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

所谓封建就是封侯建国。这个目前讲得最好的了。

例如，周公的后人封于鲁，姜太公的后人封于齐，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建国。建国就经济而言，就是集体开垦。这是“封建”的积极意义，周朝大一统就是如此维持的。此与西方所说的feudalism（封建）不同。西方所谓的“封建”是罗马大帝国崩溃后，原先统属于罗马帝国的势力就分散为各地方的势力；而中国所谓的“封建”则是向上集中于周天子的各地方势力。二者的意义是不同的。

　　在集体开垦的情形下，人民没有土地私有权，就井田制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可是，这制度随着每个小侯国的滋长壮大、社会的繁荣、人口的增多，不能够永久维持。到了战国时代这个形态就要转变了。所以就政治上讲，废封建，立郡县是必然的。封建是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大夫，因此土地的所有权分别属于侯、大夫等，这些土地就成了他们的采邑。政治上的废封建就是把封建制度废去而将采地从贵族私有手里拖出来使之成为隶属于中央政府的郡、县。郡、县是客观的政治单位而不再是贵族的采邑。当时政治转型的第一步就是转采地为国家的政治单位。

废封建，立郡县是政治的转型，而废井田则是经济的转型。这简单的几句话，意义深远。贵族的制度发展到战国时代就结束了。

在经济方面，井田制是跟着封建制度之集体开垦而来的，人民只有耕种权而没有土地的私有权，而且生活全都局限在井田的范围内，虽然三年一爰田，但分配、更换权在贵族手中，人民须将中间百亩之耕种所得缴给贵族，是实物贡献的方式，所缴大体是十分之一。

“非礼也”是说这不是夏、商、周三代所传之井田制的古礼。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三个关键：第一个是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法家的工作完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的转型；第三个是辛亥革命之后要求的民主建国。

“士”阶级的兴起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大转关。在贵族社会中原已有士，但士只是公卿大夫的家臣，并不掌有政治权。士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而且有知识，是“知识分子”，到秦、汉以后形成“宰相系统”。士参与政治时，他们既不算贵族，也不属于元首的家族，因此地位较超然而客观。由于“士”阶级的兴起并参与政治，中国的政治才有了客观的意义，即政治之所以为政治。

在贵族社会里，自周天子以下，任何一个等级在社会组织中都有一定的身份，即“名”，跟着名而来，就有一套装饰，即庄严、文饰，就是“器”。各个等级所用的服饰、器皿都有一定的规定，不能僭越，就是要名器相符。

中国的“士”是古代贵族家里的家臣，因为经济发展，政治也随着发展。法家着眼现实问题，把“士”从大夫家里解脱出来。

随着井田制的发展，农民不在束缚土地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身份比较自由。这时候大皇帝出现，不再是周天子的贵族统治。

这样出现了大皇帝、宰相以施行郡县制出现的很多官员、农民（还有士、工、商）这三个阶级。

而所有的政治权利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下面的官员只有执行的权利，所以官员活得很憋屈。

皇帝觉得你行，你就行；你做出很多成绩，在皇帝眼里不顺眼，那就不行。中国的皇帝像个大婴儿一样，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整个中国人是不是都是这样不成熟？

于是武志红写了一本《巨婴国》专门讲述中国人的书。

书中写到中国人就像一个儿童，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是因为中国色君主专制政治，因为皇帝就是一个大婴儿。这不是和武志红讲的一样吗？中国人也现在是这样可能是因为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造成的。

希腊则是青年时期，因为希腊的哲学文化体现出来。而日耳曼民族则是老年时期，就像法国、英国很多国家。

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确实是这样，慢慢成熟起来。

魏晋玄学弘扬的是道家，是道家的复兴；隋唐时代是吸收佛教、弘扬佛教；宋明时代是弘扬儒家；这些都代表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阶段。

于此有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即逻辑、数学、科学都在对偶性原则的范围之内，而庄子正是要冲破此对偶性以达到绝对。不冲破对偶性原则就不能达到绝对。庄子当然不是从知识而是从平齐、是非、善恶、美丑等来冲破对偶性，因此波澜壮阔且活泼透脱，这是中国人的思想。

老庄哲学真的难懂。哲学其实蕴含数学知识，很多哲学家都论述很多数学原理。罗素的《数学原理》，莱布尼茨这些哲学家都要数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