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下》
陈九川录
心外无物
这段洋洋洒洒的陈九川追忆，归根结底，只是说了一个主旨：心外无物。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包含三个内容。
第一，万物一体，万物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无人敢说自己的四肢、头、五脏六腑是心外之物，因此心外没有物。
第二，物者，事也，你做事必须用心指使你身体某些部分，不指使，心就不会动；心不指使你身体的某些部分，那么，也就没有事发生了。
比如，你要吃猪头肉，猪头肉不是有一“物”，吃猪头肉才是一“物”。表面看，你是用嘴吃的，但背后指使你嘴的却是你的心，只有你的心想吃猪头肉了，才会指使你的嘴去吃，这一吃，就有了吃猪头肉这件事。这个“物”。
所以，王阳明才说，身心意知物是一回事。先来看“身心”的关系：身心是互依互存的，没有身就没有心，没有心就没有身。
再以吃猪头肉来讲：只有既有身又有心的大活人才能吃猪头肉，吃这一动作的发生，是因为你想吃。“想吃”就是意，吃猪头肉而不吃别的，是我们良知的判定，这种判定可能和你的好恶有关，可能和当时的情境（只有猪头肉）有关，无论是那种，你吃猪头肉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食用，并且味道不错。
“可以食用，味道不错”就是你良知的判定，这就是“知”。
“吃了猪头肉”则是“物”。
由此可知，身心意知物，缺了谁，吃猪头肉这件事都不可能发生。
第三，“心外无物”是一种概念，同时也是心学所提倡的。其实客观存在的“物”很多，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分散在所有的物上，我们只能集中那么几点。这就需要我们聚精会神于某几件事，如此一来，就能投入最大智力和精力于这件事上，成功的概率则会大大增加。
如果我们对心外的一切物都在乎，那就会成为“样样通，样样松”的半吊子，累个半死，到头来一事无成。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社会生活五花八门，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更是丰富多彩。这就需要我们不把精力浪费在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上，人生在世，其实只有那么几件事是重要的：亲人的健康、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不复杂的朋友圈。人只需在这几件事上用心，就足矣，如果能用心把这几件事做好，就是阳明心学所倡导的“心外无物”。
念头三要素：不停息、要正、要收得住
程颐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有人来找他，说：“我是个特别专心致志的人。”
程颐问：“为何这样说？”
此人回答：“我在静坐时，儿子在隔壁读书，我都不知道他是勤奋还是懒惰。”
程颐夸奖他；“你的确是个持敬（专心致志）的人。”
陈九川和王阳明谈起此事，王阳明却说：“程颐恐怕是在玩冷幽默，因为这种专心致志的程度，恐怕只有‘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耳聋目盲的人’才能够做到。”
王阳明在这段话中谈到三个问题：一是念头不息；二是念头要正；三是念头要收得住。
凡是人，不可能进入庄子所谓“坐忘”的心斋境界，人纵然在静坐时，内心深处也会有所念想，这念想就是“戒慎恐惧”，人要么是“戒慎恐惧”，要么就是非“戒慎恐惧”，诸如为名为利的远大理想，整治他人的阴谋之想，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这是其一，但凡是活人，念头就没有息时。
其二，我们的念头必须正，非出于本体发出的念头就是私念，就是非正念。什么是本体？当然是良知。所思所想，必须是良知判定为正的才是正念。
其三，坏的念想要及时去除，纵然是好的念想，也不能随其泛滥。读书时，突然听到好听的曲子，突然看到美色，欣赏一下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了读书，而真的去听曲子，赏美色了。
这就是念头三要素，缺一不可。
事上磨练，练的是内外合一
有个叫梁日孚的向王阳明学习，学习得津津有味，后来因为要参加进士考试，必须离开王阳明。他很不舍，认为离开王阳明，人生就废了。
王阳明告诉他：“你来学大道，你觉得圣人的大道真有固定的形体吗？大道能够被时间限制、被空间限制吗？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保持清醒状态。”
梁日孚思考了半天，终于恍然道：“我慢慢地接近圣人的大道了。圣人的大道，在心上求，所以不局限于什么事；用心中的天理表达，所以不局限于什么物；用与生俱来的人性发挥，所以不被时间限制；用精神驾驭，所以不被空间控制。为什么一定要长期待在先生的门下呢？”
王阳明就微笑说：“你呀，接近大道了。”
二人的对话，其实就是通过事上磨练，大道内外合一之境。事上磨练，不必局限时间、空间，更不能局限于事情和物体。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对待任何事和物，都应该以一种心意对待。无事时，如此；有事时，更要如此。
人在无事时如果不胡思乱想、心中宁静，便最接近圣人。此时的心能应对万事万物，但一有事，就发蒙，这就是内外没有合一的缘故。如何做到内外合一？就是要事上磨练。
所谓事上磨练，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哪怕最微小的名利财货的诱惑，也要不为所动。如此，不断积累这种心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达到内外合一的境界——即便遇到人生大事时，此心仍然是那颗对待名利财货不动的心。
陆九渊心学“粗”在哪里
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和心学宗师陆九渊在鹅湖书院进行了一次长谈，中国思想史将这次长谈称为“鹅湖之会”。所谓长谈，就是吵架。朱熹说陆九渊的学说有问题，陆九渊说朱熹的学说有毛病，二人吵架的焦点就在“道问学”和“尊德性”上。
朱熹主张“道问学”，直白而言就是知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简单而言就是道德。
王阳明曾说朱熹的理学“支离”，意思是，知识和实践分开了。而对陆九渊学说的评价是“粗”，人物他只关起门来关注道德修养和灵性提升，不去现实中完成这些，可谓是空中楼阁。
简单而言，虽然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缺少了“事上练”这一关键环节，所以陆九渊心学和阳明心学可谓天壤之别。
陈九川说陆九渊讨论学问，篇篇道出了精髓，句句都能针砭膏盲，并没有看出粗糙之处。王阳明只是淡淡地告诉他，你用功久了自然能看到他的“粗”。
王阳明说，心，在物为理，心中有天理，必须去心外呈现，如此才能知行合一，内外合一。陆九渊的“粗”就是少了这个。
如果以鹅湖之会的分歧讲，陆九渊主张“尊德性”，王阳明则主张“尊德性”和道学问是一回事。道德和学问本身就是一回事，真正的学问是提升道德的，真正的道德也能稳固学问。
对镜应感，就是致良知
东晋时期有个叫殷浩的清谈之士，被政府重用任命他带领军队北伐，但结果大败而归。大将军恒温骂他是个废物，由此东晋政府撤了殷浩的全部职务，将他贬到一个小县城。就这样愁闷了很久，眼看就要郁郁而终。突然有一天，他接到恒温的来信，信中表示他想让殷浩出来做官。殷浩看完信心情很激动，接下来要给恒温回信。但在这回信中，殷浩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每写一句，都觉得不妥。于是，他将写好的信拆了又封，封了又拆，不断修改，不断重写。如此反复了几十次。最后他被自己搞的恍恍惚惚，物我两忘，他把一封白纸放进了信封，送了出去。恒温接到那封白纸，七窍生烟：“老子我好心好意请你出来做官，你却弄个天书作为报答，耍猴是这样耍的吗？！”自此，恒温再也没有和殷浩联系过，殷浩等了很多天不见恒温回信，不禁懊恼道：“信中还是有不妥的言辞，我真是愚蠢啊。”他哪里知道，信中根本就没有不妥的言辞，而是没有言辞。
如何致良知？
王阳明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点不得隐瞒。你只要不欺骗他，踏踏实实地按照它的指示去做，善念便存、恶念便去，这是何等的安心愉悦！
套用殷浩写信的故事，你的意念及时要出去做官，那就不用欺骗这种意念，立即给人家回信。可他又碍于名士的虚名，瞻前顾后，欺骗良知，如此一来，私念进来了。私念一来，顾虑就多，顾虑一多，内心就不宁静，不信良知的初始判断，最后出事了。
我们人生中，总能遇到各种事情，事情一来，我们最先做出的判断就是良知的判断，只要你抓住它，不要欺骗它，是便是，非便非，立即行动，万事大吉。
致良知就是行良知，依凭良知的判定去行动，就是知行合一，就是格物致知。
1519年，王阳明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彻底平定拥有精锐20万的宁王朱宸濠。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击败强敌，这就是良知的威力。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这一功业面前，恐怕只是小儿科。
事后，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如此说道：“致良知，就是对镜应感……”
所谓对镜应感，就是突然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境合一，便能得出最佳应对的方法。
王阳明说，在突发状态下，最容易体现良知的宏大价值。平时不遇急事，从容不迫，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但战场上，以良知判定，良知一判，立即行动，绝不容转念和思考。在这刹那之间，不欺良知，不忘良知，即能天人合一，情境合一，知行合一。
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
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心中也有他牵挂、爱的人。严嵩可谓大奸大恶，但对儿子严世蕃确实疼爱有加，这种亲情就是我们人类心中的圣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圣人，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为尧舜”，也是中国人的信仰“人皆可为圣贤”，用王阳明的解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良知，依着良知去做，就是圣人，违背良知去做，就是恶人。
良知在人心中，无论你怎么做，它都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圣人。
当然，“人人心中有个圣人”还可以这样理解：若是真正的人，心中总有股正气在，这正气一方面来自良知，一方面来自古圣先贤。而这些古圣先贤就是我们心中的圣人，他们能激励我们天天向上，勇向光明。
最后，王阳明总结良知之神奇：人如果值得良知这个诀窍，无论有多少邪思枉念，只要良知一觉察，自然会消除。真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的确，这就是良知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神奇处。
致良知，永无止境
王阳明“致知”之旨是如何发挥的呢？
致知就是致良知——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点不得隐瞒；你只有不欺骗它，踏踏实实地按照它的指示去做，善念便存、恶念便去。
弟子欧阳崇一觉得，王老师已经把“致知”的宗旨阐释的淋漓尽致，成为永恒真理，从此后，众人致良知只要按这一模式、就一劳永逸，亘万古而不灭了。
但王阳明却说他说的太容易了。
王阳明为何这样说，因为在他的心学中，没有永恒真理这一说。今日学到这里，感觉有所收获，那就按这收获去做。明日又有收获，那就按明日收获去做，千万不能用前日之收获来恒定将来一切，这就犯了执的毛病。
也就是说，致良知是永无止境的，一方面，我们要不停地致良知，将其培养成惯性，日后一遇事，良知不用你思考，马上会给你做出正确判定；另外一方面，良知虽然现成，但其光明程度有不同，今日致良知光明了一点，明日致良知又光明了一点，这就是进步。
但这进步是永无止境的，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良知到底能光明到什么程度，所以就要不停地去事上磨练（事上磨练就是致良知）。
这就是致良知永无止境的原因。
我们不能因为今日听凭良知做了件简单的好事，就认为我们以后能做所有的好事；我们不能因为今日听凭良知去除了一个简单的恶念，就认为以后能去除所有的复杂的恶念。世界复杂，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才要每天都致良知，学致良知，优化自己的道德感、强化自己的判断力，永无止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王阳明所谓的“致良知是千百年来圣贤流传的秘密”这句话的真谛！
致良知就是体用一源
程颐曾提出——体用一源，这一理念。在程颐之前，有人看重“用”轻视“体”，因为“体”虚幻而难以认知，“用”则显而易见。比如一个人从高处往下跳，大家都看到他坠落过程，这是显而易见的，可人们看不到的是他为何会向下落，而不是向上，这就是“体”。程颐则说，没有“体”就没有“用”，体用一源，你必须知道“体”，才能更加清晰的明白“用”。知道了重力，当看到有人站在高处时，就该立即阻止他向下跳。
致良知其实也是体用一源，有弟子拍王阳明马屁：“您这个致良知学生恐怕是道破天机了。”
王阳明心不在焉的说：“这算什么天机，圣人早就把致良知的学问指出来了，只不过，没有人看罢了。良知人人都有，我现在只是告诉了他们这一事实而已，天机如果那么简单，那还叫天机吗？”
良知是“体”，致是“用”，良知真光明者必能致，所以致良知既有“体”又有“用”，是为体用一源。
一个人说，我有良知，但不致，这就是体用分离，体用本是一源，如果分离，不但没有了“用”，“体”也没有了。
所以，真正的天机就是，体用合一，知行合一。
若说王阳明道破天机，正在此。他是想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的“体”都必须以“用”呈现，就不是真的“体”，自然也就没有“用”。
正如他解释知行合一：真知必能行，不行就不是真知。套到体用合一上，真体必能用，不用和不能用就不是真体。
经历之后才能真知
汉初名将周勃，年轻时曾听人说监狱黑幕，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只要进了鉴于，哪怕一个小小的看守都能把你治的服服帖帖。
周勃不相信，有一次汉文帝找了个罪名，把周勃扔进了监狱。这回他终于知道监狱黑幕是怎么回事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只有巴结狱卒，送钱送物，帮他早日出狱。最后狱卒帮他出主意，让他去找他儿子驸马，其实也就是找公主。公主请来薄太后，薄太后就找儿子汉文帝把周勃放了。周勃出了监狱门，大有重生之感，不由叹道：“我曾经只当率领千军万马就已经够威风了，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一个小小的狱卒有时候也比我强啊！”
人总是这样，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只有经历过了，才会豁然大通：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人生的境界，就是经历许多事后的真知。没有经历就没有人生境界。但经历之后，总会有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感觉：原来不过如此。
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才叫人生境界。我们绝不能把经历过的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一直放在心上，而是要把它快速忘记，所经历的事本身不宝贵，它留在你心上的那些感悟才最宝贵。
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知道了才知道本所谓知道，觉悟了才发现本无所谓觉悟”，它既是一种境界感悟，也是一种提醒。
最后一句话至关重要：如果你不去经历，你就没有事上磨练的机会，没有事上磨练的机会，良知就会沉沦埋没。你的一生永远得不到真知，虽然良知还在你身，但它只能是个摆设了。
对朋友的态度：劝导鼓励
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
管仲家里穷，鲍叔牙小康，所以鲍叔牙总给予经济救助。鲍叔牙后来和管仲做生意，鲍叔牙投资金钱，管仲投资头脑，赚了钱后，鲍叔牙拿得少，管仲拿得多。
有人就为鲍叔牙打抱不平，说：“你出的钱，他出的力，为什么分钱时他拿得多，至少应该一人一半。”
鲍叔牙说：“管仲家里贫穷，多拿钱是要养家。”
后来，二人去参军。每次进攻时，管仲都躲在鲍叔牙身后，而且一见苗头不对就逃跑。有人说，管仲是个胆小鬼，鲍叔牙解释道：“你们误会他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命去照顾老母亲啊。”
管仲听到鲍叔牙这些话后，留下眼泪道：“生我的是父母，最了解我的人是鲍叔牙呀！”
后来，管仲在鲍叔牙的推举下成为齐国宰相，他辅佐齐桓公把齐国锻造成第一光辉帝国，齐桓公也成为霸主。
管仲后来说：“如果没有鲍叔牙的体谅和鼓励，哪有我的今天啊！”
这就是管鲍之交
“管鲍之交”的主题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对待朋友应该“少一些批评指摘，多一些劝导鼓励”。
鲍叔牙对管仲的鼓励简直是纵容。管仲家贫，他就给钱；管仲需要钱，他就毫无原则的把做生意赚来的大部分钱都给管仲；管仲阵前逃跑，他还为管仲开脱。
其实交朋友，不就是应该像鲍叔牙一样吗？
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如果你只盯着对方的缺点，批评指责，那你们的友谊肯定会夭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听进逆耳之言。
我们为何要对朋友劝导鼓励？因为人皆有良知，当你为他好，并且把他看得很重要时，他的良知能做出正确判断，会和你肝胆相照。
中国古人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人性本善。无论是什么人，本性是善的，当他做了一件错事时，如果我们能考虑其本性，就会多一份宽容和包容，而这种宽容和包容正是最完美的为人处世之道。
劝导鼓励，不仅仅是对朋友，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初次见面的人，都是致良知。
如何面对肉体痛苦
1507年，王阳明抵达贵州龙场驿站时，面对的是绝境。当人面对绝境时，最先感知这绝境的其实是身体，然后才是心理。
当时的贵州龙场驿站，有瘴疠之气，有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有阴暗潮湿的山洞，就是没有正常人可以居住的地方。王阳明天生又有肺病和肠胃疾病，来到这种地方，身体自然无法忍受，所以很快，他就想到死亡。
他曾把一山洞当作是棺材，每天都想着死在这个天然棺材里，伴随着身体种种不适的是心理疾病，他当时无法揭开朱熹理学格物之谜。
离王阳明一千五百多年前，有个叫苏武的汉朝官员被匈奴扣押，匈奴人把他流放到环境恶劣的贝加尔湖放羊，苏武每天缺衣少食，很多次险些被冻死。身体受到的巨大创痛，让他多次想一死了之。
但无论是苏武还是王阳明， 最后都活了下来，而且名垂史册。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有时候，肉体的痛苦比精神的痛苦更易让人崩溃，向生命缴械投降。因为肉体痛苦是迅猛而易感的，哪里疼痛立即就会有反应，不像心理疾病那样悠长缓慢。人的肉身很难经得起那些直接的痛苦，肉体痛苦的可怕不在其本身，而是接踵而来的精神痛苦。
人但有一口气在，就能活。但没有了斗志，死亡就在眼前。
陈九川得病后，感觉到痛苦不堪，所以他对王阳明说，这个肉体疾病很难格。
王阳明也承认，因为他也遭受过。他之所以能挺过来，有个秘诀：常快活。
当初他在龙场，千方百计转移肉体带来的疼痛的注意力，他修建简陋的住所，给其取一个好名字，他常常唱家乡小调，而且学着种菜煮饭。
常快活其实就是转移注意力，而这种转移又有个诀窍，就是勇。
人肉体受伤害时，精神会来帮忙，生出种种思虑。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有人说，要拼命地克制它。这种论调也有道理，可未必有效。我们在经受肉体痛苦时会产生各种思虑，而思虑或者说是心理是有一定规律的。恐惧、焦虑、空虚，这些负面的心理就会冒出。当它们冒头时，千万别拼命克制它，而是要顺着它的规律。所有的心理情绪，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有一定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产生、发展、高潮、没落、死亡。
要勇，就是要敢于承认它的这个规律，然后勇敢地顺应这个规律。
如何顺应这个规律？
通俗而言就是，为所当为。问自己一句：如果没有这些负面情绪时，你平时都做什么呢？
吃饭、工作、睡觉……
总之，就是要以“平常心”——平常是怎样，现在就是怎样——来对付它。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只要用心用力，就必能成功。
生活和工作中才是最好的修行道场
王阳明曾在给弟子徐成之的一封信中明白无误地说道：政事虽剧，即是学问之地，因为修己治人，本无二道。
“修己治人，本无二道”就是对“政事虽剧，即是学问之地”的解释：修己要在治人中，凭空修己，绝对治不了人。再进一步说，修己治人是一回事。
和王阳明谈话的这位官员就有这样的错误认识：修己治人是两回事，要修己就不能治人，要治人就无法修己。
王阳明则说：“我什么时候让你离开治人去凭空修己？”
接着他就开始教育这位官员：断案时，不能因当事人回答时无礼就发怒，不能因其言辞婉转就高兴，不能因厌恶其说情就故意惩罚，不能因其苦苦哀求就屈意答应，不能因自己事务繁冗就随意糊弄，不能因旁人诋毁、罗织罪名就听之任之。这许多的情况都是私意在作祟，且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必须精细体察、反省克制，惟恐心中有一丝一毫的偏移就错断了案件的是非。
认真读王阳明这一大通道理，很容易就能看明白，王阳明是让对方“在事情（断案）上正念头”，这就是格物，就是致知。
脱离了事物，凭空去格，什么都格不出来，只会流落到“枯禅”境地。
常常能听到一些人说，天天忙得要命，哪里有时间修身养性？这话的错误就在于，忙的过程中才是修身养性的最佳道场。
我们最应该搞清楚的是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什么。这目的无须多说，当然是应对人情事变。
不在随处可见的人情事变上用功，却脱离人情事变去刻意修身养性，这是画蛇添足，既浪费了时间，也降低了效率。
生活和工作才是最锻炼人的道场，除此之外，全是虚无。正如王阳明所说，离了事物去做学问，必然落空。我们说，离了生活和工作去修身养性，这“身”和“性”一无是处。
好恶：阳明心学的法门
“好恶”二字在阳明心学中至为关键，因为王阳明清楚地说过，良知就是好恶之心。什么是好恶之心，人人都喜欢生，所以“生”就是天理，你无缘无故剥夺别人的生命就是伤天害理。人人都喜欢美色，所以“美”就是天理，你如果特别喜欢丑的东西，说明你正在伤天害理。
良知就是好恶之心，这话咋看上去有点不严谨。我们喜欢香的东西，香是天理，但中国古代却有“逐臭之夫”；我们喜欢生，生就是天理，可有人就是喜欢自杀，或者杀人。
这些变态的好恶真实存在着，那么该如何来解释王阳明所谓的“好恶”呢？
其实，王阳明所谓的“好恶”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好恶的流露必须是刹那之间，发自本能和直觉的，好恶一流露，绝对不能掺杂进思想，一旦有了思想，这种“好恶”就不是王阳明所谓的“好恶”之心了。
第二，好恶之心，必须是大多数人任何的那个好恶。我们喜欢生，但有人就喜欢死，这“有人”就不是大多数，是变态而非常态，我们不会忽略它，却也没有必要以它们来反驳“良知是好恶之心”。
第三，好恶之心，是反应神速的，它反映到事物上面是好还是恶，那它就一定是，绝不怀疑。譬如你喜欢吃米饭不喜欢狗屎，喜欢吃米饭就是天理，你见到米饭和狗屎，根本不用考虑，这就是好恶之心。
“好恶从之”从的是什么？
是从良知，而非从人欲。一旦从了“人欲”，这好恶就不是真正的好恶，也就不是良知了。
知识和见识，是两回事
食物如果不能被吸收，那就只是肿块，而不是营养，正如知识如果不能被我们的心转化就不是知识，只能是妨碍我们解决问题的荆棘。
东汉中后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之祸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之祸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祸（文字之祸）开始。
强盛的西汉灭亡后，仍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给东汉，诸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刘彻对儒家体系的认可、儒法并驾齐驱的高明思想策略。但谁又能想到，这一切在东汉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变质，让东汉创造了三个低能的第一。
始作俑者，就是东汉中后期的知识分子。
西汉后期，思想逐渐统一，知识分子只能在这个统一的圈子里发挥能量，经学崛起。
所谓经学，就是注解从前的经典。好处是，它能让从前不被人注意和见过的知识点流行于天下。坏处是，它不是发挥再创造，而是锦上添花，甚至是画蛇添足。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知识点上用力，又抬出高调的思想主义和政权抗衡，所以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掌控政权，对这些整日穷咀嚼的知识分子都不待见。
纯粹玩知识点的人，一旦遇事，必然魂不附体，因为知识点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只是平时无事时的点缀。
所以，宦官搞只是分子，轻而易举，于是就有了数次党锢之祸。外戚也搞，但比宦官温柔，知识分子也是俯首帖耳，这种俯首帖耳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解决面临的问题。
世上很多人都在学习，有人学得越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所以拼命学。有人学得越多越自卑，因为天下知识太多了，所以也拼命学。
但这学，后面没有跟着“习”，学本身就成了背诵知识点的庸碌行为。
孔子说，学而时习，学是知识点，习，则是练习，练习的肯定不是你的知识点，而是从知识点中突破出来，甚至是彻底放弃知识点。
理论上，知识点是敲门砖，知识越高，敲起门来越容易。可惜的是，很多人一生都在练搬砖，根本就没有去敲门。
正如东汉那些经学家，论知识储备，连肠子里都是《诗》《书》《老》《庄》，但一遇到人生危境，马上屎尿齐下。
古语云，水大漫不过鸭子背。如果把水比作知识，鸭子背就是你要处理的事。一根筋的人认为，若想漫过鸭子背，我只要不停增加水量就可以，但你越是专注于增加水量，你要处理的问题的难度就越高。
若想让水漫过鸭子背，把鸭子捉过来杀掉再扔水里就万事大吉了。捉过来杀掉就是见识，它有时候和知识点毫无联系。
为什么我们会不停地注水，而忘记了可以把鸭子捉来杀掉扔水里来解决“水能漫过鸭子背”这个难题？
因为我们的脑子始终关注于知识点和知识量。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学到的知识量和我们要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一回事。
人类所有逇知识，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创造出这些知识后又让这些知识反过来管束人类。
这就是画地为牢。
它大概有好处，可以使人类有秩序地生活，但它的坏处就在于，创造这些知识的人，本人可能是见识高手，其创造的知识对他人却毫无用处。
《大学》三纲八目，绝大多数人都了解，但这只是知识点，就如你会背诵中国历史歌谣一样，你真的了解中国历史吗？
知识点太容易学，正因为容易学，所以它不可靠。见识，就不一样，它是越过知识点，甚至是避开知识点，直奔问题本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一切知识，都是在给本质添油加醋，像包裹木乃伊一样，把本质包裹起来，迷惑你。你知道的越多，就会越恐惧、自卑，忘记了它们是一种伪装。
人世间所有的问题，只要拨开它的伪装，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包子是拿来吃的，这就是见识。包子有十八个褶、一百个褶就是知识，关注于褶皱，不知道吃，非饿死不可。
抓住本质，就是见识，被这个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还以为自己才华横溢，就是蠢材。
致良知，圣人、凡人都要学
资质上论，人分为三种：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
所谓生知安行就是，不用后天学习就能懂得道理，发于本愿、从容不迫、自动自发地实行。而学知利行则差了一点，就是通过后天学习才懂得道理，然后发于本愿、从容不迫、自动自发地实行。至于困知勉行，麻烦可就大了。这种人必须通过别人逼迫才能去学，然后懂得了一些道理，可是这些道理，他又不肯去自动自发地实行，还是要人逼迫。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人与人永不可能平等，至少在灵性上面就不平等。有的人灵性十足，有的人灵性极差。
晚晴三杰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就是鲜明对比。
曾国藩灵性低下，李鸿章天分极高。曾国藩一篇文章要背诵十几遍才能记住，李鸿章过目不忘。
但俩人都有大建树，超凡脱俗。如果一份试卷满分为一百分，俩人的成绩都是一百。但是，曾国藩的一百分已是顶点，而李鸿章的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只有一百分。
所以说，生知安行和学知利行的人，如果成就相同，两者所需付出的努力必定有天渊之别，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无可奈何就是人生。
王阳明说，生知安行的圣人也要通过后天学习来培育知识，而众人（更多的是学知利行的人）也有先天而知的“知识”。
而这个“知识”就是良知。
生知安行的人，如果不用心培育良知，那也会遮蔽良知；众人虽然没有生知安行的人的灵性高，但他们心中也有良知，只有后天去努力学习致良知，那他就和圣人一样伟大。
良知人人皆有，学就是学致良知，唯有把致良知学好，才能见天道，见真理。而这种学，不需要去外面求，它就在我们心上，凡是皆向心中求。每遇事，多听听内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