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史籍的源流，要以尚书和春秋最古。章学诚（1738-1801）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古人未尝难事而言理，六经皆是先王的政典。龚自珍（1792-1841）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易经是卜筮的史，书经是记言的史，春秋是记事的史。国风是史官采自民间的诗而要付之司乐的，雅颂是史官采自士大夫的，礼记是一代的律令，皆归史官守藏。这样看来，都是与史有缘的。参证后来把会典、通典、通考各种专记律令文献的著作，也例入史籍，适足说明我们要研究社会全面文化的时候，自然会扩大史料的征集范围。否则，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里。无论如何，依今日图书分类愈趋精密的眼光来看，尚书和春秋，总该是上古的珍贵史籍。
自从汉代司马迁作史记，班固父子作汉书，一般人的观念中便有经和史的分辨。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风气大开，诗赋杂说，论著更多，汇存的书籍越来越丰富。本来根据内容把图书分类列为七略，到了晋时又有四部的划分。把兵书、方技、术数并入子部，诗赋归入集部，成为经、史、子、集四部。这种分类的意义，好像是说，经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迹象，子是个人发掘的理性，集是个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现。经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铸成东方文化注重通贯综合的学术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摄并存，蔑视抽象的分派对立，技艺在学术上不被尊重，于是文人学士把经史缠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开。一直传沿到清代乾隆开馆重整四库，分类仍然照旧，史部中罗列了十五类子目，而方志只有150种。史籍虽然很多，后人却终不能整编归纳成一部完备而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和文化史。试看民国十九年瞿兑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叹道：“吾国人之不能认识了解吾民族性者盖有由矣，无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体社会活动之迹，而徒措意于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犹乎吾曹今日但知环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动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远者其思想行动乃胶附于数百千年之前而少所变也。”又余绍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说：“今者国史之业，既无专司，而著作体裁亦宜略变。必当参用通志之例，广载各地方社会情形，而不能偏重于中央政治，乃事理之当然，亦时势所必至，若是则有赖于方志者益多。近世以来，政治凌夷，虽屡变而不能中理合度协于人情，国事臲卼，职是之由。”这样看来，我国累存的史料确是不少，可惜史学研究上还待重行检讨哩！
唐宋以来，史籍的编纂却也演进许多，官修的演化为编年体的皇家实录、纪传体的正史、有关礼法的会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纪传体的正史、别史、编年体的通鉴、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属于典志的通考、通典专史，体裁和内容都有进步。史学上也诞生了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刘知几（661-721），他取诸家所作的史籍，阐明义例，商榷利病，遗存传世的有史通一书，独具评论性。另一位是章学诚（1738-1801），曾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过毕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视方志，亲历其事，而又提出具体建议的第一人。这两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学硕彦。
人类自从有了时间观念，再也斩不断过去、现在、未来的锁链，这是历史兴趣的根源。有了空间观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识。生活演进，使文物制度日渐繁复。历史的探讨便由几何直线扩展到横面的伸展。中国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气候不同，先前的交通远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凭少数人编纂的国史，显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会全盘现象。地方志随时代前进，倡于明代，盛于清代，现已成为史籍中的要角了。这便是我们要介绍方志的缘由。
方志自从明代提倡编纂，清代便昌盛起来。托庇于国学首先注重经史，再加文史素来兼顾的余辉，早年馆库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准。其实，在政府的通令鼓励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业业，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资信实的，并不限于官府的藏本。据朱士嘉统计：清代编成的地方志有4655种，康熙间完成1286种，乾隆间又有1024种；直隶最多，有403种，四川、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种以上。他在1930年统计我国方志便有4912种；1935年统计总数为5832种，93237三七卷，1938年又查知730种，1958年再查知700种。这样，总数就达到7262种。比起正史来，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凭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浏览一遍的。但是我们原也不必去做那种迂事 。只要知道这是历史方面还未开发的山林，可以发掘的宝藏很多。现在试依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纪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人物、艺文、金石、古迹；便知方志内容广泛，而且它的取材，来自档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实的。真正说“以校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而已。这是说地方志在数量和内容方面也成为史籍中的要角。
民国十九年瞿兑之出版方志考稿，赅括江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旧志沿革、卷数目次，并且辨体例，评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科，是辅导研读方志的文献。此外，民国二十年故宫所藏方志编目刊行，二十二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承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合并之后，藏有方志三千八百余种，也编有目录。二十三年朱士嘉编中图地方志综录，罗列了五千多种。朱士嘉在北平所见的不过三千种，后又访得上海涵芬楼直省志目，徐家汇天主堂藏书、金陵大学、南洋中学、中山大学诸书目，并知王绶珊藏有一千多种，又索得美国国会图书馆方志简目、日本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日本帝国图书馆等志目，遂完成了蔚为大观的综录。令人惊异的是国外的巴黎和越南的远东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也藏有我国的方志，国内的教会校馆更对方志发生兴趣，这个时代的中西史学精神也就可以窥见一斑。
我国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于史料的体例形式，精神已堕入治乱衰替的环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释人性各方面活动史实。但是今日经过科学洗礼以后，我们要弄清楚几点：㈠凭藉文字和古物研究历史，并不能使过去的事实完全再现。再说每件历史事实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现的，仅是依靠我人的经验和直觉。㈡科学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现，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学上就不简单了，我们要尽量注意它的特殊面。㈢现代史学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艺术以至文学方面应有广泛的研讨。㈣历史研究者须有哲学的气质，参用科学的方法，获取艺术的成果。㈤对史实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释，只能做一个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历史学者。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中国历史在传统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还有一种家谱是氏族性的史料。这方志与家谱，足可帮助史家分别根据人、时、地、物四个因素来研究事态的始末，展开崭新的历史叙述。为了适应时代需要，树立清晰而有系统的概念，我们把选印本方志丛书的范畴，暂定为乡、县、府、郡、行政区的地方史，及各种叙一物一事的专志等（如泸水志、庐山志）。地方志、县志 可参考http://www.steamcuba.com/652.html
明清以来，方志成为地方官参照施政的要览。若说依据方志便能了解该地的全情，未免过于夸张，所以研读方志只能说有助于了解一地的过去情况，提供历史专题研究的翔实资料，而且要从多种方志去探求同一节目，效果就高得多，现在把方志的功用，试述几个实例如下：
（一）朱彝尊《日下旧闻》，陆心源《宋史翼》，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大多系由各种方志取材。
（二）陈垣的《元人也里可温考》，据至顺镇江志而作。
（三）张亮丞《菲律宾史上的李马奔（Limahong）真人考》，据闽粤方志而成。
（四）日人桑原骘藏作《蒲寿庚事迹》，援引闽方志多种。
（五）日人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何炳棣《中国人口论》，皆据很多方志的资料。
（六）专从物产而言：乾隆时《丰润县志》记载，扇子本为朝鲜进贡大臣随员售来民间，但品级低劣，不为一般人喜爱，丰润人利用竹枝、风景、花鸟画改良后，风行一时。这是涉及朝贡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国的早熟稻种。
（七）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详载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筑堤的经费、征工等资料，可供稽考。
（八）地方赋役的负担，也可从方志比较轻重。
（九）往日的水陆交通、驿站距离，也可查知考证。
（十）乡村市集、地方商业、对外贸易、典当、矿业，皆可在方志查考。苏州府志有论孙春阳杂货店的记述。高阳县志论棉纺工业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及各地市场情况，直叙到其后的衰落。这是工商荣衰递变的史实。
（十一）章学诚《永清县志》对县衙组织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资料。
（十二）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学、义学、书院、学田、科学应考生的旅费等，也可从方志查考。
（十三）风俗、节日、寺院、坛观、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丰富的记载可资考证。
（十四）少数民族如苗、瑶的风俗，方志记载也很可靠。
（十五）历任地方官的姓名、科举名录，更是考证上的极好资料。
地方志、县志 可参考http://www.steamcuba.com/652.html。从这些功用看来，方志确也含有一部分地理资料。乾隆四库全书把它列入史部十五个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这个原故。到此，我们也要叙一叙方志的起源。有人认为汉袁康的越绝书，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图经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据起来，由隋炀帝诏令天下各郡上呈当地风俗习惯及地图，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报人口一次，宋代又令闰月的年份要编图经上呈朝廷，皆是图经进展的实迹。宋代的志书已增列人物艺文，但遗存的很少。元代创边一统志，明代修纂一统志，因而征求各省志书，方志的型态渐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国继续修纂，有些省区曾急迫地限令于六个月内完成，内容自然就不免浮滥的讥评，所以刊本虽多，选读的时候还需思量一下。本社致力于影印中国文史社会科学名著有年，此次选印的方志丛书，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观点，精选善本影印发行。更进一步，倘若国内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愿收入这部丛书，以贯彻素来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
何光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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