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

--简述中国乡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推动力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出路。农民起义是这样，乡村教育的产生也是这个理，。封建时期，社会本没有从地域上区分教育，只有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但废除科举之后，历史变化节点中也就慢慢催生了“乡村教育”。

《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所谓历史变化节点，就是其“穷"之所在。“穷”于兵祸天灾下的经济萧条;也“穷”于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喘不上气。帝国主义列强百般欺凌，北洋军阀统治黑暗腐朽，中华大地山河破碎、风雨如磐。面对外来资本侵略，国家的经济利益、领土完整、尊严都受到严峻挑战，民族危机日益凸显，再加上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勾结使得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境地，广大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般的生活。1840年以后的中国，积贫积弱、战乱不已，不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从洋务运动到戊成变法，-代代仁人志土为救国救民前仆后继，虽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势力，但始终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生态平衡、人地关系，加快了农村的衰落凋敝。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且有80%农民，农村面积占比大，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同时也因为我们长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其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之薄弱，才使得农业的萧条、农村的凋敝、农民的贫穷,“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

事实上，农耕文明孕育下的中国人身子骨里本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逢山搭路，遇水架桥”，危机挑战之处，必是出现新机的地方。此之为“危机中育新机”，也是乡村教育产生的大背景。

农者，天下之本也。那又为何知“变”，何处寻"变”，以缓"三农“矛盾 ，以救中国?答案当然是教育。不可否认，西方在掠夺我们的同时，也让众多革命家、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科技、制度等的先进，而此种种，皆可归结为西方教育的内在动力而得。所以，在帝国主义剥削不已、内战频繁、经济萧条，“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危机中，在西方教育运动的启蒙下，在日本重视教育的明治维新的崛起后，中国人民意识到:要救国,必须兴教育,走教育兴国，科技兴国之路。也因此，教育界、社会.上掀起了持久有效的“教育救国”的社会浪潮，作为广大农民的养育地，乡村教育应运而生。

且先不论西方不同教育运动传入对中国乡村的教育改革之影响,先把目光投之于当时乡村教育现状及其在外来影响下的教育实践情况。其实，论之教育，虽然已经废除了科举，但在广大人民心中，读书仍然离不开“权势”与”名利"”。或许是因为古人穷怕了，受压迫怕了，教育成了他们改变自身命运、更是改变家族命运的最后-根稻草。 当看到西方之优势面，难免会误入全盘西化之中。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乡村教育”的存在是为了与上层社会接轨，为了往.上输送知识性人才，“乡村教育”教的不是乡村所需、农民所需，这种教育与生活的错位无疑会导致学生忽视乡土、远离乡土，更遑论回报乡土,改变"三农”困境呢?

当然，吸收、借鉴、消化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后，当时的乡村教育家也意识到了生活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等的作用，因此，王拱璧从改造旧农村开始、创办了新农村乡村自治的“自治青年村”;雷沛鸿投身民众教育、成人教育、创办国民大学;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与农村教育的结合;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以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之为“变局中开新局”，也是乡村教育探索过程中的背景及推动力量。而至于其是否"通”、“达”，还得看具体实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