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历史之五三：唐朝篇十二
唐顺宗是因为中风病重让位给儿子唐宪宗吗
文 和运超
唐顺宗李诵是唐代近290年里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只有半年（由韦后扶立的少帝李重茂，在位一个月就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手废除，历来没有记入唐朝正式皇帝之列），连选定的新年号永贞实际都没轮到，顺宗在位期间仍属于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上半年。下半年风疾发作（普遍视为病情复发），待在后宫。主持大局的宰相和宦官把太子李纯推到前面揭开了新的一页，次年实际属于宪宗李纯的元和元年了。
对于顺宗李诵的健康情况，由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掀起的一场风波，几乎成为唐朝历史上又一个不大不小的疑团，其中真相让后人感到十分困惑。顺宗李诵的确有病，在位时间又很短，可他的继位仍然要算肃宗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以来，以及众多被宦官废立的晚唐君主中，少见没有受到重大干扰，正常继位的皇帝（没有发生宫廷争夺，也不是由宦官推举）。之前像代宗李豫名分早定，可轮到继位前夕，宫廷中也还出现过一场夺位变故。德宗虽然有过要更换太子的念头，毕竟没有落实，李诵的继位实在要算唐代后期罕见的平稳顺利。
和代宗、德宗一样，李诵在排行上也是长子，生于肃宗上元二年（761）。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德宗李适继位之后就被确定为太子，当时已经十七八岁。德宗在位二十六年，李诵就足足当了二十六年太子，建中时期德宗逼迫河朔藩镇、冷落西北地方军接连引发危机，李诵陪伴德宗在奉天和梁州避难，为保父皇安危，身先士卒，仗剑巡防。因为年轻时经历过兵祸，目睹民间景象，所以，李诵作为太子储君，一直有心继承代宗和德宗的志向，为修复大唐社稷弊端渴望积极振作。
贞元以后，德宗原来奋发的一面逐渐收敛，伴随财政和外朝（宰相与六部）等发生变化，内侍宦官打着为朝廷敛财的名头弊端多多，德宗对此一味因循萎靡。李诵与东宫的王叔文、王伾等人感到不满，接触一批有志于改变局面的文人，像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李景俭等，包括很重要的韦执谊，围绕李诵的继位而纷纷意图大展拳脚，调整种种弊端，可惜仅仅半年就归于失败，其中李景俭和吕温因出使边塞而躲过一劫，其他八人就成了放逐偏远地方的“八司马”。
之前分析过，贞元后期德宗有过更换太子的念头，父子关系确实一度变坏。李诵在贞元二十年发生中风也应该是事实，导致二十一年的贺新年未能参加。史书刻意点出德宗对太子缺席感到不满，然后就患病，二月就驾崩，多少有点把责任往顺宗身上推。
但是，李诵的病是否如记载那么严重，以至于刚刚登位没多长时间就无法理事，或者到底什么时候严重到不能理事？这些全都是谜团，疑点甚多。
第一，如果李诵中年以后身体不健康，一病就非常严重，换一个角度看，德宗打算换掉太子那就事出有因了。这出于对朝廷社稷负责，算不上德宗是对李诵不好。可结合情况来看，感觉顺宗的情况应该并没有那么严重。假如一个人患中风，如果第一次属于轻微，平时加以注意调理，一般也可以恢复六七成，并不会到不能行动，不能做事的程度。
第二，可以反证，假设李诵当真病情很厉害，当时就没法正常继位。诸多朝廷大臣，尤其俱文珍等宦官，应该就不会给李诵成为皇帝的机会，这属于合理判定李诵不适合继位——堂堂大唐至尊，怎么可能交给一个不能正常说话和做事的人呢？李诵和身边的王叔文、王伾就不会有后来的半年风波。
朝野对李诵身边王叔文、王伾等人的反对声浪早就出现，不完全是继位之后才掀起批评。如果在继位之前，鉴于李诵有严重疾病而排除隐患，更换皇帝就会是很有理据的事情，又何必等半年再来打击王叔文、王伾等一干人，再发生顺宗让位的一幕？
虽然这是事后议论，也尽管两个疑点之下对顺宗的处置都可算是不合常理，但前者对朝廷的影响肯定要小很多，也对后来得势的人更为有利。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唯一合理的解释自然就是，顺宗李诵的健康并没有后来形容那么夸张，甚至半年之后宪宗李纯的继位也属于逼迫顺宗退位，更遑论顺宗后来莫名其妙的离世！
半年之后的顺宗的确是再次病情发作，原本这就是受到突然刺激产生的情形。他在位时期虽然一直都需要休养，但半年左右并没有到严重到完全不能理事和不能言语的地步，他是借重王叔文等人，但他们的做法很大程度也代表了顺宗的意志，这是为了给后来宪宗继位铺垫一种合乎情理的说辞。
王叔文、王伾二人原来是李诵在东宫时期的文学侍从。德宗后期属于翰林待诏的闲职，但王叔文看好李诵年轻有为，志向远大，为李诵将来大展宏图，刻意结交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大批有才学的文人。顺宗继位时，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是翰林学士兼度支使、盐铁转运使，另让名相杜佑担任正职，属于配合王叔文。
以王叔文主抓度支和盐铁来说，还是在积极扭转贞元后期的经济，整个朝局围绕王叔文为中心协调宰相和皇帝展开。而王伾则主要联络后宫和宦官维持关系，韦执谊为相是帮助二王办事的外朝力量，而王叔文也时常入宫辅佐顺宗充当协调，这既有历来皇帝与宰辅各自处理政务的传统特色，也有德宗贞元以后改变制度、提携翰林学士充当机要分割宰相职权的特殊结果。
由于顺宗的健康确实是存在问题，他很少在朝堂公开接见大臣，就让人误解他缺乏处理事情的能力。史书称顺宗就算见大臣也居于帘幕后，但并非以此就轻率判定他完全丧失判断力，顺宗朝局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进一步发挥德宗改变行政方式突出简化功效，几乎成为一个小班子。
王叔文虽然是翰林学士，却没加宰相职衔，他以能够亲近皇帝商讨决策，然后取代皇帝、宰相三省和六部大臣共商议事的常规程序，这种明目张胆取代宰相与众大臣的做法当然会引起朝野巨大的批评和争议了。
回想德宗时期的陆贽等人，即便陆贽去代表皇帝处理一些事情都会被看不起，如他被朔方军将领李怀光批评。王叔文如此大张旗鼓改弦更张，怎能不掀起惊涛骇浪？他为了掌握财税，包括调动人事，为顺宗安插有共同志向的一批官员，希望以此改变气象形成一个新局面。
除顺宗外，他们还得到牛昭容（为李诵宠信的妃子）的支持，前面动静不大，针对一些保守的文臣看起来还顺利，可涉及到神策军的任命，就触犯当时俱文珍等宦官的利益。不过，并非王叔文、王伾就没有结交宦官。事实上王伾主动拉拢了李忠言，但李忠言服侍牛昭容，对宫禁内外安危毫无实际作用。
王叔文等想要具体带兵负责的范希朝取代俱文珍，实际想把神策军归还朝廷——由带兵将领负责而非宫廷宦官。但神策军归宦官已经十几二十年，重点是俱文珍等已经通过德宗时代的制度充分控制局面，王叔文等人的方式不够严密周全，因此打草惊蛇，反受其害。
范希朝是德宗年间中原邠宁节度使韩游瓌（瓌是瑰的古代异体字，读音也相同。西北灵州人，朔方军出身，郭子仪颇为欣赏的部下。李怀光在四镇风波中带朔方军救驾，不满待遇不如神策军李晟而倒戈，当时李怀光曾试图拉拢韩游瓌遭拒绝）的别将，在建中年间平四镇立功，得到提携，进入神策军任职。
韩游瓌在贞元年间死后，手下将士联名上书要求范希朝领军，德宗同意，令其改任振武军节度使（今天宁夏与陕西交界一带，过去属朔方军驻地，包括绥州、银州、麟州、胜州等地），前后长达十四年，直到贞元末年才回朝。
范希朝为人正直，待士卒甚好，所以王叔文等认为他有声望兼口碑：“有贞臣之节，有良将之风，识达武经，学综兵要”，任他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镇守奉天，试图取代宦官的神策都尉等职务。
关于大宦官俱文珍早期事迹并不多，他是贞元后期大量启用宦官去地方监军才起家，本来隶属宣武军。此前李希烈的淮西节度使占据汴州、宋州等地，后以刘玄佐出任汴宋节度使，宣武军正位于汴州开封，俱文珍当时叫刘贞亮（史书称冒姓刘氏，恐怕不是事实，俱文珍很可能的确姓刘，只是后来因为宦官身份口碑不好而被排斥才贬低其出身）在地方任监军。
在刘玄佐死后，儿子刘士宁意图作乱，被刘贞亮等擒获。体现了德宗安排宦官监军对地方军队的确有监督的效果，只不过很难简单评价最终效果到底是好是坏，至少可以表明双方矛盾十分突出。刘贞亮后来举荐宋州刺史刘逸准，深得德宗赏识，地位迅速提升，之后还举荐韩弘，全都证明刘贞亮善于发掘人才，经过两次整顿，宣武军终于彻底改组。
显然，这个本来叫刘贞亮的俱文珍是有一定才干的人物，在贞元后期回朝势力大增，成为窦文场、霍仙鸣（此二人在贞元前期风光了十一二年，在贞元十二到十四年先后死了）之后又一大头目。
俱文珍的特殊性在于，他之前并不算德宗身边的亲信，完全是在地方建立功勋返回宫廷受到提升。这是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一点。都知道德宗李适后来为人很敏感，不太轻信任何下属，尽管相对更倚重宦官，毕竟俱文珍主要是靠表现，心理上还不见得是德宗非常容易亲近的一个人。
那么在德宗驾崩，顺宗李诵登位这一关键时期，新君李诵想改变时局，恰恰身边没有特别依赖的宦官。由于他很宠信牛昭容，身边宦官李忠言一度被王伾等借重，希望由李忠言充当与宫廷宦官群体的纽带。对于宫廷局面，成为俱文珍和李忠言谁能真正操控神策军的较量，显然李忠言根本不是俱文珍的对手。
尽管俱文珍前期只是地方监军，与神策军的关系也是后来到京师才建立。但俱文珍毕竟有真材实料，《旧唐书》称其性情忠直坚强，也颇识义理，历来认为是根据韩愈所写《顺宗实录》，有些夸张不实。假如客观看待俱文珍从地方到宫廷的一系列表现，他对付二王八司马虽然是一个立场问题，可论才干和见识，恐怕并不是韩愈功利心态下的胡乱吹捧。
如前强调，顺宗是唐代多少年来难得一次储君正常继位，那么俱文珍按照规矩扶持新君，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要过于戒备什么，制造某种紧张气氛对他并没什么实际好处，即便对神策军与朝局情形肯定在观望。何况对二王八司马调动官员频繁，引发反响，一开始也和俱文珍无关，而是其他如武元衡、郑絪等，也包括西蜀地方的刘辟。
武元衡、郑絪都是宪宗前期的重臣，武元衡为武则天家族后人，其曾祖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兄弟。建中四年（784）参加科举因诗赋文佳，列进士榜首，然后到地方任职。贞元二十年（804）升御史中丞，掌监察执法、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之事，德宗李适经常称赞他有宰相的才能。
在武元衡声名鹊起的时候，嫁女儿给另一后来地位显赫的重臣段文昌，不过早期的段文昌还名不见经传，属于德宗十分信赖的西蜀藩镇韦皋从中牵线，段文昌起初正在韦皋身边任职。由于武元衡是名声很好的文人出身，且家境不错（虽然武家不比当年女皇在位，毕竟名气还是存在），又的确能干，原本王叔文、王伾早都对武元衡有好感，多次想结交拉拢，但武元衡对王叔文等太子身边的人私自结交大臣拉帮结伙很反感。所以，大臣们对王叔文的排斥并不是顺宗继位之后的事，顺宗之后应该说是这股声浪变得激化和加剧了。
德宗死后，武元衡原本负责丧葬事宜的山陵使，名义上很看重，实际也有被闲置的可能性。监察御史刘禹锡希望为仪仗官，为此方便影响武元衡，结果还是被拒绝（刘禹锡和武元衡不说私交，就文学交往至少还不错，诗集中有不少唱和之作）。
顺宗继位后，王叔文对未来宏图比较心急，希望大干一场，对很多官员不支持，甚至对他们的批评很窝火，干脆将武元衡罢免，改为太子庶子，结果反而让武元衡与太子李纯有了交集。
郑絪与武元衡有点相似，也是进士出身，一度到西川任掌书记，回朝一直在德宗身边供职十三年。顺宗继位，郑絪没有成为新君的重臣，也对王叔文、王伾用事不满。后来郑絪也是元和宰相，与武元衡、李吉甫交情颇深，有《奉和武相公省中宿斋，酬李相公见寄》诗歌流传。
反对王叔文的其实还有杜佑、杜黄裳等人，杜黄裳是韦执谊的岳父，只不过他们表面上对王叔文、王伾的态度相对缓和。但杜黄裳私下对韦执谊有过比较严厉的反对，认为韦执谊不应该支持二王。
韦执谊因王叔文过于武断两人产生一些分歧，体现了翰林学士对宰相职权的分割矛盾。加上杜黄裳和众多大臣议论纷纷，为掩饰自己依附王叔文，他也时常在办理事情时表现出和王叔文不一致的举动，但事后总会派人传递消息，向王叔文表示道歉。久而久之，王叔文还是认为韦执谊三心二意，二人的矛盾有加深的迹象。就在得知顺宗病情再次加重以后，杜黄裳率先主张由皇太子李纯出来主事。韦执谊十分惊骇，劝道：“您怎能刚升官就谈论禁中之事。”杜黄裳怒道：“我受三朝厚恩，怎能因一个官职便出卖自己。”
究竟当时如何提出由太子李纯走向台前，到最后胁迫顺宗李诵让位，可以说众说纷纭。
李纯成为太子，本就是顺宗继位以后的四月（实际还是德宗贞元二十一年），有了储君身份，朝廷内外对李纯的倾向性引起一番波澜。这时候大臣们对二王八司马的反对已经声势不小，所以，李纯的太子身份被定下来可以算未来变局一个小小转折，为提出太子主事奠定了重要基石。
但第一个抛出引玉的那块砖头，据说是镇守西川长达二十年的藩镇重臣韦皋临终前的建议。提前数月，韦皋就派出节度副使刘辟在长安活动，向王叔文索要并入东川节度使的职务，王叔文非常严厉的斥责。
刘辟耗费几个月时间，带回不好的消息，引得韦皋忽然暴毙，跟着就是刘辟要求自己接替韦皋职务，然后就是李纯即位后的军事行动。但奇怪的是，爆出韦皋的消息后，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给朝廷发来表章，与韦皋的意见大同小异。
不少研究者推测，要么韦皋、刘辟在长安本就带着贿赂拉拢权贵的变通策略。当王叔文态度执拗，加上得悉众多大臣反对王叔文，很可能刘辟与神策军俱文珍等人有过联络，神策军开始借助地方藩镇暗中推动朝野反对二王八司马。俱文珍以此契机后发制人，这就有了来自各地藩镇的表章，然后为推动太子李纯上位进行舆论造势，宦官操控朝野局面的力量再次脱颖而出。
随着感应到王叔文插手神策军的这种压力，俱文珍本来就不会坐以待毙，他果断采取非常手段，所以事态就发展为激烈变化。当事人刘禹锡后来在《刘子自传》中就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
这年十月（宪宗登位是这一年八月，几个月后就是元和元年了，算顺宗二月继位到八月让位，刚好是半年时间），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这一太上皇就是被迫下岗的顺宗李诵），向陇西经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可谓惊天举动。
跟着德宗非常宠爱的舒王李谊神秘身故，《资治通鉴》和《旧唐书》都简单记载永贞元年十月戊戌神秘的“薨”了，足见被认为患病严重的顺宗让位一幕，在相关事实上绝不单纯。陇西经略使刘澭当然能够看清时局风向，立刻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杖死。
一开始为了趁机上位掌控局势的是大宦官俱文珍，以为扶立年轻的太子坐到龙椅就能方便控制，事实上盘算错了，宪宗虽然年少，却很有手段，小皇帝反过来也在借俱文珍的力量争取上位。
俱文珍密令管束神策军的宦官拒绝接受王叔文等命令，王叔文自作主张还想要被任命为户部侍即时，俱文珍已开始控制宫廷守卫。而王叔文、王伾联络的宦官李忠言虽然亲近牛昭容和顺宗，但无任何兵力在手，根本无法充当保护伞。
俱文珍调动力量，拦截顺宗发出的“制书”，他轻松削去王叔文任翰林学士的头衔，剥夺他接近皇帝参与议事的职务。王伾经过多次争取才准许王叔文三五天到翰林学士院一次，实际二王已被拆散，顺宗朝廷大局已被俱文珍轻而易举掌控。
永贞元年八月，俱文珍召集士族官僚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等人至金銮殿，逼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宪宗继位时才十七岁。如前所述，顺宗这时候到底病情程度如何其实是一个谜。
总的来说，顺宗李诵继位后并没有再发的迹象，但到半年后，随着王叔文、王伾等人被大批朝臣反对，顺宗眼见一番宏图受到打击，这时候病情可能是有复发，但真正刺激他的一幕实际是被强迫要让位给太子。
不管顺宗是否有严重的病情，他到这时无心也无法再处理事务，唯有选择让位于李纯，称为太上皇，内心有志作为的顺宗无力回天，就此含恨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顺宗被软禁，无法再与任何大臣会面。到底是儿子宪宗的安排还是当时俱文珍的安排，已经无法查证了。
充满悲情色彩的顺宗李诵留给后人的疑惑不仅仅于此，还有他的死同样迷雾重重，不清不楚。
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依照宫廷礼仪，皇帝、太上皇都要出来接受群臣朝贺新年，可宪宗只在大会上提议为太上皇上尊号。元宵节过后的正月十八，太上皇还没有出来参加任何活动，宪宗只在朝会时对大家说太上皇的病仍没有好转，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公布太上皇长期患病），还说他天天都要过去探视，还陪伴太上皇吃药。
可就在第二天（正月十九日），顺宗就离奇死于兴庆宫，迁殡于太极殿发丧。有不少人估计太上皇可能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只为了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这是为掩盖太上皇已经被害死的真相。
究竟顺宗是谁害死已经很难揣测。一般来说自然都怀疑仍然是俱文珍等有权势的宦官群体，可当时宪宗是十七岁，而且还堂而皇之在处理顺宗的事情，假如俱文珍是害死其父皇的人，宪宗会不会这样“配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何况俱文珍在元和八年（813）病故时，宪宗对他的处置一直很不错，还赠开府仪同三司。显然在顺宗死的问题上，宪宗与俱文珍的立场是一体的，李纯当太子被各地藩镇制造舆论时，可能已经与俱文珍表示合作。可以假设，如宪宗李纯非常憎恶俱文珍等人，他能否被扶立就大成问题。
退一步讲，例如当时舒王还在，朝野都知道当年德宗非常喜爱他，完全有机会再与李纯一争高下。舒王李谊当时神秘的死、顺宗李诵跟着不明不白的死，全都是为了彻底打消还有人觊觎皇位的辣手狠招，宪宗李纯原则上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出于他受益最大，实在脱不了流言蜚语。
众所周知，多年后报应不爽，宪宗结果也死的极为蹊跷。史书称被宦官陈弘志谋害，当然他只是执行人，背后可能另有主谋，不少当时或稍晚的资料都推断宪宗妻子郭氏嫌疑很大。
郭氏是老臣郭子仪的孙女，郭暧与升平公主的女儿。宪宗虽然对郭氏不差，可出于忌惮外戚家族的传统，迟迟没有册立皇后。郭氏极为不满，后位不定，儿子储君地位不稳。宪宗晚年又迷恋丹药，脾气暴躁，神智受损，郭氏不能如愿，最终就拉拢人自己动手，扶持儿子穆宗上位。
对此一幕，不要说宣宗时候的《东观奏记》有野史小说色彩，当时亲历者元稹在《将进酒》中已经颇有“诗史”味道：“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伤主母。母为妾地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佯为僵踣主父前。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知妾为主说，主将泪洗鞭头血。摧集主母牵下堂，扶妾遣升堂上床。”
诗歌属于文学语言，但中心意思却很清晰，就是妾侍为了上位而毒害夫主。后来像陈寅恪等研究大家都提倡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可以“互通”，虽然不能完全轻信，但多少能够侧面提供一些线索和启发。