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中旬，一个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没想到，她所在的城市为应对新冠疫情，关闭了所有能做人流的诊所。她的大学课程也转到了线上，由于时间冲突，她只能减少在餐馆的工作时间，但这样以来，她连生活都困难了。她马上意识到，不能要这个孩子，所以她选择了自行服用堕胎药，给自己堕胎。这种药物的堕胎成功率大概有95%，在疫情之下的美国，尤为流行。一项研究显示，疫情期间，全美对堕胎药的需求增加了27%，而得克萨斯州则增加了94%。
以下是19岁的艾丝玛丽，口述用这种药后的堕胎过程：
那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吓得不行。赶紧上网去搜索能堕胎的诊所，可是一上网才发现，社交网站上到处都在疯传，说得州马上就要关闭所有的诊所了。当时我心想，完了，我堕不了胎了。
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心里怕得很，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我怀孕的消息传出去，肯定没人再找我干活了，可我要靠工作才能活下去。
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也越来越害怕，感觉整个美国所有的店铺、医院、酒店都在一个接一个的关闭。可我赚的钱只有那么一点，我上班的餐馆每周只让我工作10个小时，赚的钱根本不够自己的开销。而且我怀孕了，我怕自己感染上新冠病毒，一旦感染上，就会更麻烦。我没有车，所以只能冒着酷暑，走路去上班。
这就是我，一个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正式工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未婚孕妇。
很快，我发现能堕胎的诊所真的关门了，只有危机怀孕中心（CPCs）还在营业。当时我挨个打电话过去，看看哪家诊所还做人流，危机怀孕中心是唯一一个回应我的，但他们说：“我们不能做堕胎手术，但可以给你做超声检查，然后帮你想办法怎么处理这个孩子。”但他们实际只给你两个选择，要么送人领养，要么自己养。我肯定不会把孩子送给别人领养，因为我就是领养的孩子，被领养的生活并不好过。
但我现在也没有能力留下这个孩子，他们会说“我们帮你做这个，我们帮你做那个”，可我都不信，我有几个未婚先孕的朋友，听到的都是这种敷衍的话。一旦你的孩子出生，没有人会帮你，你只能靠自己。所以我很怕，如果真的没办法，就只能生下这个孩子了。
但中心的人一直劝我，“等生下来就好了”。我很想知道，如果要生，这件事我要去找谁帮忙？我去哪搞钱？我一个人怎么做产前预约？当时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危机怀孕中心，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无奈之下，我开始到处托人，看谁能带我去其他州试试。
几年前，我在一家诊所堕过一次胎。当时我先在诊所吃了一粒药，然后回家又吃了一粒。所以我就去找了那个当年帮过我的人，他不在得州，应该有办法。
虽然找了他，但我心里其实不报什么希望。但他们告诉我，可以带去得州的另外一个城市的诊所，如果那个诊所也关门了，就带我去别的州。
是的，我以前也堕过胎，所以我知道只要有诊所开门，就可以给我做人流。但如果我出了得州，谁知道要去哪个州才能做？我的家人都在得州，如果我去外地，就只能露宿街头了。我没钱住旅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但还好，他们在其他城市的一家诊所，给我预约到了医生，他们问我，“你想去诊所做，还是想自己在家里做？”
我说，我想在家自己做。
两个星期后，堕胎药才姗姗来迟。我可以肯定，邮寄速度被新冠疫情耽误了，所以一个星期后，我就让他们把第二份药寄过来。
等药来的那段时间，我在想“肚子越来越明显了，压力真的很大”。
后来我才知道，送给我的药，是他们从国外买回来，然后卖给美国境内需要堕胎的女性。
在美国，即使没有新冠疫情，很多州也立法严禁堕胎。
第一次堕胎时，我怀孕八周。孕八周和孕十周虽然只隔了两个星期，但实际差别很大。第一次堕胎，还没那么难受，起码我还忍得住疼。
但这次，实在太痛苦了。第二次药效发挥后，我疼的动都不能动，浑身发冷，连胃都跟着绞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堕胎结束，所以干脆带了毯子一直待在卫生间，这样可以随时去浴缸泡热水，也可以随时用厕所。
如果中心的人能帮帮我，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那时候我暂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但我没有告诉他堕胎的事。
当时我疼得满头大汗，整个头发都湿了，好像刚洗完澡一样。凌晨三点，我终于疼的哭出声来，而且我在不停的出血，鲜血浸透了三个产后护垫。如果是正常的医学人流，流血最多用掉两个护垫，可我用了三个还不够。
为了不吵醒朋友，我拼尽全力忍住钻心的疼痛，从阵痛开始，我咬牙坚持了整整两个小时。
但这时我几乎已经完全虚脱了，不能躺，也不能坐，我什么都不能做，意识里除了疼痛，全是一片空白。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就算有新冠疫情，我也只能去急诊室了，不然我可能会就这么死了。
我朋友这时候也过来了，他带我去了医院。
医院不算远，大概5分钟车程，但我感觉就像一辈子那么长。我手机也没电了，所以我没法告诉家人，那段短暂又漫长的时光，就只有我一个人。
进了医院，我发现自己忘带口罩了，那种情况下，我不可能想到这种细节。但我还是很紧张，医院的一切我都不敢碰。
急诊室医生看到我后，问我怎么了，需要什么帮助。可我根本说不出话，我紧张到无法呼吸，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刚刚自行堕胎了。我只记得我的胃还是很痛，所以我捂着胸口，一边哭一边告诉他们，我胃痛，我之前怀孕了，现在下面在流血。
我身高只有一米五，体重不到90斤，流这么多血，我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
当时接诊员不清楚我的情况，让我去喷一下手消毒液，我踉踉跄跄的刚走到手消毒液那里，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
医生发现后，给了我一把轮椅。这样起码我可以自由移动，但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还在出血，所以轮椅上，地板上，卫生间，全是红红的一大片。
后来医生给我输液注射吗啡，给我止痛。
躺在手术台上后，我就被麻醉了。只模糊的记得，医生可能在做手术，从我身体里取出没有堕干净的残余。
等我一醒过来，就用医院的电话打给我妈妈和兄弟姐妹们。虽然我不想告诉他们我堕胎了，但我还是想告诉他们，我在医院，希望他们能给我送点换洗的衣服。
我的衣服裤子都被血浸透了，我想换衣服，可是没有。
没人听电话。
直到清晨6:30，我才终于联系上我哥哥。他很快赶到医院，给我带了衣服和洗漱用品。但我现在不能接受亲属探视，所以他把东西拿给了前台，前台又拿给了我。
手术后，孩子的父亲开车送我回了家，但我没告诉他，我为什么去医院。
没有人知道我堕胎的事，但每个人都很关心我，问我病情严不严重。我妈妈打电话告诉其他家庭成员，我早上去医院了，很快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我的兄弟姐妹全都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样。我只好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我睡着觉，突然就开始肚子疼，然后就出血了。
于是他们就开始给我介绍各种药物，但很明显，肯定都没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我之所以不想告诉他们，是怕他们对我指指点点，怕他们看不起我，不站在我这边。这件事，我连身边的朋友也没有说。
最后，我想对那些关闭诊所、禁止堕胎的政客说几句，堕胎是一项基本人权。年轻的姑娘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如果那些政客还残存一点良心，就应该马上放开禁令，否则只会有更多的姑娘受到伤害。
背景介绍：2020年3月，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下令该州禁止堕胎，除非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在此一天前，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表示，堕胎不符合“基本”护理的条件，并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下令推迟所有堕胎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