可以“轻松”的抛弃自己的孩子，大多数人似乎都在佩服这个野马一般的江湖女子。但其实，在这种表象的自由和洒脱之下，其实是一个极其被动且无助的女人，她被无情地挤压着，被那个时代牵着走，被爱着的男人牵着走，被病痛牵着走，从东北到日本，再到山西，延安，武汉，到香港……
在这种无可奈何伤心人的意义上，似乎才更能明白萧红拼命去寻找写作，寻找文学，而更悲哀的想，萧红也只剩下了写作这个孤孤单单的权力。所以，文学和写作是萧红的一切，她不愿意跟随那个时代作家的脚步，去写一些政治意义上的东西，她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在所有的潮流都遵循抗战的指示时，萧红拿起纸笔，在生命最后的那几年，写出了《呼兰河传》，这部被誉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
萧红的作品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这种文学的原始和纯度是萧红内心深处唯一的明灯，它点亮和温暖着萧红。电影《黄金时代》中，萧军与萧红闲聊问她为什么还眷恋这个世界，她现在自杀的条件如此充足。
萧红回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
我想那应该是文学。
生命的经历成就了萧红，她的文字敏感而又绵长，正如她出生的呼兰河水一样。萧红对于幸福是追求的，但她反观自己的一生，却也产生怀疑和害怕。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萧红
萧红其实是一个被文学意义放大了的，那个时代的悲惨女人。如果时代安好，作为作家的萧红或许更顺利，因为31年的岁月，萧红就已经写出了百万字高质量的作品。但我们不能自私的想，她的内心和性格，注定也过不了平凡的生活，波折给她的写作灵魂注入了养料，同时也在物理上销毁了她；同时她经历的那个时代也是整个民族的伤痕。
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
毫无疑问，萧红与萧军的情感最深，但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萧军充满精力，热爱战斗，不想这一生只是写作；而萧红静悄悄，渴望过平凡安定的生活（这很讽刺，这一生萧红都在漂泊），安心写作，有人爱自己。萧军欣赏萧红的才华使得他们相识，他们两个人的存在像两个刺猬，仅靠文学上的一点养料，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使得他们常常会扎伤对方。
更重要的是，萧军带领萧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在启蒙的起点上，这一段深刻的记忆与爱长久的盘旋在萧红的内心。令人唏嘘的是，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时，怀着别人的孩子，而离开萧军与端木在一起时，又怀着萧军的孩子。
至于端木蕻良，他们之间的爱应该是更平常的爱。因为与萧红在一起，端木被后人指责多年，那时萧红与萧军正经历感情的变革，在分手的临界点，这时候端木出现了。他崇拜和仰慕萧红的才华，二人的文学风格也是相近的，这时两人在文学上产生灵魂的共鸣。萧红将爱转移到萧军身上，半真半假，萧红似乎应该是想用另一个自己还挺喜欢的男人，在心里去代替萧军的位置。
但事实证明，并没有。他们之间还有密密麻麻的东西，简直太多太多，说不清道不明。这两个男人，一个带领她走进了黄金时代的起点，一个陪伴她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们与萧红都不是最好的结合，但在最好的年华，萧红遇见了他们。
以上这些是在电影浮面上的一些情感的言说，并未太关注于电影本身。说回到电影，许鞍华被萧红的传奇性所吸引，31的年华逝世，就已经蜚声文坛了，在这个年纪很多作家连第一本小说还没写。此外，许鞍华在艺术追求上看到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
这部电影许鞍华做的很庞大，似乎想填满整个人物的一生。在光影上，除了寻找时代感与文学气息之外，导演更多的是遵循与萧红一样的创作方式：没有太多变化或者变形的镜头，一切在规则之内，也没有束缚和指导演员的表演，只是给予一个框子发挥，这个框子是历史传记片的基本，在框子之内都遵循演员自我的表演。因为萧红的写作就是这般，将生命中的细腻托给你看，并不加以修饰，不让其本性改变。
此外电影被观众不能接受的就是断断续续，贯穿全片的与镜头对话的“间离”。
电影中的“间离”效果：
间离效果，即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之间产生一定的隔离，从而使欣赏者处于一种独立思考的状态。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间离产生着好几种的特质，这种若隐若现，在电影和现实之间游离的这种状态，使得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先锋意识，在过往也不是没有过这种间离的表现，但如此大程度的，贯穿全片近三个小时的间离，使得影片整体呈现一种极致的追求，同时这在影片的心中也是不稳定的。
1.这种间离首先发生在演员与角色之间：
电影中，经常是角色在情节中突然转向了镜头，与观众进行对话，从开篇开始即是如此，大段的且多角色的间离，使得演员与角色之间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表演和随时随地间离的独白，将人物与现实中的观众连接起来，看来导演并不想让观众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深陷在电影之中，这中间离更像是一中魔力的邀请，将欲以轻松姿态的观众邀请在整个庞大的时代之中，从而解除掉观众客观悠闲观望的条件，我望着你，你就要思考。
在电影都在追求两者之间契合时，《黄金时代》的这种方式注定成为一种先锋。
2.这种间离还表现在叙事时空上：
在剧情的前进和发展中，人物脱离情节与镜头对话，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是被搁置的，只有人物与镜头的交流。正常的叙事被暂时打断，让人忘记这是一个电影，这刚刚发生的剧情，这更像是听一个故事，来自于主人公萧红的朋友。
《黄金时代》票房上的惨淡昭示出大部分观众对于这部较先锋的文艺片的不待见，除了近三个小时的“不知所云”，还应该就是这种直接面对镜头间离的缘故。大众对于这种间离的分析很多是关于导演想更客观，不愿意得到一个影视作品创作出来的主观形象。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对此有别的看法。
《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在靠近文学，因为无论是主人公的文学意义，还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气息，这个黄金时代，文学是第一位的。因此这种直接与镜头产生交流的间离，更像是小说中的情节之外的评论和论述语言。小说中，除了剧情产生的主体描写之外，会有很多作者表达出来的非情节的论述语言，它不是情节描写，却和主题挂钩。
导演做出来的这部《黄金时代》整体可以看作一部小说，小说主体部分是电影的情节表演，而这种间离就是小说中作者的评论。这是形式上的统一，电影成为小说。
再有，这种间离看似使得观众离开电影，抽离出来，但这种间离何尝又不是一种假的间离呢？萧红的一生是靠文学与绯闻出名的，她太传奇，本身就像一部编排成的电影，她的一生都混迹在那些朋友之间，所以这种间离更像是世事飞转，云淡风轻之后，我们坐下来听和看萧红的那些朋友们说过往的故事。所以整部电影表现萧红传奇的一生靠的不仅是电影本身，还有观众。
所以，主体情节、“朋友”的讲述、间离造成的观众的围听，形成整体。虽然编剧李樯说，他刻意而为之这是一部故意扮演的传记片，这种间离是将历史观带进电影中。但我想，这种间离是有真真假假的意味的，意外的将观众连接起来。
这种看似任性的间离，或许也是导演的“心机”，大量的与镜头的交流，迫使观众进入情境，进行思考。
风云人物的故事总要有人听，否则风云人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导演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倾听，从而成全萧红的传奇性。观众与整部电影的关系，就像桥身和桥的支架，我们托起整部电影中萧红的人生。
我有时候觉得，像萧红这样的作家，活着的时候就受尽苦难，而多年之后作为后人的我们在阅读她的书籍和相关电影时，还在感受这种苦难。仿佛她们永生永世都与苦难有关，这仿佛已经成了一种“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