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祭惟见生刍，隐绝亦留行痕；明哲保身誓不仕，半隐济世善独身；执言祸世出桀纣，旁门有道亦右途;三蓬之下有冤魂，言而后死亡谋臣；河流腾涌入江海，诸水出入响回澜。
《水经注》说：“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北过赣县东，《山海经》曰：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注于江，入彭泽西也。”秦置南野县，野一作埜或壄，治今江西省南康市西南章水南岸，两汉属豫章郡，西晋属南康郡，隋废入南康县。至于南康县，西晋以南安县改置，属南康郡，治所在今江西省南康县西南一里，后迁今南康县。至于豫章，西汉初期建豫章郡，治南昌县，隋罢置洪州，又改南昌县为豫章县，“豫章”单指南昌一县，唐改钟陵县，“豫章”遂成南昌之别称。至于赣县，西汉时置，属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省赣州市西南蟠龙镇。至于聂都山，在今江西省崇义县西南，《明一统志》说：“在（南安）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相传昔有聂姓者开都以居民，故名，其山出矾。”至于崇义县，明正德十二年，即1517年由大庾、南康、上犹三县析置，属南安府。治所即今江西崇义县。至于彭泽，即今鄱阳湖，在江西省北部，又名彭湖、彭蠡，汉代始置县，在今江西北部。
《水经注》说：“赣水又北历南塘，塘之东有孺子宅，际湖南小洲上。”南塘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北通东湖。《舆地纪胜》说：“（东湖）在郡东南，周五里。后汉永平中，太守张躬筑塘，谓之南塘。”至于孺子宅，《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环宇记》云，徐孺子宅在洪州东北三联单里。《洞仙传》孺子少有高节，追美梅福之德，仍于福宅东立宅。孺子台在州东南二里。《舆地志》，台在东湖小洲上，郡守陈蕃所立。南唐徐廙续《豫章志》以孺子宅在州东北，陈蕃为迁于南塘东百步。湖南际小洲。是郦氏就后迁之宅言也。在今南昌府治之南湖。”至于孺子，乃东汉名士徐稚之字，豫章南昌县，即今江西南昌人，屡拒朝廷征召，终生不仕。《水经注》说：“太原郭林宗有母忧，稚往吊之，置生刍于庐前而去。众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诗》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生刍亦谓“生蒭 ”，即鲜草，此处指吊祭的礼物，唐代杨炯作《泸州都督王湛神道碑》也说：“生芻一束，泣血三年，不踰圣人之礼，能行大夫之孝。”
《后汉纪校注》说：“（郭泰）高雅奇伟，达见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异士也。”郭泰乃太原郡介休县，也就是今山西介休人 ，字林宗，东汉名士，介休三贤之一。《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说：“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黄琼乃江夏郡安陆县，即今湖北安陆人，东汉名臣，官至司空、太仆、司徒、太尉，遍历三公。 无独有偶，《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又说：“稺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稺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稺乃徐稚，二字同通，故《文简集·卷三十八》说：“徐子高士，居贫食力。贞介益固，明哲允迪。君子道丧，群邪煽凶。我怀其人，冥冥飞鸿。”
《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说：“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建宁乃东汉灵帝刘宏的年号，即168年。陈蕃是汝南平舆，即今河南省平舆人，东汉名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汉灵帝即位之后，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与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宦官，事败而死。故郭泰在野地里痛哭，忠贞之人遇害，国家就像花草树木凋谢、枯萎。郭泰还借先秦诗歌《正月》说：“见乌鸦将止息，不知道要飞落谁家屋檐头？”169年，郭泰死于家中，时年四十二岁，《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又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郭泰曾被太常赵典举为有道，即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也是汉代举士科目之一，所以后世称其为“郭有道”。郭泰去世之后，四方之士千余为其送葬，东汉书法家、蔡文姬之父蔡邕为逝者撰写碑文，且评价甚高。《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则又说：“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核论”即“覈论”，也就是言论深刻也忠实，故唐代李贤注：“覈，犹实也。”只是郭泰针对危言“不为核论”，《汉书·贾捐之传》说：“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 颜师古注：“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 如此以来，郭泰“不为核论”就有避危言而自保之嫌。所以《后汉纪校注》又说：“此子神气冲和，言合规矩，高才妙识，罕见其伦。”晋代袁宏作《后汉纪校注》，记述的是东汉大将军掾韩卓之语，仅从“规矩”二字可见端倪。所以《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论曰：“（郭泰）然而逊言危行，终享时晦。”
只是《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说：“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太学诸生三万余人最推崇郭泰和太学生首领、党锢之祸受害者贾彪，对名士李膺、陈蕃、王畅也褒扬有加，且言李为天下楷模、陈不畏强权、王为天下俊秀。于是，争相褒贬相互推崇，自公卿以下没有一个不畏惧贬议的，往往鞋子没穿好就互相登门造访。《中国史稿》说：“东汉后期，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腐败，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对当权的统治者不断地发出抗议，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叫做‘清议’。”依据《资治通鉴》之言，郭泰并非缄默或避核论危言以求自保，游太学参与清议必有言行，所以太学生们颂李褒陈、王，引起公卿以下朝臣相互勾结、攀比以求赞语成风，其影响之巨令人啼笑皆非。所以金代刘祁作《归潜志》说：“朝政混乱，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袁安、李固、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
《后汉书》所载与《资治通鉴》之述显然矛盾，只是郭泰一味地“不为危言核论”，那“徒议于野”又何以“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呢？有论者说，郭泰不仕不隐，可其具有济世情怀。所以翦伯赞作《中国史纲》说：“反宦官政治斗争先锋的知识青年（即太学生），其领导之一就是郭泰，在政治斗争中积极表现，他一方面与诸人在太学中进行政治斗争组织、宣传，另一方面又从社会上吸引小所有者的子弟进入太学，以扩大自己的阵容。”《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就说：“（郭泰）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又说：“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司马光议论郭泰不避讳其明哲保身的处世之态，且还赞扬亦不出仕而隐居治学的申屠蟠为识时务者，其回头时间之快足见其远见卓识，且常人所不能及！而郭泰、申屠蟠言逊而求自保也事出有因，东汉党锢之祸致使政治昏暗、朝纲紊乱，直言者不只“身被淫刑”，还“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岂能不避之求生乎？所以《论语·宪问》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余作文随文脉而引用史料，不免有时间上的冲突或颠倒，可细究郭泰之生存轨迹，其出世与入世之变必有前后之分。郭泰早年师从东汉大儒屈伯彦，博通坟籍，必定影响其处世思想，可党锢之祸致使士人遭戕，不得不改弦更辙。所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说：“与党人乱中求治相对的是，郭泰一类乱中自保之人，为了保身而避谈国事，如此行为选择的背后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准则。”
《全晋文·卷二十》说：“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诞膺一德，藏器高栖，确尔特立，贞一足以制群动，纯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当之矣。”所以《水经注》说：“桓帝问尚书令陈蕃：徐稚，袁闳谁为先后？蕃答称：袁生公族，不镂自雕。至于徐稚，杰出薄域，故宜为先。桓帝备礼征之，不至。”较之于郭泰，徐稚是个绝对的隐者。《朱子语类》说：“汉儒专以灾异、谶纬，与夫风角、鸟占之类为内学。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义理之学为外学。”朱熹站在学术角度评价徐稚，是否公正此处不议，可孺子乃东汉大儒不虚。有论者说：“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老，或老、庄思想，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继而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思想更为恰当。”只是隐士不过形成一种文化，而道家自老庄之后逐渐成就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如此以来，东汉时期的隐士能践其行，道家思想的动力要大一些。儒与道有隙，却也相融相倚。只是徐稚始终以隐者自居，背离儒家入世之道，较之于不仕不隐的郭泰来说，至少令圣人失望。圣人之道，尤其是自董仲舒之论盛行之后，再有《白虎通》成为行为规则，固然有可弃可挞之处，可弃儒从道，站在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角度来说就不可取了。“达则兼善天下”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与《太史公自序》所言之“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契合，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处世之道，郭泰避世而不弃世恰合圣人之道，如此说来其可赞矣！只是行文至此当重提司马光之语，《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说：“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天下有道与无道可言人祸而非天咎，入世与出世却不为人所愿，故汉代刘向作《列女传·鲁公乘姒》说：“不达人事而相国，非有天咎，必有人祸。”如此以来，徐稚所为亦不当出不逊之言矣！
《水经注》说：“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
《水经注》说：浙江又东迳余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立为县。只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秦县属会稽郡，汉因，后汉属吴郡，吴属吴兴郡，晋、宋、齐、梁因。据下陈浑事，新县指浑移筑之南城言，故县即今县治，在苕溪北。新县在苕溪南，则是苕溪迳故县南，新县北也。《注》以为浙江，误。”苕溪系水名，有二源：出浙江天目山之南者为东苕，出天目山之北者为西苕，两溪合流，由小梅、大浅两湖口注入太湖，夹岸多苕，秋后花飘水上犹如飞雪，故名。郦氏与杨氏所处年代有异，《水经注疏》勘误当有实据，所以依守敬说。至于新县，《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集解》引顾夷曰，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御览》一百七十引《吴兴记》，始皇三十七年，将上会稽，涂出此，因立为县。”至于新县之名古来存有争议，《水经注》又说：“王莽之淮睦也。”只是《水经注疏》说：“何焯曰：进，宋本《汉书》作淮，俗本误。全云：义门之言是也。《梁书》，刘神茂反侯景，拒谢答仁于下淮。《陈书》，留异出下淮抗御沈恪，皆其地，改作淮。赵戴改淮。会贞按：《方舆纪要》，下淮在桐庐县东五十里，与富阳接境，非余杭县地。守敬按：残宋本、明朱本并作晋睦，晋、进音同，究难定为孰是。”依《水经注疏》勘校之说本进睦县，有史料说：“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即9年，改余杭县为进睦县，故治在今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东汉建武元年，即25年复名余杭，属吴郡。”
《水经注》又说：“县南有三碑，是顾扬、范甯等碑。”郦氏所言之“县”，依然本其说为新县耳。《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书钞》一百二十九引《晋中兴书》，言顾扬为馀杭令。”至于范甯，即范宁，南阳顺阳，即今河南淅川县李官桥镇人，东晋经学家，徐兖二州刺史范汪之子，范晔之祖父。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即647年，范甯始从祀于孔庙。《清史稿·志五十九》说：“郑众、卢植、服虔、范甯守一家言。”郑众、卢植、服虔都是东汉经学家，唐宋时期，郑、卢二人就配享孔子、从祀孔庙。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皇帝下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分别为肇圣、裕圣、诒圣、昌圣和启圣，且更启圣祠为崇圣，肇圣位中，其余分左右和次左、次右，配飨从祀如故。雍正二年，皇帝以奉神主祭献的礼仪于神庙祭祀诸位贤人，有废除的有恢复的，过去缺少的应加上，至于谁应当配享崇圣的祭祀礼仪让朝臣们查核商议。皇帝认为范甯等人守一家言，其他诸儒是否符合条件应当再议，最终确定恢复祭祀的人有六位，范是其中之一。
《晋书·卷七十五》说：“温薨之后，始解褐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温者乃桓温，东晋权臣，官至大司马。范汪曾任东阳太守，故称范东阳，范甯之父，东晋大儒，与桓温有过节，后世不得志。桓温死后，范甯方去布衣为余杭令。《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又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郑玄乃东汉经学大师，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儒家经典。《晋书·卷七十五》又说：“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王姓，东晋宰相，范甯的外甥，直谏罢黜之，舅甥遂结怨。王国宝与东晋宗室、权臣司马道子合谋谗间毁谤，范甯由中书郎改任豫章太守。范晔追述祖父，言其慕郑玄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连仲尼之门徒都不可及，亦赞范甯承先哲之学风，研究、传授先儒经训也孜孜不倦。《晋书·卷七十五》又说：“初，宁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谷梁传》其名有“谷”、“榖”，后世以前者为恰，意为百谷之合称，又称之为《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系战国谷梁赤撰写的儒家经典，至于《晋书》所言之《春秋谷梁氏》亦通顺。《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初，《谷梁传》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方成书。古来先哲对史籍注、疏、集解或正义或索隐，皆为注释或考证以求完美，所以范甯作《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又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又做《谷梁补注》。《春秋谷梁传序》说：“（孔子）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范甯为《春秋谷梁传》作序，述圣人作春秋之由，却亦赞其为师者之师，所以雍正皇帝赞范“守一家言”。
《晋书·卷七十五》又说：“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王弼乃山阳高平，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何晏系南阳郡宛县，即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玄学家。范甯认为魏晋玄学之兴起，致使时人以清谈为尚、视玄理为宗，儒学日渐颓废，王弼和何晏就是罪魁祸首。所以范甯著《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且直书立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所以雍正将郑众、卢植和服虔置于一处并谈，且定为一论。范甯还言王弼、何晏之罪绝于桀纣，理由是二人贪图浮誉，凭借富贵人家的傲慢与荒诞，画魑魅以为机巧，煽动世人以不拘礼法为习俗。如此以来，王、何二人就罪孽深重。范甯则又说：“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郑声乃郑乐，乐自然是礼乐，至于“利口之覆”，无异于殷败周衰，所以君子读《春秋》必没身不殆哉！
陈寿作《三国志·王毋丘诸葛邓钟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王弼少时好老子，却非范甯所言其视圣人之道为粪土，《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王弼评孔子与圣人之别，尚未及弱冠之年，有人问无是万事万物之源，圣人却不说，而为什么老子讲个没完，其言圣人知道无难解释才不说，而老子没体味到有的境界才无休止地说无。如此以来，王弼就不是一个绝对反儒者，且将孔子置于老子之上，可见拙见不虚。《四库全书总目》说：“《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纪晓岚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绝不会虚言，其所言之“汉儒”乃沉迷于谶纬之道而将儒学异化的儒生们，王弼趁后汉时期儒学颓废之机“自标新学”而攻之，亦是反范甯之说!谶纬之学是两汉时期将经学神学化的一种儒家学说，以古代河图、洛书神话、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作为理论依据，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自汉哀帝、平帝至东汉时期，出于官方极力倡导，再是儒生们随声附和，谶纬之说遂盛行于世，继而成为官方学说。《彖辞》说：“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易·说卦传》说：“乾，天也。”乾为天，刚健中正，象征龙，即德才两全的君子，又象征纯粹的阳和健，表明兴盛强健。乾卦依据万物变通之理，以元、亨、利、贞为卦辞，示吉祥如意，教导人遵守天道的德行。所以王弼之说大讲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关联，且强调以刚健之德性统率其形体方能居万物之首。王弼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之说，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赞其立新说排击汉儒。有论者说：“王弼抛弃两汉‘天’主宰万物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借用老子的‘道’与万物管辖的体用式的思维方式，为儒学重构了贵‘无’论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借用‘无为’的理念，提出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发挥其正常及对打效用的方法；准确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之后，重新理解了儒家经典《周易》，其目的是借用道家思想为儒学张目，也就是援道入儒。”
至于何晏，《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五》说：“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此亦为范甯之言，且依然将王弼与何晏并论，其言王、何二人“弃典文，不遵礼度”自当提及魏晋玄学。魏晋时期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所以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被视为“玄宗”。魏晋玄学的兴起不弃王弼、何晏，也不能忽视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任何一种社会思潮之兴起都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王弼之徒援道入儒只是一种手段，而醉心于清谈、不拘礼节的嵇康之徒恰是其冠以“名教与自然”的理由，可其终极目的是以变通之法挽救颓废的儒学。王弼寿短，何晏也死于太傅司马懿的刀下，至于奏响广陵绝响的嵇康更没逃过司马家族之手。范甯批王、何自有己见，此处不赘述，却不能不言其论之谬也。只是不能不再用鲁迅先生之语，其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表面毁坏礼教的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鲁迅先生评嵇康、阮籍之徒其出发点与范甯之说南辕北辙，而余评说必不弃苕溪，且瞻前顾后，去异说而力存正解，儒脉曲折，当用中庸之道度之，“叩其两端而竭焉”岂不善哉？
《水经注》说：“浙江又东北迳重山西，大夫文种之所葬也。”此处之“浙江”系古水名，也就是今钱塘江。《水经注疏》也说：“赵云：按《史记·索隐》韦昭云，浙江在今钱唐。浙音折，晋灼音逝，非也，盖其流曲折，《庄子》所谓淛河，即其水也。制、折声相近。会贞按：《水经》，渐江水出三天子都，《海内东经》浙江出三天子都是渐江，《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制、折古字通。《庄子》之淛河，乃浙江之异文。《史记·秦始皇、项羽本纪》并作浙江，与《山海经》同。”三天子都即今安徽黄山山脉之古名，西起祁门、黟县，以黄山市区为中心，东连歙县、绩溪等地，横亘在皖南山地的中枢，是长江下游与钱塘江的分水岭。至于文种所葬之地，《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文种葬种山，一作重山。”《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也说：“种山者，句践所葬大夫种也。楼船卒二千人，钧足羡，葬之三蓬下。”张宗祥校注：“《汉书·贾山传》‘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注引晋灼曰：‘东北人名土块为蓬颗。’此言葬之苟简也。”越国大夫文种死前留有遗言：“后有贤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后世。”三蓬释义为犹言数抔土，亦合张氏之勘校、注解。只是仅凭“钧足羡”三个字可知，越王勾践没有草率又简略地葬文种，何况，其还动用了楼船卒二千，那三蓬也就不是小小的三抔黄土。《舆地纪胜》则说：“（卧龙山）府治据其东麓，越大夫种所葬处。”卧龙山即今浙江绍兴市城区西隅府山，清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更名为兴隆山。《吴越春秋》则又说：“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只是元代徐天祜注曰：“西山即卧龙山，又名种山，一曰重山。” 《太平御览》说：“种山之名，因大夫种，以语讹成重也。”南宋建炎五年，即1131年绍兴始称府，府署设于卧龙山麓，遂称府山，又因位于城西，亦被称为西山，至清代又改名。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种止勾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勾践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前496年，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阻执意发兵吴国，结果只能率残兵退守会稽被吴军围困。文种献策利诱吴国太宰嚭，吴王夫差信谗言，不听从伍子胥灭越之谏言放虎归山。文种亦名文仲，居春秋末期楚之郢，即今湖北省江陵附近，后定居越国，与范蠡联袂助越王勾践灭吴。只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范蠡功成身退，且劝说文种随之。文种不听范氏之言，可其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欲作乱，越王勾践遂赐剑令其自裁，其理由是灭吴之术用三余四不可留也。《越绝书》说文种伐吴有九术，《东周列国志》则与《史记》同言七术，后世作史多出入，可其献术于越王灭吴不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出言之后身体力行，且以书信劝诫文种，理由是越王勾践阴险狠毒像长颈鸟喙，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共乐。有人说文种自恃功高又贪恋权贵才死于非命，而司马迁坦言其死唯缘于越王勾践残忍的背后是不惜冤杀功臣以维护王权。只是《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说：“太宰嚭遣大夫种书曰：‘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大夫种受书读之，太息而叹曰：‘杀之，越与吴同命。’”嚭者乃吴国伯嚭，夫差任其为太宰，越灭吴之后为勾践所杀。“吴”与“吾”本无通假之例，可有人说王先慎谓“吴”当为“吾”。王先慎乃湖南长沙人，清末官教谕，著有《韩非子集解》，其释义倒也合乎情理。只是文种不像太宰嚭利益熏心祸乱吴国，深知兔死狗烹之理，却依然一心事越，遂杀掉送信的使者，决心与越同命。所以《吴越春秋·勾践伐吴》说：“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勾践问大夫文种相国范蠡是个怎样的人，其言仁、忠、信，且道出了范之忧。文种生年不详，其死后七年孔子才离世，二人当置身于同时代。文种之言甚合儒家行为思想或道德规范，《礼记·乐记》就说：“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 郑玄注：“五常，五行也。”郑氏所言之“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至于“五行”，乃金、木、水、火、土。郑玄释义“行”又说：“行者，顺天行气也。”不赘述郑氏之论，再说文种之遗言，其曰“自章后世”未过其实。如此以来，文种之死也就有了新解。
只是有论者说：“赵晔在继承《史记》的基本叙事框架下，对文种进行一番儒家化的改造，在其身上隐隐寄托了王道政治理想，这使得文种之死在君臣权力矛盾之外，多了王霸之道对立的意味。”《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赵晔系东汉史学家，乃会稽山阴，即今浙江绍兴人，作过县吏不得志，遂弃官去蜀地拜杜抚为师学韩诗二十年，有《吴越春秋》传世。杜抚乃犍为郡武阳，即今四川眉山彭山区人，师从东汉博士薛汉，《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后归乡里教授，沈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至于《韩诗》，乃西汉儒生韩婴为解《诗经》而作的《内外传》，后成就韩诗学派，之于后世影响至深，且追随者甚多。又有论者说：“而《吴越春秋》依傍正史，兼采异闻，有许多的演绎成分，虽有史料，然近乎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吴越春秋》则说：“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杂记亦作杂纪，指正史以外的史料，包括记载异闻逸事等笔记。姚华作《论文后编·目录上》说：“史传之外，别有托传，始东方朔；有行状，始胡翰。碑志杂记，皆其遗裔也。”如此以来，赵晔作《吴越春秋》就是半真半假，只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种见书，称病不朝。”“书”者乃范蠡给文种的书信，说出其该离开越国的理由却未凑效。文种是不是真的贪恋权贵而与越同命，司马迁没说，赵晔作《吴越春秋》也没有说，却道明其不去当缘于与越王对话，言勾践只知臣勇，而不知臣仁、忠、信。如此以来，当取《吴越春秋》之“真”，方能正解文种之死。《吴越春秋》就说：“尽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获罪。臣非敢爱死不言，言而后死，昔子胥于吴矣。夫差之诛也，谓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范蠡亦有斯言。”要是赵晔此处不虚，文种与越王勾践的对话就不假，那“种遂自杀”也死得明白，否则，“葬之苟简”的三蓬之欲又有何益哉？
《水经注》说：“浙江又东注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