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起语文的课堂我们向王崧舟老师学什么

      最近在卢书记的指导下，我在仿王崧舟老师上的《十六年前的回忆》一课，今日我再读这堂课的实录，反复回放课堂的实况录像，每看一次我的心就不由得震撼一次。王老师用“文化”立起了语文的课堂，其间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太多了。简说二三：

      一、在教学思想上，定位于“落实课程任务”一般来说，老师们在教学《十六年前的回忆》时，通常起于课文内容的整体把握，止于李大钊的品质，单纯做的是故事内容和人物品质的理解分析。当然，教学这篇课文，做故事内容的理解和人物品质的分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是这样，就忽略了文本所承担的课程任务。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两种“情结”的纠缠和两种观念的“交锋”：我们是只需要“课文情结”，还是更应该具有“课程情结”？我们是教课文内容，还是用课文落实语文课程任务？

      如果重“课文情结”，从“讲课文内容”的角度出发，老师们这样处理教学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在“课程情结”的关照下，从“落实语文课程任务”的角度出发，指导学生阅读本文，则要在关注文本内容和人物的基础上，盯住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传承和理解中华革命文化”。很明显，王老师教学思想定位于“用课文落实课程任务”，即如他所言“用语文的方式传承革命文化”。教学思想定位于何方，教学的脚步便会走向何处。王老师的思想定位让教学“站位”高了起来，这种“站位”不是简单的课文“站位”，而是课程“站位”。他告诉我们：做阅读教学的我们，要从以往的“课文情结”走向今天和未来的“课程情结”。

        二、在文本解读中，挖掘出“文本教学价值”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统编语文教材基本上是文选型教材。教材中选编了大量优秀的文本。一个文本在没有进入教材之前，它只能是“原生性文本”；但是一旦进入教材，它便成为了“教学文本”，它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不能止于“原生性文本”的细读，而要善于挖掘“教学文本”的教学价值。王老师对“文本教学价值”的挖掘有两点值得借鉴：第一，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进行革命文化的追问。语文课程承载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靠什么“立德”？用什么“树人”？就阅读教学来讲，文章即“感染”，阅读即“浸润”。《十六年前的回忆》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人物的精神品格上，都是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作品。王老师没有简单地理解“精神品格”的“教育”，而是将文本搁置于革命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追问那段历史，去传承革命文脉，来激发今人奋发的力量。他关注文章的背景，为的是让学生感受白色恐怖的1927年；他精析人物的神态、外貌和言行，为的是让学生抵达人物精神与灵魂；他拓展相关的资料，为的是让学生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伟大的力量”。一句话，没有这样的对革命文化的追问，就没有王老师心中“文本教学价值”的“最大化”。第二，站在“内容+形式+语言”的宽度开展文本教学价值的追寻。一个文本由三个关键要素组成，即内容、形式和语言。智者之高明，就在于能从这“三要素”之中追寻到“教学价值”，落实语文的训练。我们来探探王老师的“追寻”：从体裁上来看，文章是一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叙事散文，讲述的事件真实，具有史料价值。这一点王老师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他将文章内容与历史相结合，将历史与革命文化的传承与理解相结合即出自于此。

      从文章所记事情上来看，事例典型，有局势严峻下的苦难，有不幸被捕的惊险，有法庭见面的悲壮，有父亲被害的悲痛，事件与情感相交织，每一幕都揪着人心。这一点王老师关注到了。他让学生身临其境看到事件（如被捕时“尖锐的枪声”的模拟)，让学生于情境之中产生情感共鸣即源于此。从人物形象上来看，李大钊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是一个作为革命者的父亲。这一点王老师尤为重视。他努力让学生感受到李大钊作为父亲的慈祥，深刻体会到李大钊作为革命者的坚强和伟大，他让李大钊实实在在地重新“站”在了孩子的眼前，“活”到了孩子的心中。从写作手法上来看，文章线索清晰，由时间顺序组成的“明线”，形成了空间转换；由“我”的情感变化与父亲的表现相辅相存组成的“暗线”，让“回忆”丰满起来。这一点王老师用到了。教学一开始，他便让学生寻找四个“节点”，理清文脉和结构。再如，文章作者精选角度，通过“我”观察展开叙述。正是因为这一个角度，才没有展开对父亲监狱里的情形和遇害情景的叙述，给我们留下了“空白”。这一点王老师捕捉到了。他利用两处“空白”适时补充资料，让学生阅读的视域宽阔起来，让学生的阅读认识丰富起来。

      从语言表达上来看，首先是作者在人称使用上，“父亲”贯穿始终。王老师利用这一特定的人称，理清作者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开展女儿与父亲的“对话”。其次，作者在文中对李大钊语言、神态和行为展开了细致描写。王老师更是在这一方面大做“文章”，他从李大钊所有语言、神态、行为和外貌的表现中敏锐地发现了“反常”，让学生品味语言，体会品格，直抵精神。

      三、在教学处理时，搭建好“阅读活动支架”学生是阅读的主体。阅读教学不能是教师单纯地给学生讲课文，它要求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创建一个积极参与并能诱发学习兴趣与体验的“阅读场”。在这个“阅读场”中，教师承担着“协助者”的作用。所谓“协助者”，即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帮助学生阅读。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搭建有效的“阅读活动支架”我们来看王老师是怎样搭建“支架”的：第一，目标支架。目标是阅读活动的“航标灯”。王老师在语文课程标准和统编语文教材关于目标设计的整体观照中，从人文性和工具性互为统一的角度出发，紧扣单元的“语文要素”，结合课后思考练习，准确地提炼出阅读本文的“核心目标”：学习关注外貌、神态、言行，体会人物品质的方法，受到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这一“核心目标”给学生的阅读活动指明了方向。第二，探究支架。阅读的过程就是探究的过程，必须有基本的凭借，教师要善于给学生搭建探究的“支架”“支架”从何而来？往往来自教师对文本语言要素的挖掘。但并不是文本中的所有语言要素都可以作为“探究支架”的。一个文本中值得推敲的语言是很多的，由于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与语文学习阶段性因素的影响，还由于语文教材对“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整体设计，教师寻找“探究支架”时要有针对性、适切性。王老师在对本文语言描写的研究中十分睿智地发现了“反常”，他用“反常”作为“支架”，让学生在自读中先找一找，在李星华的清晰回忆中，李大钊身上有哪些反常表现；再想一想，联系上下文分析一下，为什么李大钊有这些反常表现；最后写一写，从这些反常表现中，你体会到李大钊有着怎样的品格。在随后的交流中，他先分别聚焦于“反常神态”“反常言行”“反常外貌”，体会李大钊的品格；然后再回头“透视反常”，直抵李大钊的精神。是的，“反常”支撑起了整个阅读的探究过程，的确高明。第三，表达支架。有阅读就会有表达。阅读和表达不是形式上的读写结合，而是于阅读深处的心声抒发。王老师跳出了简单的形式上的读写练笔，他巧用“写一写”来促进学生阅读的“内化”。请看他的引导：“孩子们，庭审就要结束了。李星华清晰地记得，父亲说完了最后一段话，又望了望我们。那一刻，李大钊有多少心里话想对女儿说啊！而李星华呢，又有多少心里话想对父亲说啊。孩子们，请一二两组同学进入父亲李大钊的角色，三四两组同学进入女儿李星华的角色，把各自最想说的心里话写下来。”在背景音乐大提琴曲《悲伤》缓缓响起的时候，孩子们“情动而辞发”，进行想象写话。此时的学生已经不是一个阅读者，而是故事中的“人”啊！他们开始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就在这样的“对话”中，理想和信念的种子在发芽，语言的生成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

        第四，资源支架。教师作为学生阅读的“帮助者”，应该“帮”在何处？王老师告诉我们，要善于给学生提供阅读的资源。王老师是一个资源的“淘金人”，细观他的语文课，对于资源的利用是一大特色。他在《墨梅》中使用了“资源支架”，在《好的故事》中使用了“资源支架”。在本课的教学中也搭建了两次“资源支架”：第一次，王老师给学生提供李大钊在监狱中所受酷刑的资料，在狱中李大钊的肉体虽然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痛苦和煎熬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出现在法庭上的父亲，却是一张平静而慈祥的脸。“平静而慈祥”这样一种极其反常的外貌的背后是他无私的爱，是他作为革命者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第二次，在背景音乐《红旗颂》响起后，王老师提供了红四团、刘胡兰、董成瑞和当代共产党人的相关资料，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所有这些人的心都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力量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这样的革命精神，一定还会继续传承、继续发扬、继续光大！这样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我总认为，语文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文化人，要具有文化心理、文化底蕴、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感。我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青年教师说，王老师是一个文化人，他所创造的“诗意语文”是文化的语文”，他用语文独有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做着传承文化的事情。

    《十六年前的回忆》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