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认同的公司化趋势对婚姻关系的影响

本文原创于2018年7月13日，首发于。

随着我们人类群体组织的形式越来越跨地域，跨文化，跨国界，也就是越来越公司化（Company-lize），这种趋势不仅很大程度的影响和改变了我们人类群居场所，也就是城市生态；也影响着人类传统的组织结构——家庭和婚姻。

公司化组织为什么会影响到婚姻结构？

我们看下公司化组织的几个特点。

首先，公司化组织是去文化背景，去国界疆界的。

也就是说，公司的组织可以跨越人类聚集群落的自然划分规律，以更高的视角选拔成员。这就像是高考一样，学校为了公平都会把名额分配到各个省，于是很多人在上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不同于自己地方的同学朋友。

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不同的文化贡献，在工作之前，我们先在大学接触到了。

其次，公司化组织是动态的。

这一点上我们的父辈甚至更早的前辈们，也是不曾经历过的。谁不是一份安排的工作做个大半辈子，怎么说至少也有个七八年。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甚至一两年就换个工作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应该是没办法理解的。但是对于公司的组织来说，只有铁打的营盘，没有铁打的兵。人员的变动和调整，对于一个公司组织来说，完全是按照输出的效率和客观的市场环境来决定的。公司就像是在食物链复杂的热带雨林里生存的某个物种，每个公司都要找到自己可以延续生命并且持续壮大的独门手艺，如果生存都出问题了，有多少个几个元老员工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流动性大原因是市场和效率导向的客观结果，个体有时候并没有可以完全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

再次，公司化组织是遵循商业规律的。

公司的存在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组织的结构由每个价值不同的个体组成，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利益是趋向于最大化的。在商言商，商业的利益既客观又残酷，但是对公司的整体来说（或者具体一些对于公司的股东或者大的利益团体）如何达到利益最大化是最重要的。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唯一准则的过程中，就很难避免破坏一些组织内的二级组织连接关系。比如小的以国家或者地域区分的团体；以兴趣相投而组成的团体等等。

婚姻关系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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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作为人类家庭的最小单元的缔结基础，已经持续了成百上千年。而人类面对已经传承如此之久的关系，似乎也在最近的几十年遇到了不适。

上图为欧洲过去四十年间的结婚率和离婚率的变化曲线。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对比数据和研究结论去论证两者的绝对关系。但是从数据来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逐渐走强，代表着全球化经济发达指数的跨国公司数量的增长曲线，也和离婚率曲线大范围内重叠。

当然，后者的曲线比前者呈现出明显的平稳波动趋势，也似乎隐藏着人类对传统文化和观念那种，既撕扯却又怀念的纠结和不舍。

过去的十年间，几乎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也催生了几大各项数据都可以跻身于世界城市前列的国际化都市。然而恰恰是在国际化公司融合程度如此高的城市环境中，如北京、上海以及深圳等的国际化都市的离婚率也长久居高不下。

前几天看过一个理论，大致的内容是：人类的很多制度的底线，都是通过宗教习俗，或者伦理道德来界定的。这种制度底线诸如：婚姻是一夫一妻制；或者说，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合而成。但是例如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已经遭受到伦理道德逻辑推演的挑战：为什么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不可以结婚？甚至，为什么不能是两男一女，两女一男结婚？于是结论就是：人类需要通过非科学，非逻辑，非理性的宗教，或者道德，来划定某些制度的底线。而这种底线的划定方法没有绝对的科学依据，也不应该有。

我们可以通过对宗教和传统道德底线的反复讨论去得到不同的答案，虽然制度未必会很快随之改变，但是似乎随着客观环境的影响，某些制度的确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婚姻所规定的无论生老病死，不离不弃的誓言与承诺，在越来越多的情侣或者夫妻中，不仅持续遭受着时间的自然考验，也因为当事人身处在一个越来越没有文化界限，越来越低成本的可以接触到新人；越来越讲求高效率的工作环境；越来越讲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结构和文化环境当中，不得不花更大的努力，去抵御此类思想的持续冲击。

这种新的组织关系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宗教”，新的“文化”，甚至拥有自己新的“国度”，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人类应该很清楚：历史的车轮在不断的前进。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改变的事情，会在某个时刻改变；那些我们认为永远会维持下去的事，也会在某个历史时刻，戛然而止。我们能做的，恰恰不是去预测这个时刻是否会到来，而是真实面对于我们的当下，面对选择和我们在一起的人，好好的见证每一天。

真诚和客观的对待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几乎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正确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